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要怎么做呢？”
“把批评权和监督权交给民众，把解释权，就是立法权收拢。难点是立法和执法的公正性，批评权和监督权并不可怕。”
海儒问：“你这是要改造道统？”
“嗯，与其守株待兔等传统道统来冲击，不如早早创造一套自己的价值观，走自己的路，让他们（道统）无路可走．．．．．．”
这时，北静王举手问：“等等，你刚才说道统在大康朝廷占了上风，或是实力相当的权力？”他刚才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
“你说呢？你一直在朝堂，不知道什么情况吗？四王八公还有多少个？皇权培养文官治国是必走之路，只是同时也在面对洪水猛兽的冲击．．．．．．还要恭喜你，下注下对了，但可惜投注太小。”他似笑非笑地看向北静王。
北静王知道他在说入股船厂的事，尴尬地讪笑以对。
“那朝廷的最终结果会怎么样？”北静王又问。
“烂船还有三斤钉呢，不管它，现在管好船厂自己内部的事先。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们只要牢牢把握好解释权，执法权，难道有牢骚还不让民众说几句吗？你没做亏心事，还怕人家说吗？让民众监督是非常必要的，当普通民众都是敢怒不言才是最危险的。俗话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是沉默中死亡。”
海儒有点怀疑，赌场那单事是朱然故意鼓励搞起那些名目开赌以试探大家的反应。
“这事真的可大可小，你有见过哪个国家实行过吗？效果怎么样？”海儒问。
“确实见过，不能一概而论，总体还是向好的。如果民众关注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都视为洪水猛兽，那可真的悲哀。”说着不自觉地看向若兰，很多人也跟着他在视线看向若兰，若兰感觉有点尴尬。
朱然继续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民众能够关注的内容少，能够有权利议论的话题少，所以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才会成热点和焦点。假如放开言论的自由度，话资多了，可能结果又会不同。
有些言论本身有约束的，不可能无限造谣，除了军事机密和经济机密，真话还是要鼓励民众多说的，特别是执政的效率和贪腐问题，更应该鼓励民众发言监督。相比之下，上位者私生活那点破事，真要做错了被人家耻笑是活该……当中也包括我，我做错了被人家痛骂也活该，欢迎监督。”
四姑娘嘟囔道：“你早就臭遍几条街了，还要等人监督吗？”
众人又笑起来，只有四姑娘才敢这样说她。
朱然捂眼说：“四姑娘投奔南洋后，以后我都没有吵架对手了，没人监督我了，真不知道是希望你找到小陈和好还是希望你被人退货。”
大家都哈哈大笑。
朱然继续说：“放开言论自由，刚开始确实会乱象丛生，很多花边信息充斥坊间大街小巷。当然主要是经济和教育问题，倘若大多数人都能读过书，生活有保障，不为明天两餐担忧，就不会被少数识字的文人操控言论方向。
同时，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谣言，妖言惑众这类事发生。重要信息的发布由执政衙门统一公布就是了，其它嘛，总要留些口子让洪水流走，想堵也堵不住。
上面说了一大堆废话，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要逐步放开言论自由，与民众一起建立一套价值观，把旧的道统排除。”
下面一片寂静，大家似乎没消化好他的言语。
芍药举手问：“新的道统，新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可以告诉大家吗？”
很多人听了都附和。大家又将视线投向朱然。
朱然解释道：“这个问题很好，我没答案，我有答案也不能告诉你，我给出答案是一种独裁，专制的表现，刚好与我的初衷相违背；放开言论自由本身是排斥旧的价值观，旧的道统的过程，所以新的建立过程就是在民众参与言论自由的争辩中，和在衙门管理言论自由的过程中诞生。是一个完善改造过程。只有在斗争中胜利，才能站得住脚，不会被旧的占上风。一句话，实践出真知。
我要说有答案，就算你勉强相信，民众也不服啊，其它文人也不服啊，我说孔子那套管理国家不行，人家会说，凭什么？历朝历代加起来都用了几千年了，你说不行就不行吗？
是这个理吗？”
大家一时沉默。
四姑娘问：“听你口气，无论如何，也是背离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传统的价值观念，能说你的方向和期望吗？”
朱然说：“传统儒家文化并非实际的学术，而是一套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体系。在儒家学校中，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等学科都不被教授，因此，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逻辑思维和创造力。
在生活中，儒家思想则被用于精巧的文字游戏、含蓄甚至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以及引经据典的考证。这导致形式主义泛滥，使得经济管理无拘无束，无人能够有效管理。这种仅仅依靠吟诗作赋式的管理方式从古代延续到现在。
这套学说被皇帝用来强行适应社会，结果只能是悲剧。
传统的管治，因为天高皇帝远、信息传递缓慢，无法依靠数字进行有效管理。因此，皇帝更喜欢儒家思想这种基于道德自我约束的方式来管理。传统儒家思想变成了用来剥夺底层民众精神追求和控制他们的道德绑架体系。
以后的世界都是你们年轻人的，我们鼓励大家学习算术，就是要求用数字来表达所有，用数字生产产品，用数字衡量管理的绩效成绩，不能模糊地说好，不好，差，不差。缺少有效的数字标准，那样会导致法制社会变成一个人情社会，没法可依，社会秩序也会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