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配套改革这股风，刮得比广场舞大妈的裙摆还猛，呼啦啦一下就把全县基层单位掀了个底朝天。
前阵子还只是躺在文件袋里睡大觉的黑体字，印在A4纸上干巴巴的，大家传阅时都当睡前读物看，眼皮直打架，觉得这事儿跟隔壁老王家的八卦一样，听着热闹，离自己远得很。
可没出半个月，风向就变了——县里开了声势浩大的动员会，乡镇紧跟着开了火药味十足的部署会，连村里宣传栏上都贴满了改革方案，那阵仗，比当年计划生育刷的标语还铺天盖地。
各种通知、解读、答疑，跟手机里杀不尽的弹窗广告似的，不管你乐不乐意，每天睁开眼，这玩意儿就怼到你面前，想忽略都难。
这改革的风里，裹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味儿。
对那些早看单位里“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老油条不顺眼的年轻人来说，改革就是那鲶鱼，终于要来搅和这潭死水了！说什么打破铁饭碗、竞聘上岗，有本事就上，没本事就下，听着就带劲儿，跟给沉闷的密室开了扇窗，透着新鲜空气；可对那些在事业单位混了十几年、几十年，早就把“稳定”当祖训的人来说，这改革就像老婆突然递过来一个包装精美却没写内容的礼物盒——盒子上画着“优化配置”“提升效率”的诱人图案，可谁也不知道拆开后，是能保住饭碗的“惊喜大礼”，还是直接收到“下岗通知”的“惊吓炸弹”。
一个个心里七上八下，跟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似的。
县城机关大院里的空气，都跟着紧张起来，比期末考场还压抑。
往日中午饭后，扎堆聊天、遛弯儿、交流育儿心得的人群不见了，要么躲在办公室里偷偷摸摸翻政策文件，像做贼；要么三两个凑在楼梯间、厕所门口，压低声音交换着不知从哪听来的小道消息，神情鬼祟。
连走路都下意识踮着脚尖，生怕脚步声重点，就把那根已经绷到极限的神经弦给“嘣”一声踩断了。
每个单位此刻都像过年时小孩手里没放稳的“鱼雷”炮仗，表面看着安安静静，可门一关，里面全是滋滋冒烟的人心，说不定哪个火星子溅过来，“砰”一下就炸得鸡飞狗跳。
这场改革，说白了，就是揣着全县上下几千号基层职工的饭碗和前途，在一条细细的钢丝上走秀。
走钢丝的是县里的领导，底下乌泱泱站满了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的看客——有真心盼着改革能带来公平的普通职工，有担心手中那点小权力被削弱的中层干部，还有不少揣着手等着看笑话、甚至想趁机下绊子的别有用心之人。
每个人都捏着把汗，盯着那根晃晃悠悠的“钢丝”，心里默念：可千万别掉下来啊！
常务副县长黄诚，就是那个被推到钢丝最前面、还没给保险绳的“首席演员”。
这些天他忙得像个被抽得飞起的陀螺，从早转到晚，愣是没停过。
早上七点不到就出门，要么去东边的乡镇开座谈会，听老同志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倒苦水、摆困难；要么去西边的部门当“和事佬”，协调合并后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职能划分；中午就在老乡家蹭碗面条，胡乱扒拉两口又接着赶场，车轱辘转得比县城里洒水车的播放器还勤快。他办公室那张真皮座椅，怕是都快不认识这个主人了。早上九点多到单位，屁股刚沾着坐垫，准备下乡调研的电话准来；晚上七八点拖着快散架的身子回来，桌上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堆起一摞新文件，往往加班到半夜才能摸黑回家。
家里的老婆孩子都抱怨，快一个月没跟他同桌吃过一顿安生晚饭了，有时候孩子睡了他才像幽灵一样飘进门，早上孩子没醒他又化身一阵风刮走了。
这天，黄诚总算逮着个喘气的空档——县政府要开党组会，定在下午两点半开始，这意味着他上午能有宝贵的几个小时，钉在办公室里，处理那些已经堆得快能防地震的文件山。
一进办公室，黄诚就忍不住“嚯”了一声——办公桌上的文件夹摞得比他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却总泡枸杞的保温杯还高，红的、蓝的、黄的标签纸一张叠着一张，五彩斑斓，看得人眼花缭乱。
最上面是标着“特急”的红色文件夹，像催命符；中间是各个乡镇雪花般飞来的请示文件；底下还有厚厚一沓改革政策解读，上面被他用红笔、蓝笔、黑笔画得跟小孩涂鸦似的，密密麻麻。
黄诚把公文包往桌角一扔，松了松勒得他快断气的领带，伸手就去够最上面那个红色文件夹——
那是昨天晚上办公室秘书小跑着送来的，关于几个偏远乡镇在改革中遇到巨大阻力的紧急汇报，他还没来得及看。可他的手刚碰到文件夹的边儿，桌上的固定电话就跟索命鬼似的，“叮铃铃”尖叫起来！那铃声尖锐刺耳，在骤然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瘆人，像是存心要把他这好不容易偷来的片刻安宁撕个粉碎。
