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这个数字，像一块巨大的、冰冷的铁块，狠狠砸在李静的头顶，将她刚刚因为医生临时处置而升起的一丝微弱希望，瞬间砸得粉碎，沉入无底深渊。她眼前阵阵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几乎站立不稳，只能死死抓住诊疗床冰凉的金属边缘，才没有瘫软下去。口袋里那不到三百块的零钞，此刻轻飘飘得像几片枯叶，毫无分量。
年轻医生（李静瞥见他胸牌上写着“赵铭”）看到她瞬间惨白的脸和几乎要崩溃的神情，眼中掠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快速处理完陈远的伤口，打好针，摘下沾了血污的手套，语气比刚才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带着职业性的沉重：“我能做的暂时只有这些。这针抗生素能顶几个小时，退烧针能让他舒服点。但他的肺炎和伤口感染都非常严重，必须住院系统治疗。你们……”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如果实在困难，可以去一楼大厅的‘便民服务中心’问问，那里有时候有社工或者志愿者，看能不能帮你们联系一下民政的临时救助或者慈善基金。但是，”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程序很慢，而且不一定能批下来，额度也有限。你丈夫的情况，等不起。”
程序慢，等不起。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李静心上。她看着诊疗床上因为药物作用而暂时陷入昏睡、呼吸依然急促、脸色青灰的丈夫，又看了看蜷缩在墙角椅子上、抱着妹妹、惊恐地望着这一切的小宝。陈曦大概是哭累了，也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泪珠。
去问？怎么问？她连开口求助的力气和勇气，都仿佛被那“五千”的巨石压成了齑粉。在这座完全陌生、庞大而冷漠的城市医院里，她像一个误入迷宫、即将溺毙的蝼蚁。
“谢谢您，赵医生。”李静的声音干涩嘶哑，几乎不成调。她深深鞠了一躬，这是她此刻唯一能表达的感激。
赵医生摆了摆手，没说什么，只是看了看表，又看了看陈远：“先在这观察半小时，看退烧针反应。半小时后如果体温能降一点，你们……再想办法吧。我还有其他病人。”说完，他转身匆匆离开了处置室。
处置室的门轻轻关上，将外界的嘈杂隔绝，只剩下医疗器械单调的嗡鸣和陈远粗重的呼吸声。狭小的空间里，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血腥和病气，令人窒息。
李静靠着墙，缓缓滑坐到冰冷的地板上，将脸埋进膝盖里。疲惫、绝望、恐惧、无助……像无数只冰冷的手，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扼住她的喉咙，撕扯她的心脏。她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可以带着孩子们穿越黑夜，可以找到丈夫，可以面对任何困难。可现实总是能轻易击穿她薄弱的防御，将她抛入更深的绝境。
五千块。一个她眼下无论如何也变不出来的天文数字。卖血？她这虚弱的身体，恐怕血站都不要。乞讨？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个重病的丈夫？且不说尊严，在这人来人往却各自匆忙的医院，能讨到多少？杯水车薪。去找工作？立刻能拿到钱的？根本不可能。
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陈远……那个念头刚一浮现，就被她狠狠掐灭，浑身都因为恐惧而颤抖起来。不！绝不！
她猛地抬起头，胡乱抹去脸上的泪水和冷汗。不能坐以待毙！赵医生说了，还有“便民服务中心”，还有社工，还有一丝渺茫的希望！哪怕程序慢，哪怕希望渺茫，也必须去试一试！这是眼前唯一能抓住的稻草。
她强迫自己站起来，双腿还在发软。走到诊疗床边，摸了摸陈远的额头，似乎比刚才稍微凉了一点点，但依然烫手。退烧针开始起效了。她又看了看时间，才过去十几分钟。
不能等了。她必须趁陈远暂时稳定，自己还有一丝力气的时候，去试试看。
“小宝，”她走到儿子身边，蹲下身，“妈妈要出去一下，问问看有没有人能帮爸爸。你在这里陪着爸爸和妹妹，一步也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好不好？如果爸爸醒了要喝水，或者妹妹哭了，你就按这个铃。”她指了指床边墙上的呼叫铃，“记住，除了医生护士，任何人来都不要开门，也不要跟任何人走。”
小宝的脸色比刚才更加苍白，黑眼睛里充满了超越年龄的恐惧和不安，但他还是用力点了点头，声音带着哭腔：“妈妈，你快去快回，我害怕……”
“不怕，小宝是男子汉了，能保护爸爸和妹妹。”李静抱了抱儿子，在他冰凉的小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又将陈曦小心地放到小宝旁边的椅子上，用毯子盖好。
做完这些，她最后看了一眼昏睡的陈远，深吸一口气，拉开了处置室的门，走了出去。
医院大厅比刚才更加喧闹，人潮涌动，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心烦意乱的背景音。李静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她努力辨认着指示牌，找到了“便民服务中心”的位置——在大厅角落一个用玻璃隔出来的小隔间里。
