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业发射服务联合体”那封不点名的、软中带硬的“关注函”，被李振华当成了动员令，而非紧箍咒。
“鲲鹏”项目组内部简报全文刊载了这封函，并附上了李振华的亲笔批示：“对手的诋毁，是我们价值的最好证明。用更高标准、更快速度、更好结果，让他们的‘关注’，变成对我们的‘仰望’。 ”
批示用词很重，但也很提气。简报下发到每个研究室、车间、班组，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惊讶、不解、愤怒，最终化为一股沉甸甸的紧迫感和不服输的劲头。外部的压力，有时比任何动员都更能凝聚人心。争论、抱怨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频繁的加班、更激烈的技术讨论、对质量更苛刻的要求。
“他们越怕，说明咱们做对的事！”一位车间主任在班前会上，指着墙上简报的原话说，唾沫星子差点喷到前排脸上。
震动之后，是更扎实的行动。格里戈里主持的复合减震方案，迅速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图纸堆满了半个工作间。叶菲莫夫带领的材料和工艺团队，对叶片工艺的控制点，从一百四十七个，增加到二百零五个，并开始着手编写第一版正式的《工艺白皮书》。陈向东在解决家庭矛盾后，一头扎进“鲲鹏”平台的临时动力系统改装现场，几乎住在船厂，协调各方，催进度，解决各种意想不到的现场问题。进度表上的节点，被一个个用红笔狠狠划掉，然后又在旁边标注上新的、更紧凑的完成时限。
整个研究院，像一部精密复杂的仪器，在无形的压力驱动下，高速运转，发出低沉的、不容置疑的轰鸣。
然而，在高速运转之下，一些更微妙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这天下午，后勤处长老马，揣着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敲开了李振华的办公室。
“李总，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老马搓着手，表情有点为难，又有点跃跃欲试。
“什么事？是食堂饭菜又有意见了？”李振华放下笔。他知道老马这人，小事不找他，找他的事，要么是麻烦，要么是麻烦。
“不是不是，食堂好着呢！”老马连忙摆手，然后压低声音，“是……关于那些专家，特别是苏联来的，他们的家属安置。”
“安置？”李振华皱眉，“不是都安排好了吗？专家公寓，子女入学，生活补贴，都按规定落实了。出什么岔子了？”
“没岔子，都挺好。”老马凑近一点，“是……太好了，有点闲不住了。您是不知道，叶菲莫夫院士的夫人，娜塔莉亚同志，这几天老往家属区的小菜地跑，还找食堂的老赵，非要帮忙腌酸黄瓜，说咱们这儿的大白菜腌法不对，要教我们用他们的法子。还有谢尔盖同志的夫人，伊琳娜同志，是学声乐的，在家属区活动室教几个孩子唱歌，教着教着，就成半个合唱队了，还问我们这儿有没有乐器……”
老马说着，翻开他那笔记本，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记着好几行：
* 娜塔莉亚：要腌酸黄瓜，缺茴香籽、月桂叶（已从友谊商店购得）。建议食堂搞“国际风味窗口”，她可指导。
* 伊琳娜：需要手风琴一架（旧的也行），继续教唱，建议“六一”儿童节可组织演出。
* 巴维尔院士儿子（安德烈）：想踢足球，但没场地，在空地上踢碎玻璃窗一块（已赔钱）。建议划块地，组织“中苏少年足球友谊赛”。
* 几位年轻专家家属：希望开设“初级汉语班”，每周两次。
李振华看着这些琐碎又具体的事项，忍不住笑了。他想起前阵子广播站小张跟他提过，苏联专家家属对播放的苏联歌曲很感兴趣，还提了些建议。看来，这些来自远方的工程师和他们的家人，在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后，正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主动地融入、甚至想要改造这片临时的家园。
“这是好事啊，老马。”李振华合上笔记本，递还给他，“这说明人家把这儿当家了，有心气儿，想找点事做，想跟咱们打成一片。是好事，大好事！”
“是好事，可这……”老马有点愁，“要手风琴，要足球场，还要开课……这，这经费，这管理，都没章程啊。工会那边也说，以前没这规矩。”
