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知远留下的那本《赤脚医生手册》和一小包草药，像两颗滚烫的炭，被母亲小心翼翼地埋在炕席最底下。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风险，却也可能是黑暗中一缕微弱的希望之光。那本旧书，母亲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拿出来，就着油灯昏暗的光，费力地辨认着上面的字句。她识字有限，许多专业名词看不懂，但一些简单的急救、退烧、处理常见小病的土方子，她看得格外认真，嘴里无声地默念着，手指一行行划过发黄的书页。
奶奶也知道了书的存在，她对此的态度复杂而矛盾。一方面，她本能地恐惧任何可能带来麻烦的“外来物”，尤其是来自一个“右派”的东西；另一方面，作为经历过缺医少药、眼睁睁看着亲人被小病拖垮的老一辈，她又比谁都清楚，在某些要命的关头，一点靠谱的知识意味着什么。最终，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母亲熬夜看书时，会默默地把油灯捻亮一点，或者端来一碗温水。
爷爷对这本书的态度更加微妙。他什么也没问母亲，仿佛那本书根本不存在。但有一次，建国在砍柴时不小心划破了手，伤口有点深，血止不住。奶奶急着要找香灰（土法止血），爷爷却罕见地沉默着，目光看向母亲。母亲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脸色发白地看了看爷爷，又看了看疼得龇牙咧嘴的建国，一咬牙，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她拿着那本《赤脚医生手册》和一小块干净的旧布出来，手指微微颤抖地翻到某一页，对照着，用煮过的温盐水和书里说的一种附近能找到的止血草叶，给建国清理包扎了伤口。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爷爷在一旁看着，直到母亲把书匆匆收好，他才收回目光，继续低头抽烟，只是那紧锁的眉头，似乎舒展了极其细微的一小道缝隙。
这成了张家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一本来自“牛鬼蛇神”的书，却可能在未来某个危急时刻，护住家人的一点平安。这种荒诞与现实的交织，正是这个扭曲年代的鲜明注脚。
日子在提心吊胆中继续。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高音喇叭里播送的内容，火药味一天浓过一天。公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和声讨大会，附近大队已经出现了给“地富反坏右”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的场景。学校彻底停课“闹革命”，建军和建党也不用再去学校，算是暂时脱离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被更直接地暴露在村里日益狂热的氛围中。
工作组在村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吴组长不再满足于办公室听汇报，开始频繁出现在田间地头、社员家里，美其名曰“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材料”。而那个陈干事，则活跃得多，身边常常跟着几个村里游手好闲、此刻却突然积极起来的年轻人，四处“了解情况”，“收集反映”。
孙家自然是他们“了解情况”的重点。孙婆子如今挺直了腰板，在村里走动时，脸上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神色，说话声音都高了八度。她那个在公社武装部的侄子陈干事，俨然成了她在村里的靠山和代言人。村里一些见风使舵、或者原本就与张家有些龃龉的人，开始有意无意地往孙家那边靠拢，闲话和指责也越来越多地指向张家。
压力是全方位、无孔不入的。
生产队派工时，最脏最累、工分又最低的活，总是“自然而然”地落到爷爷、二叔和已经辍学的建国头上。去队里领东西，永远排在最后，拿到手的永远是最差的。连去村口井台打水，如果碰到孙家或跟他们亲近的人家，总要被冷言冷语几句，甚至被故意挤到后面。
更让人心寒的是人情的凉薄。以前关系还算不错的邻居，现在见了面，顶多匆匆点个头，眼神躲闪着避开。路上遇到，宁愿绕道走。仿佛张家得了什么瘟疫，沾上就会倒霉。只有极少数像王奶奶那样心善又胆大的，才会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偷偷往张家门缝里塞几个鸡蛋，或者一把自家晒的菜干。
家庭内部的气氛也压抑到了极点。爷爷的话更少了，常常一整天也听不到他说几句话。他只是更拼命地干活，似乎想用肉体的疲惫来麻痹精神上的痛苦和巨大的压力。父亲回来得越来越少，每次回来都憔悴不堪，眼里布满红血丝，带来的消息也越来越让人心惊——县城里已经彻底乱了套，他所在的供销社被“造反派”接管，主任被关进了“牛棚”，他自己也因为“家庭问题”被停职审查，天天写检查，接受批判。
二叔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一点小事就能点燃他的怒火，有次因为建党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瓦盆，他抬手就想打，被母亲死死拦住。拦下之后，二叔看着吓得瑟瑟发抖的建党，又看看自己扬起的手，突然蹲在地上，抱着头，发出困兽般的低吼。
母亲成了这个家里最坚韧的那根弦。她默默承担了几乎所有家务，照料我，照顾情绪低落的奶奶，安抚躁动不安的二叔，还要担心在外面的父亲和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爷爷。她以惊人的韧性维持着这个家最低限度的运转和体面，尽管她自己眼下的乌青越来越重，瘦得几乎脱形。只有在深夜，把我哄睡之后，她才会允许自己流露出片刻的脆弱，望着漆黑的屋顶，无声地流泪，或者拿出那本《赤脚医生手册》，摩挲着粗糙的书页，仿佛能从上面汲取一丝微弱的力量。
