早期在中国市场，“伟中”的销售人员习惯每天去三大运营商的办公室“打卡”，技术服务工程师们习惯每天去三大运营商的机房“报到”，他们既是提供贴身保姆式的服务，又维系着从客户高层领导到基层技术人员的全面客户关系。
彼时的海外市场亦继承了这个传统，各国电信运营商的办公楼里总可以看到穿着西装，拎个包，或者再端着咖啡的中国人转来转去，那多半是“伟中”的销售人员；而只要客户允许，在各国运营商的机房里总是可以见到“伟中”的技术服务团队坐得整整齐齐。
2005年8月1日早上，“伟中”在苏丹的工程师们像往常一样去了“st电信”的机房，刚开始工作没多久，客户的一位项目经理冲了进来：“停止工作！赶快回去！停止工作！赶快回去！”
原来，7月30日晚上时任苏丹第一副总统兼南方政府主席的约翰·加朗乘直升机从乌干达返回苏丹途中坠机身亡。约翰·加朗是南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创建者，他领导南部反政府武装与苏丹政府进行了二十多年内战，直到去年1月南北双方才签署《全面和平协定》。
7月9日，他出任苏丹第一副总统兼南方政府主席，不到一个月即突遭不测。消息传出，人们普遍对苏丹和平进程感到担忧。喀土穆街头爆发了严重骚乱，焚烧汽车、抢掠商铺的行为此起彼伏，八十多人丧生。
“伟中”的办公室和宿舍远离骚乱区，大家紧急撤回了驻地，清点人数，独少了一个艾哈迈德·伟。
曹松急忙拨打小伟的电话，还好，拨了两、三次，电话通了：“小伟，在哪儿？”
“我还在‘st电信’！”
“我靠！我刚才最后一个走，机房里没人了呀？我还喊了几嗓子。”
“我拉肚子，在厕所，回机房一看一个人都没有了，楼下的客户说你们全走了。”
“那你等着，我们来接你。”
曹松去找老钟汇报：“钟总，把小伟拉在st电信了，找个司机去接下他吧？”
老钟有点怒：“你们搞什么？怎么会落下一个人就撤回来了？你赶紧给小伟打个电话，让他在机房多等等，现在从我们这里到‘st电信’的路上已经很危险了。我刚才给客户ceo打电话，他说‘st电信’那一片还好，呆在里面还安全点。”
曹松给小伟打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为了阻断骚乱分子的串联，在政府的要求下，全城的电信通信网络已经中断。
下午，甘法斯出现在办公室，他说市区局势稍稍稳定了一些，大部分街面已经被军警控制住了，但是晚上六点以后会全城宵禁，军警对不守禁令上街的人杀无赦。
曹松“咕嘟咕嘟”大口喝完一瓶水，对陈永生说：“永生哥，把车钥匙给我一下。”
陈永生疑惑地望他一眼：“你想干嘛？老钟说了，所有人不许出去。”
“不去哪儿，刚才没去吃午饭，饿了，就去食堂找点吃的。老钟说不许走远了，回宿舍可以。”
“伟中”新租了一栋小楼做宿舍，一楼是食堂。那楼离办公室很近，曹松驾着那辆“捷达”很快就到了。厨师还没有开始准备晚饭，他蹿进厨房瞅着四下无人拿了把菜刀，又在餐桌上找到几张油腻腻的报纸把菜刀一裹，夹在腋下跑回了车上。
曹松发动了车，定定神，一脚踩在油门上，直奔“st电信”。
他绕开了骚乱最严重的市中心，但所经过的街道上也是一片狼藉，到处是砖头、石块，路边是砸坏门窗的商铺、燃烧的汽车。
军警已经基本控制住局面，街上没几个闲人。曹松把车窗放下，不时伸出头朝着望向他的军警喊：“chinese！”
那些军警看到一张中国人的脸倒是没空搭理，偶尔还有人伸出手比个“v”字。
曹松到了“st电信”大楼，一路小跑直扑他们的设备机房。
三楼很安静，他推了推机房门推不开，他叫了几声“小伟”，又用力捶了几下门，竖起耳朵也没有听到里面有动静。他走到窗户前把脸贴着玻璃往里面看，但是只能看到机房的部分区域，看不到人影。
曹松心里有些慌，准备去楼上楼下找找。刚走出几步觉得不对，捶门的感觉不对，他又转回来，用肩膀猛力一撞，门开了。
