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户部衙署内，堆积如山的账本散发着陈旧的霉味。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翻阅着各地呈报的赋税文书，眉头越皱越紧。明廷财政积弊已久，苛捐杂税多达数百种，田赋、丁税、盐税、商税混乱不堪，地方官员层层盘剥，中饱私囊，朝廷实际收缴的赋税不足额定的六成。与此同时，北方战事持续，新军扩编、军工生产、河道疏浚等新政举措皆需巨额资金，国库空虚，仅存白银百余万两，早已入不敷出。
“大人，江南苏松二府呈报的赋税银又短缺三成，地方官称是今年水灾导致减产，但据探子回报，实则是当地豪强与官员勾结，隐匿田产，偷税漏税。”户部主事低声禀报，语气中满是无奈。
毕自严长叹一声。他深知，若不彻底改革税制，整顿财政秩序，大明的新政将难以为继，北伐满清更是无从谈起。此事早已引起林越的高度重视，数日前，林越在文华殿召集内阁大臣与户部官员，明确提出“税制革新，开源节流”的财政改革方略，将其列为与军工革新、漕运整顿同等重要的核心新政。
七月初一，林越颁布《税制革新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税制改革。第一道政令便是“地丁合一”，废除以往的田赋与丁税分离制度，将丁税并入田赋，按土地面积与粮食产量征收赋税。规定每亩上等田征收白银三钱，中等田二钱，下等田一钱，无地、少地的农民免征赋税，彻底减轻了贫苦百姓的负担。同时，废除各类苛捐杂税，仅保留盐税、商税、关税三类正税，简化税种，明确征收标准。
新政推行之初，便遭遇了强大的阻力。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大豪强占有大量土地，却通过隐匿田产、虚报产量等方式偷税漏税，“地丁合一”税制让他们的税负大幅增加。许多豪强联合地方官员，公然抵制新政，声称“祖制不可违”，甚至煽动农民闹事。
苏州知府陈明夏便是抵制新政的代表人物。他暗中勾结当地豪强，故意拖延赋税征收，虚报灾情，声称苏州今年粮食减产五成，无法按新税制缴纳赋税。毕自严得知后，当即派遣审计院官员前往苏州核查。审计院是林越为加强财政管控专门设立的机构，拥有核查各级官府财政收支、查处贪污腐败的权力，直接对皇帝负责。
审计院官员抵达苏州后，并未理会陈明夏的百般阻挠，而是深入乡村，实地丈量土地，核查粮食产量。他们发现，苏州地区的实际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因推广高产作物有所增加，陈明夏与豪强隐匿的田产达数十万亩。证据确凿之下，审计院官员当即逮捕了陈明夏与参与偷税漏税的豪强，押解京城处置。林越下令，将陈明夏斩首示众，没收豪强隐匿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震慑了江南地区的抵制势力。
在工商业税收改革方面，林越推行“什一税”，规定所有工商业者按营业额的10%缴纳商税，废除以往繁杂的苛捐杂税。为确保商税足额征收，朝廷在各地设立税务司，负责登记商户信息、核查营业额、征收商税。同时，鼓励商户举报偷税漏税行为，举报查实者可获得偷税金额的三成作为奖励。
这一举措得到了中小商户的支持，但遭到了大商人与官商勾结势力的抵制。江南盐商汪福通凭借与朝中官员的关系，垄断了江南盐业贸易，以往通过偷税漏税获取巨额利润。“什一税”推行后，他的税负增加，便联合其他盐商罢市，企图逼迫朝廷妥协。
毕自严早有准备，他一方面下令税务司严查汪福通等人的偷税漏税行为，查实其历年偷税金额达百万两白银；另一方面，启用民间资本，允许符合条件的商户参与盐业贸易，打破汪福通的垄断。汪福通见罢市无果，反而面临巨额罚款与牢狱之灾，只得乖乖缴纳税款，接受朝廷处置。
盐铁专卖制度的改革同样触动了多方利益。以往，盐铁由朝廷垄断生产与销售，官员与盐铁商勾结，高价销售，谋取暴利，普通百姓难以承受。林越改革盐铁专卖制度，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盐铁生产，但产品需由朝廷设立的盐铁司统一收购与销售，统一定价，打击盐铁走私。
盐铁司成立后，迅速整合了全国的盐铁生产资源，优化生产布局，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加强对盐铁走私的打击力度，在各地设立关卡，严查走私行为。以往猖獗的盐铁走私活动得到有效遏制，盐铁价格大幅下降，普通百姓受益良多，朝廷的盐铁税收入也较之前增长了三成。
关税调整是财政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林越下令，对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商品征收5%的关税，鼓励对外贸易；对进口的香料、珠宝、奢侈品等征收15%的关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加强海关管理，在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设立海关总署，统一管理关税征收，打击走私偷税行为。
广州海关曾是走私偷税的重灾区，海关官员与洋商勾结，大量进口商品偷税漏税，导致朝廷关税收入损失严重。海关总署成立后，新任海关总督严格执法，查处了一批走私偷税的官员与洋商，没收走私商品，并处以巨额罚款。经过整顿，广州海关的关税收入较之前增长了两倍，成为朝廷重要的财政来源。
为加强财政管控，林越还推行了一系列配套措施。统一货币铸造，规定铜钱与白银的兑换比例为1:1000，禁止私铸货币，由朝廷设立的铸币局统一铸造铜钱与银币，确保货币质量与流通稳定。建立国库储备制度，将每年财政收入的20%存入国库，储备粮食、白银、战略物资，应对突发情况与战事需求。
审计院的作用在财政改革中得到充分发挥。审计院官员深入各地，核查各级官府的财政收支，查处了一批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的官员。河南巡抚李若星利用职权，贪污赋税银五十万两，被审计院查实后，林越下令将其凌迟处死，抄没家产。仅天启八年一年，审计院便查处贪污腐败官员百余人人，挽回财政损失数百万两白银。
经过一年的税制改革，大明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据户部统计，天启九年，大明财政收入达八百万两白银，较上年增长50%，彻底消除了财政赤字。财政支出结构也更加优化，军事开支占比40%，主要用于新军扩编、军工生产、边防建设；民生与基建开支占比30%，用于推广高产作物、修复水利、建设学堂；其余30%用于官员俸禄、国库储备等。
财政收入的增加，为新政的推行与北伐筹备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军工局得以扩大生产规模，每月生产的线膛枪、火炮、开花弹数量大幅增加，满足了新军装备的需求；漕运整顿、水利修复等基建工程得以顺利推进，改善了民生与交通条件；北方边防的物资储备充足，为北伐满清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京城的粮价稳定在每石五钱白银左右，普通百姓的税负减轻，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江南地区的工商业更加繁荣，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大量出口，换取了巨额白银；北方的煤炭、铁器等物资通过漕运运往南方，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
林越站在文华殿内，看着户部呈报的财政报表，心中感慨万千。财政是国家的命脉，税制改革的成功，不仅解决了大明的财政危机，更凝聚了民心，为大明的复兴之路铺平了道路。此时的他，更加坚定了北伐满清、恢复中华的决心。随着财政、军事、民生等各项新政的逐步推进，大明的国力日益强盛，北伐的时机也越来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