“没规矩，就立新规矩。”李振华干脆地说，“人家不远万里来帮我们，我们就要把后勤做到家，做到心坎上。手风琴，问问文工团有没有淘汰的旧货，或者去信托商店看看。足球场，大院东头那块荒地，平整一下，拉个网子，就是个简易场子。汉语班，先从家属里找找有没有当过老师的，没有就从市里师范学校请个大学生来兼职，给点补助。这些事，花不了几个钱，但暖人心。至于‘国际风味窗口’，”李振华顿了顿，觉得这个提议特别有意思，“你跟食堂商量一下，可以试试，每周搞一次‘苏联风味餐’或者‘专家家乡菜’，让咱们的人也尝尝鲜，也让专家们有点念想。具体怎么弄，让娜塔莉亚同志和炊事班一起商量，尊重人家习惯。”
他想了想，补充道：“这些事，你牵头，工会配合，就成立个临时的‘外籍专家及家属服务协调小组’，你当组长。以后这类事，都归你管。原则就一条：在条件允许、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主动服务。要把服务做到前面，别等人家提要求。明白吗？”
“明白！明白！”老马得了尚方宝剑，腰杆子顿时直了，脸上笑开了花，“有您这句话，我就知道怎么干了！保准让专家和家属们舒心！”
“还有，”李振华叫住他，“那个‘中苏少年足球友谊赛’，想法挺好。你规划一下，搞个像样点的，六一可以，找个周末也行。让孩子们玩到一起，比咱们大人说一万句都管用。”
“好嘞！”老马干劲十足地走了。
李振华走到窗边，看着楼下。几个苏联专家的孩子，正和中国孩子混在一起，追着一个破皮球跑来跑去，笑声隔着玻璃都能隐约听见。娜塔莉亚大婶系着围裙，正跟几个中国家属在楼前空地上比划着什么，大概是在交流种菜心得。
人心都是肉长的。 他想。技术可以引进，图纸可以翻译，但真正的融合，信任的建立，往往就藏在那一罐酸黄瓜、一次足球赛、一首合唱的歌声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像春风化雨，悄无声息地浸润着这片土地，让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渐渐生出一种“我们”的认同感。
这，或许比任何合同条款都更有力量。
几乎与此同时，在慕尼黑，“远星”实验室狭小的会议室里，气氛却与北京研究院的春日暖意截然不同。这里，弥漫着一种大战将至前的、混合着咖啡因、香烟和紧张思考的独特气味。
汉斯·克鲁格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烟蒂。他双眼布满血丝，但目光锐利如鹰，紧紧盯着摊在桌上的三份文件。
一份，是欧空局Eop-97-08b项目招标文件的最终版，厚达数百页，字里行间充满了技术陷阱和法律弯弯绕。
一份，是乔瓦尼带领团队呕心沥血完成的、长达八十页的“混合架构方案”技术建议书，里面充满了大胆的设想和复杂的图表，但也标满了红色问号——那是汉斯和几位德国工程师提出的、关于可行性、可靠性和“技术来源解释”的质疑。
最后一份，只有薄薄两页纸，是王胖子通过加密渠道刚刚发来的简短评估和指示。核心意思很明确：“联合体已出手，旨在施压、搅局。欧空局内部博弈加剧，保守派占据上风。你方方案技术亮点突出，但‘出身’问题已成最大靶心。务必在技术解释和供应链梳理上做到无懈可击，必要时可‘主动披露’部分非核心技术的国内合作背景，以冲淡疑虑。首要目标：确保入围下一轮。不惜代价。”
“不惜代价”四个字，让汉斯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这代价，不仅是金钱，更是未来可能的束缚和风险。
“汉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了。”坐在对面的资深德国工程师，也是公司合伙人之一的施密特博士（与欧空局那位官员同名不同人）缓缓开口，他指着技术建议书上的一处，“乔瓦尼的主动振动抑制模块，算法核心借鉴了你们从东方带来的‘预测控制’思想，这很巧妙，但评审委员会一定会追问来源。我们怎么说？说是来自一家香港的‘先进材料联合实验室’？他们不会信的，他们会深挖到底。”
“还有这里，”另一位负责供应链的副总裁补充道，“用于高压储罐的碳纤维缠绕工艺，虽然我们做了改进，但底子明显带有苏联‘能源’局的影子。现在欧美对俄技术禁运虽然不像对华那么严，但也很敏感。如果被竞争对手抓住这一点，攻击我们‘使用受管制技术’，我们会很被动。”
汉斯沉默地听着。他知道这些都是实情。远星公司就像一颗精心培育的杂交种子，既有来自东方的顽强生命力和独特思路，又努力嫁接上欧洲的工业标准和市场规则。但在那些老牌巨头眼里，它依然是“非我族类”，其“混血”背景在平时或许是创新源泉，在关键时刻却会成为最容易被攻击的弱点。