门里面是用电脑桌顶住的，却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曹松疑惑地穿过操作间进了设备间，里面也没见人。
这个机房是下走线的，电缆线、信号线铺设在架空的防静电地板下，地板下面有半米左右高的空间。角落里有块地板似乎没有盖严实，曹松经过时顺势一脚，想把它踩紧了，地板下面却传来“哎哟”一声，他吓了一跳，往后跳了一步抽出了他的菜刀。
那块地板一下子翻在了一边，小伟揉着脑袋钻了出来。
曹松紧绷的脸顿时舒展开来，他指着小伟，哈哈笑了好一会儿才能开口：“我叫你也不答应，你钻地板下面干什么？亏你从不吃肉，瘦，这都钻得进去。”
小伟苦笑道：“没听见你叫我，我一天都顶着门躲在里面，本来难得这么清静，挺自在的。我一个人把我们的系统全面检查了一次，刚停下来听会儿音乐，突然听到有人‘咚咚咚’的脚步声，吓得我到处找地方藏。”
“赶紧走，呆会儿要宵禁了，想走也走不了，明天会怎么样还不知道了。”
两人离开了“st电信”，曹松开车，一遇见军警小伟就探着个脑袋在车窗外喊：“chinese！chinese！”
他打算抄一条近路，车转进了居民区间的一条小路。突然，车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辆被他们称作“蹦蹦跳”的三轮摩托车，开得飞快，居然超过了他们的“捷达”。
“蹦蹦跳”挤到他们前面不远处，一个急刹停住了。曹松跟着一个急刹，幸好两个人系着安全带，没有从车里飞出去。
他刚才已经从后视镜里观察“蹦蹦跳”，看到里面只有两个干瘦的半大孩子。他骂了句国骂，下了车，大叫一声：“whatareyoudoing？（你们想干什么？）”
话音未落，两个男孩分别从“蹦蹦跳”的左右跳了出来。
曹松看清楚了他们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把半米长的砍刀，另一人两只手各抓着块石头。他反应挺快，赶紧爬上车，一把抓过菜刀，愣了一秒钟又放下，大叫一声：“靠！快跑！”
他一脚油门，一打方向盘，车冲向路边，擦着根电线杆挤了过去。
“哐当”一声，一块石头砸在了车门上。
那两个男孩正向“蹦蹦跳”跑去，突然从前面迎面又冲过来一辆“捷达”，砰的一声将“蹦蹦跳”撞翻在地，然后倒车、掉头，跟在曹松和小伟的车后。
小伟盯着后视镜：“公司的车。”
他们一路狂奔，冲回了驻地。
曹松刚停好车，那辆车刹在了旁边，陈永生坐在司机位上，车上坐着几个壮实的同事，有人拿着钢管，有人握着木棒。
陈永生从车里出来：“你俩没事吧？”
曹松说：“永生哥，猛男！你那一下撞的，他们不会找到我们报复吧？”
“你这又害怕啦？你不叫我们，一个人过去找小伟不害怕？”
毕竟二十多年的内战已经令苏丹人民厌倦，喀土穆的骚乱来得快，去得快，局势很快恢复了稳定。
“伟中”去除腐败的决心坚定，在海外规范了与分包商的合作模式，清理了一批与来自国内的关联公司的合作关系，海外各地不得不更加坚定地依靠本地员工去发展本地业务。
地区部技术服务部有三个和大家熟稔的本地女孩。
负责培训中心的本地女主管梅最开放，她穿着时尚，不戴头巾，有一次外出主动邀请钱旦搭乘她的车，钱旦稍一迟疑，她就格格笑着喊“don’tbeshy”，令钱旦真的害羞。
负责为大家办理签证、机票的文员阿莉亚最传统，她总是一丝不苟地戴头巾，穿掩盖身材的长袍。
埃及人传统里没有只争朝夕的习惯，阿莉亚做事情总是慢腾腾，甚至被几个急性子的中方员工吼哭了两次。钱旦的策略不一样，他每次要阿莉亚办事总会悄悄赞美一句“youarebeautiful”，阿莉亚听到赞美不露声色，却总能按时帮钱旦办好事。
老韩的秘书玛蒂哈居于传统和开放之间，她也是个戴头巾的女孩，但经常是彩色头巾、牛仔裤、修身衣。会讲中文的她偶尔还能应付两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话，调侃中国人也有追求她的机会，偶尔叫道她已经被中国人同化了，不以胖为美了，要减肥。