里面坐着两个穿着志愿者马甲的中年妇女，正在给一个老人耐心解释着什么。李静在门外徘徊了一会儿，看着里面的人，又看了看自己身上脏污的衣服和憔悴的面容，一股强烈的自卑和胆怯涌上心头。她能想象自己开口后，对方可能投来的审视、怀疑甚至不耐烦的目光。
但想到处置室里奄奄一息的陈远，她咬了咬牙，推开了玻璃门。
“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一个烫着卷发、面容和善的志愿者阿姨抬起头，微笑着问。但当她的目光落到李静身上时，那笑容微微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职业性的温和。
“阿姨，我……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丈夫？”李静的声音因为紧张和卑微而发颤，她语无伦次地快速讲述了陈远的情况，着重强调了病情的危重和他们的身无分文、走投无路，“……医生说要住院，要五千押金，我们真的……真的拿不出来……求求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救助……或者别的办法？”
两位志愿者听完，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为难。卷发阿姨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姑娘，你别急。我们这里主要是提供咨询和指引。对于你这种情况，确实可以尝试申请民政的‘急难型临时救助’或者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慈善基金项目。但是……”她指着表格，“需要填这个申请表，然后附上你们夫妻的身份证明（至少你的）、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和费用预估、你们家庭困难情况的说明或者证明……而且，申请需要时间审批，资金拨付也需要流程。最快……可能也要三五天，甚至更久。”
又是身份证明，又是诊断证明，又是等待。李静的心一点点沉下去。陈远没有身份证，诊断证明还没去开（那也要钱），而三五天……陈远能等三五天吗？
“阿姨，能不能……能不能快点？我丈夫他真的等不了那么久……”李静的眼泪又涌了上来。
另一位短发的志愿者摇摇头，语气带着同情却也无奈：“姑娘，我们理解你的难处，但这都是规定流程，我们也没办法加快。要不……你再去跟主治医生说说，看医院能不能先救人，费用慢慢筹？或者，你有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借一下？再或者，”她压低了些声音，“看看有没有同病房好心的病友家属，暂时帮衬一点？”
亲戚朋友？在这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李静绝望地摇头。病友家属？他们连病房都进不去。
卷发阿姨看着李静绝望的样子，似乎有些不忍，她犹豫了一下，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手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名字“王社工”。“这样吧，你打这个电话试试。这是负责我们这片区的驻院社工，姓王。她有时候能帮忙协调一些紧急的慈善资源，或者联系媒体什么的……不过，也别抱太大希望，找她帮忙的人很多。”
李静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接过那张纸片，连声道谢。走出便民服务中心，她看着手中那串陌生的数字，心中却一片茫然。打电话？怎么说？对方会接吗？会理她吗？
她走到一个相对安静的楼梯间角落，颤抖着手，拿出那个老旧的、电量已经不多的手机（在陌城一直没敢多用），按照纸片上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就在她以为不会有人接时，终于通了。一个略显疲惫但很温和的女声传来：“喂，您好，哪位？”
“您好……是王社工吗？我……我是市二院便民服务中心的志愿者阿姨让我找您的……”李静紧张得声音都在抖，再次快速而混乱地说明了情况。
电话那头安静地听着，偶尔“嗯”一声。等李静说完，王社工才开口，声音依旧温和，但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清晰：“李女士，您的情况我了解了。您丈夫的情况确实紧急。这样，您先别挂电话，我这边正在处理另一个案子，大概二十分钟后有空。您告诉我您现在的具体位置，我过去找您，当面了解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紧急协调的资源，好吗？”
二十分钟！还要等！但比起三五天，这已经是天大的转机。李静连忙报出了处置室的位置，再三道谢。
挂断电话，她靠着冰冷的墙壁，缓缓滑坐下去。二十分钟，像二十年一样漫长。希望如同风中残烛，被王社工这个未知的因素，暂时护住了一星火苗。但这火苗能否点燃，能否照亮前路，依旧是个未知数。她只能等待，在这充满消毒水气味和绝望气息的医院角落里，等待着那个可能带来转机，也可能只是另一个礼貌拒绝的王社工。时间，在绝境的微澜中，一秒一秒地煎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