黄诚的手僵在半空，无奈地叹了口气，收回手，认命地拿起听筒，努力让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像连续加了三天班：“你好，县政府办公室，我是黄诚。”
“是县政府不？！我找黄县长！找说话管用的！”
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一个中年男人急吼吼的声音，火气像是要从听筒里喷出来，还夹杂着一股子压抑不住的委屈和愤怒，听着就像个憋足了劲、马上就要炸开的高压锅。
黄诚心里“咯噔”一下——得，听这口气，准是来反映问题的，还是个一点就着的暴脾气。
他赶紧调整了一下坐姿，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可靠：“你好，同志，我就是黄诚。你别急，有什么情况慢慢说，我听着。”
“我能不急吗？！天都要塌了！”
男人的声音瞬间拔高了八度，跟点燃的炮仗一样，噼里啪啦地炸了过来，每个字都带着火星子，“我跟你说个塌天的大事！下面的乡镇配套改革都乱成一锅八宝粥了！简直无法无天，一点规矩都不讲！你们当领导的到底管不管？！要是不管，我们可就自己想办法维权了！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歪门邪道的人把我们的饭碗硬生生抢走！”
黄诚握着听筒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些。
他是全县乡镇配套改革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这事儿在他心里的分量，比老婆查岗时的压力还重。
眼下这改革就是县里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比招商引资、比项目建设都紧要——县委书记在动员会上拍了桌子，年底前必须全面完成改革任务，谁敢掉链子，谁就是全县的罪人！到时候，上面的板子打下来，下面的唾沫星子淹过来，那滋味想想就头皮发麻。
他坐直了身子，神情变得无比严肃，另一只手迅速抓过笔和记事本，进入战斗状态：
“这位同志，你先冷静！把事情说得具体点行不行？哪个乡镇？具体是什么问题？只要情况属实，我们一定认真核查，严肃处理，绝对不姑息！”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像是在强压怒火整理思路，也像是在做最后的心理斗争，接着，连珠炮似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是松鹤乡林业站的老王！我们这儿有个姓赵的副乡长，他那个小舅子在乡农技站上班，平时就是个甩手掌柜，活儿不干，屁事还多！这次改革考试，他居然敢带着小抄进考场！监考老师就站他旁边，看见了也当睁眼瞎！——后来我们才特么知道，那监考老师是赵副乡长以前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
男人的声音里愤怒更甚，还掺杂着一种“老子就知道会这样”的无奈和悲凉，字字句句都像小锤子，梆梆地敲在黄诚的心上：
“这还不算最绝的！考试考完了，不是要搞什么民主测评、考核打分吗？好家伙，那赵副乡长天天领着他那个宝贝小舅子，像赶场子一样，挨个酒店请各村支书、村主任吃饭！酒桌上就明着说，‘兄弟们，打分的时候手别太紧，抬一抬’！这他娘的还有没有一点王法了？！我们这些老实巴交、天天加班加点整理资料、跑腿落实政策的，难道就活该被他们挤下去？这简直是把改革的公平公正当擦屁股纸啊！”
黄诚一边听，一边笔走龙蛇地记录着，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
松鹤乡是县里有名的偏远乡镇，改革基础薄弱，他之前就担心那里出问题，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还是这种性质恶劣的舞弊问题。
他追问道：“老王同志，你说的这些情况，跟乡里的主要领导反映过没有？他们是什么态度？”
“哼！乡里？跟他们反映顶个屁用！”
男人的声音里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嘲讽，还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愤懑，“我们第一时间就去找了乡党委书记！你猜他怎么说？‘哦，知道了，我们会调查的’。结果呢？调查来调查去，查了个寂寞！屁响动都没有！后来我们才听说，那赵副乡长早就提着礼物去书记家‘汇报工作’了！两条软中华，外加一瓶飞天茅台！现在乡里有点门路的干部，都明着暗着给那些负责考核打分的评委送礼！不光请吃请喝，还塞红包、送高档茶叶！更离谱的是，有人说，个别掌握打分权的考官都他娘的明码标价了！一分钱一分货，给的钱多，考核分数就往高了打！这跟买卖官职有什么两样？！”