“乔瓦尼那边怎么说？”汉斯问。
“他坚持认为他的算法是独创性的改进，与原始思想有本质区别。至于材料工艺，他承认借鉴了‘某些过期专利’，但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和工艺革新’。”施密特博士苦笑，“道理是这样，但评审委员会的那些老狐狸，不会听我们解释‘本质区别’，他们只认‘血统’。”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窗外的慕尼黑，天色阴沉，似乎又要下雨了。
良久，汉斯掐灭了最后一支烟，声音有些沙哑，但异常清晰：“修改方案。两个方向。”
所有人都抬起头看着他。
“第一，技术描述上，做‘减法’和‘包装’。将乔瓦尼算法中，与东方预测控制相似度最高的部分，暂时隐藏，用更通用的、基于经典控制理论优化的版本替代。虽然性能会损失百分之五到十，但来源清晰，无可指摘。将高压储罐工艺的描述重点，完全放在我们的‘重新设计’和‘工艺革新’上，淡化甚至不提初始参考来源。我们要呈现的，是一个基于欧洲现有技术体系，进行深度创新和优化的、‘安全可靠’的方案。”
“这是退缩！”乔瓦尼忍不住喊道，意大利人的激情让他满脸通红。
“是战略收缩，为了活下去。”汉斯冷静地看着他，“乔瓦尼，你的才华无可置疑。但我们要先拿到入场券，站到赛场上，才有机会展示真正的实力。如果连初审都过不了，再好的想法也是零。”
乔瓦尼张了张嘴，最终颓然坐回椅子，双手插进头发里。
“第二，”汉斯继续道，目光扫过众人，“关于‘主动披露’。王总的建议是对的。我们需要一个‘故事’，一个能部分解释我们技术优势来源，又不会引火烧身的故事。”
他顿了顿，说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方案的非技术部分，增加一个章节，标题就叫‘全球化研发网络下的协同创新’。重点描述我们与亚洲、特别是香港地区‘先进研发伙伴’在基础材料研究、算法验证方面的‘开放式合作’。强调这种合作是‘非排他性’、‘基于公开学术成果’、‘符合国际技术交流规范’的。同时，大幅增加我们对欧洲本土供应链的依赖描述，特别是关键部件，必须列出至少两家欧洲备用供应商。”
“这是……虚虚实实？”施密特博士若有所思。
“对。用真实的合作（香港实验室确实存在），来掩护更核心的来源；用对欧洲供应链的强调，来平衡我们的‘亚洲背景’。让评审委员会觉得，我们虽然有国际色彩，但根在欧洲，心也在欧洲。”汉斯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另外，联系我们在法国和意大利的那两家小型材料供应商，让他们出具‘技术认可函’，认可我们的工艺并表达合作意向。哪怕只是意向，也能增加筹码。”
“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打点。”负责供应链的副总裁提醒。
“王总会提供必要的资源。我们要做的，是在一周内，拿出这份‘修饰’过的新方案。”汉斯站起身，目光坚定，“先生们，这不是投降，这是伪装。我们要披上一件让评审委员会看得顺眼、至少不反感的‘外衣’，先走进那扇门。门里面，才是我们真正的战场。”
会议散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沉重的表情，但眼神里重新燃起了斗志。活着，才有输出。这个道理，在商业战场上，同样适用。
汉斯独自留在会议室，看着窗外渐渐沥沥开始飘落的雨丝。他想起了北京，想起了研究院里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想起了李振华那双沉静却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
“李总，”他低声自语，仿佛在汇报，又像在给自己打气，“第一轮，我们可能得先‘蹲下来’了。但请放心，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
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响。远在慕尼黑的这间小办公室里，一颗种子，正在风雨中，调整着自己的姿态，准备破土。而它所依仗的土壤养分，来自遥远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