钱旦和她聊到过开罗的姑娘们，玛蒂哈说从前她不戴头巾的，后来觉得自己不对，不应该抛弃传统，才重新戴回了头巾。她还说如今埃及叛逆少年太多：“你看看那些电视节目，女人们穿着暴露，很不好，带坏了青少年。”
钱旦手下有四个埃及本地工程师。
他安排老实大叔哈桑和精明小伙巴哈去了中国出差，在深圳面向全球的“800技术支持热线”中轮训三个月，既是想提升他们处理各种技术问题的能力，又是想让他们和国内的技术专家们混个脸熟，并且从机关的视角去了解公司的运作，希望他们回埃及后能够在地区部更好发挥“腰”的作用。
学究谢里夫在约旦出差支持项目，胖小伙阿马尔在马尔代夫出差支持项目，钱旦要求他们既要在项目中提升能力，又要更好地了解子公司的运作，以及“伟中”的交付项目从开工到验收，是怎么一步一步实施完成的。
钱旦的笔记本电脑坏了，连接显示屏的转轴断了一个。如果在国内打个电话给公司的it服务供应商，估计一天内就上门修好了。在埃及得送修、等待一个星期。他没了电脑，就每天坐在玛蒂哈旁边，用放在她旁边座位上的部门一台公用台式机处理处理邮件什么的。
那天早上，钱旦在办公室楼下瞥见辆车停在路边，觉得挺像阿马尔那辆红色土耳其车。他纳闷，难道这家伙一声不吭地擅自从马尔代夫回来了？
他上楼之后先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没看见阿马尔，他又坐在了玛蒂哈旁边的台式电脑前。
玛蒂哈见了他：“阿马尔在马尔代夫还正常吗？”
钱旦纳闷：“还好吧？出什么事了？”
“阿马尔妈妈来公司了，说他儿子有半个月没给家里任何消息了。”
“真的吗？他妈妈在哪儿？”
“刚下楼，她一大早就来了，我告诉她应该是工作忙的原因，答应帮他尽快联系上阿马尔。”
马尔代夫的通信网络确实不好，所以“伟中”正在帮当地的运营商新建一张无线通信网络。阿马尔过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处理好自己手机的漫游问题，钱旦每次联系他都是通过邮件。
他打通了马尔代夫的项目经理的电话：“老徐，项目还顺利不？我们软件产品没拖后腿吧？”
老徐说：“到目前进展还算顺利，客户比较满意。”
“真羡慕你们啊，在马尔代夫做项目，不整点客户投诉出来，我想来支持都不敢来，怕领导说我想去马尔代夫享受沙屋水屋。”
“老钱，你想多了。公司在马尔代夫没有后勤平台，物价巨高，一瓶水几美金，兄弟们吃喝都不容易，哪有什么沙屋水屋享受？我从公司预支的备用金很快就花掉了，马上要被房东赶了，这两天正在到处找房子，要换个便宜房子租。更惨的是我看见蚊子就害怕，有登革热。”
“马尔代夫有登革热？”
“你不知道吧？刚有个兄弟中招。”
“我靠，北非中东哪里都不容易啊！我那个本地员工表现怎么样？还好吧？”
“你们那个阿马尔非常不错！技术能力就不说了，他到这里之后我就没骚扰过你了吧？更难得的是这兄弟适应能力很强，现在天天和我们一帮中国人厮混在一起，以‘康师傅’和‘统一’度日，也没听到他有过什么抱怨。”
“那就好，你让他给他妈打个电话，他家里人说有一个月没他的消息了，不知出啥事了？”
“好！这边电话卡贵，电话费贵，他没买当地卡。”
原来，“儿行千里母担忧”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谚语，钱旦挂了电话又给阿马尔发了个邮件，邮件的标题以“urgent”打头，叮嘱他务必给家里报个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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