男人越说越激动，嗓门大得震得黄诚耳朵嗡嗡响，像是在发泄积压已久的怨气，又像是在做最后的呐喊：“下面都烂到根子了，乱成马蜂窝了！要是乡里有人真管，能成现在这鸟样？！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翻遍了改革文件，看到上面写着你是常务副组长，具体负责这事，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你打这个电话！这么大的事儿，要是县里再不给我们个公道说法，我们就联合其他几个也受了委屈的乡镇，直接上市里、省里讨说法去！看看这天下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
说完这最后通牒般的话，根本不给黄诚再询问细节的机会，“啪嗒”一声，电话就被狠狠挂断了！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单调而冰冷，像是在无声地嘲讽。
黄诚握着电话听筒，保持着接听的姿势，愣了好几秒，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他知道，这事儿大条了，绝不是小事——举报人说得有鼻子有眼，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俱全，不像空穴来风，而且涉及到干部公然违纪、破坏改革公平，性质极其恶劣！如果处理不及时、不果断、不彻底，不光松鹤乡的改革会彻底瘫痪，这股歪风邪气还会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其他乡镇，到时候整个改革大局都可能崩盘，甚至引发难以收拾的群体性事件！
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抓起桌上的另一部红色加密电话，直接拨通了县纪委书记马东的号码。
这种涉及干部顶风违纪的问题，必须纪委这把“快刀”出手，才能形成震慑。电话只响了两声就接通了，那边传来马东沉稳干练的声音：“黄县长，我是马东。”
黄诚顾不上寒暄，语气急促地说道：“马书记，情况紧急！我刚接到一个实名举报电话，反映松鹤乡在乡镇配套改革中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有干部明目张胆弄虚作假，纵容亲属作弊，还有收礼受贿、考官明码标价的情况！听起来性质非常恶劣！”
他言简意赅地把刚才电话里听到的核心内容复述了一遍，最后强调，“马书记，这事儿已经不是简单的操作不当了，它直接挑战改革底线，破坏的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必须快查快办，从严处理，给干部群众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马东是个四十出头的年轻干部，之前在市纪委就是以办案铁腕、思维缜密着称，去年才交流到县里任纪委书记。
虽然到任时间不长，但已经牵头查办了好几起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的案子，在干部中颇有威信。
听黄诚说完，马东的声音依旧平稳，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决：“黄县长，你放心。为了保障乡镇配套改革顺利推进，严明纪律规矩，我们纪委早就成立了专项督查组，秘密盯着各个乡镇和涉改部门的改革全过程，尤其是考试、考核这些容易出问题的关键环节。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你反映的松鹤乡的情况，我立刻安排最得力的核查小组介入，直接下沉到乡里，避开当地干部，进行暗访核实！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我在这里表个态：不管涉及到谁，不管他官多大，背景多硬，只要敢在改革期间顶风违纪，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该立案的立案，该处分的处分，该移交司法的坚决移交！绝不搞下不为例，绝不姑息迁就！必须杀一儆百，坚决剁掉这些伸向改革的黑手，绝不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全县改革这锅好不容易熬起来的汤！”
听到马东这番斩钉截铁、杀气腾腾的表态，黄诚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他知道马东是个说到做到、敢于硬碰硬的主，有纪委这把利剑出鞘，至少能迅速稳住局面，震慑住那些蠢蠢欲动的人。
挂了电话，黄诚看着笔记本上刚刚记下的几个关键词：“松鹤乡、赵副乡长、小舅子、作弊、送礼、考官标价”，手指无意识地用力敲击着桌面，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通充满火药味的举报电话，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改革推进到深水区，触及的利益越深，反弹的力量就越大，各种妖魔鬼怪都会冒出来。
他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更多、更复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