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的对峙，像绷到极致的弓弦。
爷爷沉默地站在那儿，用他不再高大却异常挺直的脊背，堵着那扇薄薄的木板门。陈干事阴阳怪气的“建议”和那群“战斗队”年轻人不耐烦的催促，像冰冷的潮水，不断拍打着门板，也拍打着院子里每一个人紧绷的神经。
母亲抱着我，几乎要窒息。她能感觉到怀里我小小的身体也在微微发抖，不是怕，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紧张。奶奶死死抵着门，老泪纵横，嘴里无声地念叨着什么，大概是祈求满天神佛。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就在门外年轻人的耐心即将耗尽，叫嚣着要“采取革命行动”强行撞门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个略显焦急的声音响起：“干什么？都聚在这里干什么？！”
是工作组吴组长的声音！
门外的喧哗声戛然而止。
“吴组长！”陈干事的声音立刻带上了一丝恭敬，但很快又转为“义正辞严”的汇报，“我们发现张家可能藏匿有反动书籍，张大山同志拒绝配合检查，态度很成问题！我们正在对他进行教育……”
“胡闹！”吴组长打断了他，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悦，“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战斗队’？哪个战斗队？经过公社批准了吗？有正式手续吗？”
“吴组长，我们是自发的革命群众组织，为了保卫……”年轻人试图辩解。
“保卫什么？保卫无组织无纪律吗？”吴组长的语气严厉起来，“都散了！有什么情况，按程序向工作组反映，由工作组统一调查处理！聚众冲击社员住宅，像什么样子！陈干事，你也是老同志了，怎么能跟着胡来？还不把人带走！”
门外传来一阵低低的、不甘的议论声，但在吴组长明确的呵斥下，最终还是渐渐平息了。脚步声杂乱地远去，似乎是那群“战斗队”的人被驱散了。
陈干事似乎又低声跟吴组长说了几句什么，声音模糊不清，最后也只得不情愿地离开了。
门外，只剩下吴组长和爷爷。
“大山同志，”吴组长的声音放缓了些，隔着门板传来，“没事吧？”
爷爷沉默了一下，才开口：“没事。多谢吴组长解围。”
“谈不上解围。是他们乱来。”吴组长顿了顿，“不过……群众有反映，我们工作组也不能不重视。关于藏匿反动书籍的传言……”
“绝无此事。”爷爷斩钉截铁，“我张大山家里，除了几本毛主席着作和公社发的学习材料，没有任何其他书籍。吴组长若不信，可以带正式手续来查。”
门外的吴组长似乎沉吟了片刻，才说：“嗯，你的为人，我还是了解一些的。但人言可畏，现在又是非常时期……你自己，还有家里人，都要注意影响，谨言慎行。没事尽量不要外出，更不要接触不该接触的人。明白吗？”
“明白。”爷爷的声音毫无波澜。
“那就好。我先走了，你们……好自为之。”
吴组长的脚步声也远去了。
门外，彻底安静下来。只有晚风吹过树梢的呜咽，和远处隐隐的闷雷。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十几秒，然后，奶奶腿一软，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捂住脸，压抑地痛哭起来。母亲也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抱着我，背靠着墙壁，缓缓滑坐到地上，大口喘着气，脸色白得像纸。
爷爷在门外站了许久，直到确认外面再没有任何动静，才缓缓转过身。他没有立刻推门进来，而是背对着门，仰头望着黑沉沉、没有一颗星光的夜空，久久不动。暮色将他佝偻的背影勾勒得如同一尊风化的石像，孤单，苍凉，却又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坚硬。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伸手，推开了院门。
门轴发出艰涩的“吱呀”声，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他走进来，没有看瘫坐在地上的奶奶和母亲，径直走到堂屋那把旧椅子旁，坐下，拿起旱烟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划了好几次火柴才点燃烟锅。他深深吸了一口，浓重的烟雾模糊了他脸上所有的表情，只有那双深陷的眼睛，在烟雾后面，亮得吓人，又空得吓人。
这一夜，无人入睡。
母亲把我和她紧紧地裹在被子里，仿佛这样才能汲取一点暖意和安全感。她不停地轻轻拍着我的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安慰她自己。我能听到她急促而压抑的心跳，感觉到她身体的微微颤抖。
堂屋里，爷爷的旱烟味道飘了一夜。偶尔，传来他低沉而压抑的咳嗽声。
天快亮时，下起了雨。不是雷雨，是冰冷凄清的秋雨，淅淅沥沥，敲打着窗纸和屋檐，像是无数悲伤的哭泣。
这场突如其来的“搜查”风波，虽然被吴组长暂时压了下去，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比那场秋雨更彻底地浸透了张家每一个角落。
它像一个明确的信号：张家，已经被某些力量牢牢锁定，随时可能被再次、更猛烈地冲击。那本《赤脚医生手册》，也从一个可能带来帮助的秘密，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致命的隐患。
第二天，雨还在下。天色灰蒙蒙的，压得人透不过气。
爷爷没有出门，只是坐在堂屋门口，望着连绵的雨幕出神。母亲和奶奶强打精神，准备着简陋的早饭，动作机械，眼神空洞。
快到中午时，雨势稍歇。院门又被敲响了。
这一次，敲门声很规律，不轻不重。
所有人都像惊弓之鸟一样，猛地抬起头，看向院门。
爷爷缓缓站起身，走过去，拉开了门闩。
