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室的灯还亮着。
苏清越站在走廊尽头，透过窗户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道混合着深夜的寒气，让她感觉太阳穴一阵阵发紧。身后传来压抑的啜泣声，是李梅和其他几个清水湾的老人在等待。
老陈打来电话：“苏常委，查清楚了。今天下午去刘玉芬家的两个人，一个叫王强，是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另一个叫刘文斌的儿子刘小军。”
“刘文斌的儿子？”苏清越握紧了手机。
“对，二十四岁，在评估公司挂职。我们调了小区监控，看到下午两点左右，两人开车到刘玉芬家楼下，手里拿着文件袋。在里面待了二十分钟，走的时候刘小军脸色很不好看。”
“说了什么内容？”
“正在找目击者，但刘玉芬家的对门邻居老太太说，听到他们在里面争吵。刘小军说什么‘评估价不可能改’‘你们再闹也没用’，王强还威胁说‘再上访就追究你们妨碍公务’。”
苏清越闭上眼睛。威胁，又是威胁。这些人以为手握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以为老百姓的忍耐没有底线。
“王强控制了吗？”
“已经找到人了，在他家里。他说是刘小军让他陪着去的，只是‘正常的工作沟通’。刘小军现在下落不明，手机关机。”
“把王强带到留置点，我回来亲自问。”苏清越挂断电话，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抢救室。
门开了，主治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色凝重。
“怎么样？”李梅等人立刻围上去。
医生摇摇头：“农药毒性太强，虽然洗了胃，但肝肾已经严重损伤，还引发了心脏衰竭。病人年纪大了，身体基础差，目前还在危险期，能不能挺过今晚很难说。”
走廊里响起一片哭声。一个老人捶着墙：“造孽啊！刘婶多好的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就这么被逼死了！”
苏清越走到医生面前：“需要转院吗？需要什么医疗资源？我们全力配合。”
“现在转院风险太大，只能先在这里维持。”医生看了看她，“你是家属？”
“我是区纪委的工作人员。”苏清越出示证件，“这个案子我们正在调查。请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所有费用我们来协调。”
医生点点头，重新进了抢救室。
苏清越转向老人们：“各位叔叔阿姨，刘阿姨的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大家先回去休息，这里我安排人守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我们不回去！”一个老人激动地说，“我们要在这里等刘婶醒过来！我们要亲口告诉她，有人给她做主了！”
“对！我们不回去！”
看着这一张张苍老而倔强的脸，苏清越的眼眶忽然有些发酸。她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也是这样的年纪，也是这样固执而善良。
“好，那我们一起等。”她找了张长椅坐下。
李梅挨着她坐下，低声说：“苏常委，刘婶留了遗书，在她家里。要不要……”
“现在就去拿。”苏清越站起来，对值班的护士交代了几句，然后和李梅匆匆离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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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芬的家在清水湾安置小区12栋301室，就是苏清越上次来过的那个简陋的两居室。屋里还保持着白天的样子，桌上摆着没吃完的半碗面条，电视里播放着戏曲节目，音量开得很小。
遗书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是用小学生作业本写的，字迹工整，一笔一画。
“我，刘玉芬，今年六十七岁。老伴走了三年，儿子在外地打工，一年回不来一次。我家的老房子七十二平米，拆迁时说补偿六十二万，最后只给了五十四万。少了八万块，我问了三年，没人给我解释。”
“今天评估公司的人来了，说我的房子就值五十四万，一分不会多给。我说墙上的裂缝是我自己补过的，他们说我胡说。我说要去找纪委，他们说纪委也是听领导的。”
“我活够了。老伴走的时候，我就该跟他一起走。这三年，我天天想那八万块钱，想得睡不着觉。那是我和老伴攒了一辈子的钱，是给儿子娶媳妇的钱。”