我一天天长大，能走得更稳，说的话也更多。我清楚地感知到这个家正在崩塌的边缘挣扎。我用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来试图粘合那些裂缝。我会在爷爷收工回来，疲惫地坐在门槛上时，摇摇晃晃地走过去，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一块烤土豆塞进他手里；会在二叔闷头抽烟时，爬到他腿上，用小手去抚平他紧皱的眉头；会在母亲偷偷哭泣时，假装刚睡醒，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喊“妈”，张开手臂要她抱。
我的存在和那些笨拙的亲近，是这个寒冷沉重的家里，唯一一抹鲜亮的、温热的色彩。它不能驱散阴霾，但至少能在家人冰冷的心湖里，激起一丝微小的涟漪，提醒他们，这个家还在，还有需要守护的、小小的希望。
这天傍晚，天色阴沉得厉害，空气闷热，一场雷雨似乎正在酝酿。爷爷和二叔还没回来，建军和建党去后山拾柴了。母亲在灶房准备晚饭，奶奶在院子里喂鸡。
我坐在堂屋门口的台阶上，玩着几颗光滑的小石子——这是建党给我捡的“宝贝”。忽然，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喧哗声由远及近，停在了我家院门外。
“张大山！出来！”
“张家的！开门！”
粗鲁的吆喝声伴随着“哐哐”的拍门声，打破了黄昏的寂静。
母亲手里的勺子“当啷”一声掉进锅里，脸色瞬间惨白。奶奶也僵在了鸡窝旁。
我抬起头，看向院门。透过门板的缝隙，能看到外面影影绰绰站了好几个人。
“谁啊？”奶奶强作镇定，走到门后问。
“革命群众！”一个年轻而亢奋的声音回答，“快开门！找张大山有事！”
奶奶回头看了一眼灶房门口脸色发白的母亲，咬了咬牙，没有开门：“他……他还没下工回来。有什么事，等他回来再说。”
“少废话！我们知道他在家！再不开门，我们可要采取革命行动了！”外面的声音更加咄咄逼人，开始用力撞击门板。
薄薄的木板门被撞得摇晃起来，门闩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母亲猛地冲过来，一把将我抱起，紧紧搂在怀里，她的身体在剧烈颤抖。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另一个略显苍老、但带着威严的声音：“干什么？！你们是哪个队的？谁让你们来的？！”
是爷爷的声音！他回来了！
外面的撞击声停了一下。
“张大山，你回来的正好！”那个年轻的声音转向爷爷，气势却不减，“我们是公社‘扞卫红色政权战斗队’的！接到革命群众举报，你们家藏匿反动书籍，传播有毒思想！现在，我们要进去搜查！”
反动书籍？！
母亲抱着我的手臂猛地一紧，我感觉到她瞬间僵硬的身体和骤然停止的呼吸。她的目光，惊恐地投向里屋的方向——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还藏在炕席底下！
奶奶也吓傻了，呆立在门后。
门外的爷爷沉默了几秒钟，再开口时，声音异常冷静：“搜查？有公社或者工作组的搜查令吗？谁指使你们来的？吴组长知道吗？”
“少拿工作组压人！我们是自发的革命行动！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年轻人显然背熟了口号，说得慷慨激昂，“张大山，你别想转移话题！赶紧开门，接受革命群众的检查！不然，你就是对抗运动，罪加一等！”
“我没有藏什么反动书籍。”爷爷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我的家，也不是谁想搜就能搜的。你们要是真有证据，就去公社，去工作组，让他们带着正式手续来。现在，请你们离开。”
“你……”外面的年轻人似乎被爷爷的镇定和有理有据的驳斥噎住了，一时语塞。
就在这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插了进来：“张队长——哦，不对，现在不能叫队长了——张大山同志，何必这么紧张呢？革命群众有怀疑，检查一下，澄清了不就好了？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还是说……你家里，真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
这个声音……是陈干事！
他竟然也来了，而且就混在这些人中间！
爷爷的呼吸似乎粗重了一瞬，但他很快控制住：“陈干事，你也在这儿。那就更好了。请你告诉这些‘革命小将’，没有合法手续，私闯民宅，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如果人人都这么搞，生产队还怎么搞生产？社会秩序还要不要？”
陈干事干笑了两声：“话不能这么说嘛，老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还是要保护的。这样吧，你也别让我们为难。你就打开门，让大家看一眼，没事，我们马上就走，也好还你一个清白。怎么样？”
他这话说得滴水不漏，看似给了台阶，实则步步紧逼。开门，就可能被他们找到借口闯入；不开，就是“心里有鬼”，“对抗群众”。
院子里，母亲紧紧抱着我，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襁褓。奶奶背靠着门板，双腿发软。巨大的恐惧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这个小小的院落。
我知道，那本《赤脚医生手册》，此刻成了悬在全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不仅坐实了“藏匿反动书籍”的罪名，更可能被无限上纲上线，和宋知远这个“右派”联系起来，那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爷爷站在门外，背对着我们，面对着那些不怀好意的“革命群众”和阴险的陈干事。他的背影在暮色中，像一堵沉默而孤绝的墙。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闷热的空气凝滞不动，只有远处隐隐传来的闷雷声，预示着风暴的临近。
一场比自然界的雷雨更可怕的风暴，已经堵在了张家门口。
而这一次，爷爷还能像以前那样，凭着他的威望和道理，将这风暴挡在门外吗？
我靠在母亲冰冷而颤抖的怀里，睁大眼睛，看着那扇摇摇欲坠的院门，和门外那片越来越浓的、令人窒息的黑暗。
微光尚未找到，暗礁已至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