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工作组的普通干部，姓周，平时还算和气。另一个，竟是孙婆子的男人，孙老栓。他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和几根钉子，不敢看爷爷的眼睛。
“张……张大山同志，”周干部脸上带着点公事公办的尴尬，“工作组有个通知。”
爷爷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这个……根据革命群众的要求，和当前运动的需要，也为了……为了更好地对你进行帮助教育，工作组研究决定，”周干部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式些，“暂时收回你家的部分……生产资料。嗯，就是这两扇门板。”
他指了指张家那两扇已经有些年头、油漆斑驳的木板门。
“门板？”奶奶失声叫了出来，“门板算什么生产资料？这是我们的家啊！把门板拆了，我们……我们怎么住？”
周干部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但还是硬着头皮说：“王婶子，你别激动。这是暂时的，是运动需要。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做法，是为了让……让需要帮助的同志，更好地接受群众的监督，与旧的家庭观念、私有观念彻底决裂。”
他看了一眼旁边一直低着头的孙老栓：“孙老栓同志是木匠，过来帮忙拆卸。这也是……给他一个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爷爷的目光，从周干部脸上，慢慢移到孙老栓脸上。孙老栓的头垂得更低了，握着工具的手微微发抖。
堂屋里，母亲抱着我走出来，听到这番话，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拆掉门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家最后的屏障和隐私，将被彻底剥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窥视、甚至踏入这个院子。这在注重隐私和安全的农村，是极大的羞辱，也意味着彻底的不设防。
爷爷依旧沉默着。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眼神里有怒火，有屈辱，有深深的悲凉，但最终，这一切都归于一片死水般的平静。
他侧开身，让出了门口的位置。
“拆吧。”他只说了两个字，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
周干部似乎松了口气，赶紧示意孙老栓动手。
孙老栓提着工具，低着头，几乎是挪着步子走进院子。他不敢看任何人，径直走到门边，抡起锤子，开始拆卸那两扇伴随了张家不知道多少年的门板。
“哐！哐！哐！”
锤子砸在门轴和门框上的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在连绵的秋雨背景音里，显得格外刺耳，格外残忍。每一下，都像是砸在张家每个人的心上。
奶奶捂着脸，转身冲进了灶房，传来压抑不住的痛哭声。母亲抱着我，背过身去，肩膀剧烈地抖动。二叔和三个哥哥站在堂屋门口，拳头捏得死死的，眼睛通红，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孙老栓的动作很快，或许是因为愧疚和害怕，他只想尽快结束这难堪的差事。很快，两扇门板就被卸了下来，靠在院墙边。原本有门的地方，只剩下一个空洞洞的、丑陋的门框，像一张被拔光了牙齿、大张着的嘴，对着外面湿冷的世界，也对着院子里绝望的一家人。
秋风吹着雨丝，毫无阻碍地灌进堂屋，带来刺骨的寒意。
周干部看着空洞的门框，似乎也觉得有些不妥，干巴巴地补充了一句：“那个……晚上，可以用席子或者旧被单暂时挡一下风。”
说完，他像是完成任务般，赶紧招呼着抱起门板的孙老栓，匆匆离开了张家院子，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院子里，只剩下空洞的门框，呼啸的风雨，和一群被剥光了所有尊严和安全感、呆立在寒风中的人。
爷爷走到那空洞的门框前，伸出手，摸了摸边缘粗糙的木茬。他的手指在那上面停留了很久，然后缓缓收回，转过身，看向堂屋里失魂落魄的家人。
他的目光一一掠过哭泣的奶奶，颤抖的母亲，愤怒的儿子们，最后，落在我脸上。
我被他眼中那种深不见底的、混合着绝望与某种奇异决绝的东西震慑住了。
“都看见了吧？”他开口，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门，没了。”
他顿了顿，雨水打湿了他花白的头发和肩膀，他却浑然不觉。
“从今天起，咱们家，就真的……没什么可守的了。”
他的目光再次扫过所有人，一字一句，像是用尽全身力气在说：
“守不住门，就守住人。守住心。”
“只要人还在，心还没散，这个家……就还在。”
说完，他不再看那个空洞的门框，转身，一步步走回堂屋，走到那把旧椅子旁，坐下，重新拿起了旱烟杆。他的背，似乎比刚才更佝偻了一些，但坐在那里的姿势，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石头般的坚硬。
风，卷着冰冷的雨丝，从没有门板的门口长驱直入，灌满了整个堂屋，吹得油灯的火苗疯狂跳动，几乎熄灭。
但爷爷就坐在那风口里，一动不动，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刚吐出来，就被风吹散，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湿冷的黑暗里。
门板被拿走了。
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块木头。
更是一个家庭最后的屏障，和在这个疯狂年代里，仅存的一点，关于安全和尊严的幻想。
从这一刻起，张家，将真正地、毫无遮掩地，裸露在这个寒风刺骨、危机四伏的春天里。
而他们要守护的，只剩下彼此，和那一颗颗在绝望中，依然不肯熄灭的、微弱的心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