“我不恨谁，只恨自己命不好。但如果我死了能引起领导的重视，能让其他乡亲拿到该拿的钱，我就没白死。”
“最后说一句：苏清越同志，我相信你是好干部，但你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这个世道，太难了。”
信的末尾，字迹有些颤抖，有几处被水滴晕开的痕迹，不知道是眼泪还是什么。
苏清越握着这薄薄的几页纸，感觉重若千斤。八万块钱，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只是一顿饭、一次消费，但对刘玉芬来说，是一生的积蓄，是活着的希望，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
“苏常委，”李梅哽咽着，“刘婶这些年过得真的很苦。老伴生病花光了积蓄，儿子在工地打工挣得不多。这八万块对她来说，真的就是命啊。”
苏清越没有回答。她把遗书小心地装进证据袋，然后开始在屋里仔细查看。
卧室的衣柜里，衣服不多，都是穿了多年的旧衣服。抽屉里有一些票据：医院缴费单、药费清单、水电费账单……最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袋。
她打开纸袋，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材料。有房产证复印件、评估报告、补偿协议、银行转账凭证，还有十几张手写的计算稿。每一张稿纸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旁边用红笔标注着疑问和对比数据。
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名单。上面列着二十多户人家的姓名、地址、房屋面积、评估价、实际补偿金额、差额。刘玉芬的名字在第一个，差额八万元。其他人的差额从三万到十几万不等，总额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三十七万元。
这显然不是刘玉芬一个人统计的。苏清越看向李梅：“这个名单，是谁整理的？”
李梅犹豫了一下：“是……是我们几个老人一起整理的。刘婶牵头，我们一家家走访，一家家核对。本来想等整理完了，一起交给您。”
“为什么之前不给我？”
“怕给您添麻烦。”李梅低下头，“也怕……怕没用。之前我们找过信访局，找过住建局，还找过电视台。有的说研究研究，有的说符合政策，有的干脆不理。我们以为，纪委可能也一样……”
苏清越感到胸口一阵发闷。老百姓不是不愿意相信，是不敢再相信了。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推诿，已经耗尽了他们的信任。
“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愿意作证吗？”
“愿意！”李梅抬起头，眼里有了光，“只要您说查，我们都愿意作证！我们手里都有材料，都有证据！”
“好。”苏清越拿起手机，“你现在就联系名单上的人，明天上午九点，到区纪委监委信访接待室。把所有材料都带上，有多少带多少。”
“明天？这么急？”
“对，明天。”苏清越看向窗外，夜色深沉，“刘阿姨等不起了，大家也等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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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苏清越回到留置点。
指挥室里，周维还在等她。桌上摆着两盒已经凉透的盒饭，还有厚厚一沓材料。
“刘玉芬怎么样？”周维问。
“还在抢救。”苏清越把遗书和名单放在桌上，“这是她留下的。还有这个，清水湾二十多户拆迁户的损失统计。”
周维快速浏览着，脸色越来越沉：“二百三十七万……这还只是二十多户。整个清水湾片区二百多户，如果都有问题……”
“总金额可能上千万。”苏清越接过话，“而且我怀疑，这不只是清水湾一个项目的问题。赵大勇在云湖做了这么多年，经手的项目十几个，如果每个项目都这么操作……”
她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这不是个案，是系统性的腐败。
“刘文斌带回来了吗？”她问。
“带回来了，正在审讯室。”周维指了指监控屏幕，“但嘴巴很硬，什么都不说。律师也来了，说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屏幕上，刘文斌坐在审讯椅上，跷着二郎腿，神情倨傲。他的律师正在和工作人员交涉，声音通过监控设备传出来：“我的当事人只是配合调查，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没有证据证明他涉嫌犯罪，无权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他有律师，张建国有律师，赵大勇跑之前肯定也咨询过律师。”苏清越冷笑，“这些人都很懂法，知道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但法律终究是公正的。”周维说，“只要证据确凿，再厉害的律师也救不了他们。”
正说着，老陈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苏常委，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王秀英出示的那张借条，书写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墨迹鉴定也证实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是事后伪造的。”
“对。而且技术科在借条上提取到了张建国的指纹，说明他知情甚至参与伪造。”
这算是一个突破。但如果只是伪造证据，最多是妨碍调查，还不是核心问题。
“刘文斌的儿子找到了吗？”苏清越问。
“还没有。但有个新发现。”老陈打开文件夹，“我们搜查刘文斌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保险柜。里面有一本账本，记录了评估公司近五年的‘特殊支出’。”
苏清越和周维同时凑过去看。
账本是手写的，类似旧式的流水账。每一笔支出都列明了时间、金额、事由、收款人。事由大多是“业务协调”“关系维护”“信息费”，收款人则五花八门：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有银行信贷员，有媒体记者，甚至还有几个大学教授。
翻到中间几页，苏清越的手指停住了。这里记录着一系列与“清水湾项目”相关的支出，时间跨度从2018年到2021年。收款人里出现了张建国的名字，金额三十万，备注“项目支持费”。还有张建军的名字，金额二十万，备注“咨询服务费”。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一笔记录：2021年9月，支出五十万，收款人“赵立民”，备注“法律咨询费”。
“赵立民……”苏清越念着这个名字，“一个法院院长，收评估公司的‘法律咨询费’？”
“不止这些。”老陈翻到下一页，“这里还有一笔，2020年10月，支出三十万，收款人‘李明’，备注‘领导关怀费’。但这个李明没有写全名，也没有职务。”
房间里安静下来。
李明，云湖区委书记，也叫李明。
“笔迹鉴定做了吗？”周维问。
“做了，确认是刘文斌的亲笔。”老陈说，“但这本账本和之前赵大勇的‘打点清单’一样，都是单方记录，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刘文斌可以说这是自己瞎写的，是为了逃税做的假账。”
“那就让他解释，为什么要在假账里记这些名字。”苏清越站起身，“我去会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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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里，刘文斌看到苏清越进来，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恢复了镇定。
“苏常委，这么晚了还不休息？”他甚至笑了笑，“你们纪委工作也太辛苦了。”
“刘总倒是很轻松。”苏清越在他对面坐下，“儿子失踪了，公司被查了，还能坐在这里谈笑风生。”
刘文斌的笑容僵了一下：“我儿子是成年人，有自己的生活。公司是合法经营，不怕查。”
“是吗？”苏清越打开文件夹，取出那本账本的复印件，“那你解释一下，这本账是怎么回事？”
刘文斌看了一眼，脸色微变：“这……这是我个人记的流水账，没什么意义。”
“个人流水账里，为什么会有给张建国三十万‘项目支持费’的记录？”
“那是……那是业务往来。我们评估公司承揽项目，需要相关部门的支持，这是行业惯例。”
“行业惯例是行贿？”苏清越盯着他，“还有这笔，给赵立民五十万‘法律咨询费’。赵立民是法官，给你们提供什么法律咨询？”
刘文斌的额头开始冒汗：“他……他退休前给我们讲过课，这是讲课费。”
“2021年9月，赵立民还在任法院院长，就能在外面讲课收钱？”苏清越步步紧逼，“而且讲课费五十万，什么课这么值钱？”
“我……我记错了，可能不是讲课费……”
“那是是什么？”苏清越又翻到一页，“还有这笔，给‘李明’的三十万‘领导关怀费’。这个李明，是不是区委李书记？”
“不是！绝对不是！”刘文斌猛地站起来，“那是另一个李明，做生意的！”
“做什么生意？公司叫什么？联系方式是什么？”
刘文斌答不上来，瘫坐在椅子上。
苏清越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今天下午，你儿子刘小军和王强去刘玉芬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刘玉芬会喝农药自杀？”
“自杀？”刘文斌瞪大了眼睛，“我不知道！我只是让儿子去沟通一下，解释评估政策……”
“沟通需要威胁吗？需要说‘再闹就追究妨碍公务’吗？”苏清越把邻居的证言记录推到他面前，“刘文斌，刘玉芬现在还在医院抢救，生死未卜。如果她死了，你们父子就是杀人凶手！”
“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刘文斌抱住了头，“是……是有人让我这么做的！”
“谁？”
“我……我不能说。”
苏清越知道，突破的时刻到了。她放缓语气：“刘文斌，你今年四十五岁，公司做了十几年，在云湖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案子坐实了，你要坐多少年牢？你儿子才二十四岁，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刘文斌的肩膀在发抖。
“现在交代，算你主动坦白，可以从轻处理。如果等到别人先交代，你就是从犯，甚至可能是主犯。”苏清越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刘文斌心上，“想想你的家人，想想你的未来。”
长时间的沉默。
审讯室里只有空调运转的嗡嗡声，和刘文斌粗重的呼吸声。
终于，他抬起头，眼睛通红：“我说……我都说。但你们要保证，保护我的家人。”
“只要你如实交代，我们会依法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刘文斌深吸一口气：“评估公司压价，是张建国要求的。他说旧城改造资金紧张，区里有压力，让我们把均价控制在5800以下。每压低一百块，他给我们返五个点。”
“五个点？什么意思？”
“比如清水湾总评估价一个亿，如果我们压到九千万，省下来的一千万，他拿五百万，我们拿五百万。”刘文斌的声音越来越低，“但这钱不是直接给，是通过他弟弟张建军的公司走账，做成咨询服务费、材料费。”
“赵立民呢？”
“赵立民是负责处理拆迁纠纷的。有些拆迁户不服评估价，会去法院起诉。赵立民就帮我们压下来，判我们赢。每压一个案子，我们给十万到二十万不等。”
“李明书记呢？”
刘文斌犹豫了，眼神闪烁。
“说。”苏清越催促。
“李书记……他没收过钱。但他暗示过，旧城改造是区里的重点项目，要‘特事特办’。有些程序上的问题，让我们‘灵活处理’。”刘文斌顿了顿，“而且，张建国敢这么干，也是因为有李书记撑腰。区里都知道，张建国是李书记的人。”
这番话，印证了苏清越之前的猜测。张建国只是执行者，背后还有更大的保护伞。
“这些话，你敢写下来吗？敢在法庭上说吗？”
刘文斌沉默了许久，最终点了点头：“敢。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儿子……他年轻不懂事，是被我牵连的。请你们从轻处理他。”
“我们会依法处理。”苏清越没有承诺什么，但语气缓和了些，“现在，把你刚才说的，详细写下来。时间、地点、金额、经手人，越详细越好。”
刘文斌拿起笔，手在颤抖，但还是一笔一画地开始写。
窗外，天色开始泛白。一夜又要过去了。
苏清越走出审讯室，看到周维在门口等她。
“突破了？”周维问。
“突破了。”苏清越点点头，“刘文斌交代了评估压价的利益链条，涉及张建国、赵立民，还提到了李明书记。”
周维的表情严肃起来：“涉及区委主要领导，这事就大了。必须马上向市纪委和省纪委报告。”
“我知道。”苏清越揉了揉太阳穴，“但在报告之前，我们还需要更多证据。刘文斌的口供只是开始，要有物证、书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刘玉芬那份名单上的拆迁户，就是最好的人证。”周维说，“如果二十多户人家都能站出来指证，这个案子就稳了。”
苏清越看了看时间，早上六点半：“九点，他们就会来纪委。到时候，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有多大。”
两人走向指挥室，准备整理一夜的工作成果。走廊的窗户透进晨曦的光，照在苏清越疲惫但坚毅的脸上。
这一夜，有人试图自杀，有人选择交代，有人在逃跑，有人在等待。
但天亮之后，一切都将不同。
因为民心之怒，终将化作正义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