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院的玉兰花谢了，枝头抽出了嫩绿的新叶。春天彻底站稳了脚跟，风也一天暖过一天，吹在人脸上，不再有刺骨的寒意，反而带着草木萌发的、湿漉漉的芬芳。
广播站的音乐也似乎跟着季节换了风格，激昂的进行曲少了，多了些悠扬的民歌和轻快的圆舞曲。今天下午播放的是一首广东音乐《步步高》，琵琶和扬琴的声音清脆活泼，顺着敞开的窗户飘进各个办公室和车间，给沉闷的空气里注入了一丝灵动。
李振华办公室的窗户也开着。他没坐在办公桌后，而是搬了把椅子，靠窗坐着，手里拿着一份新送来的简报，却没怎么看。他目光落在窗台上，那里摆着两盆绿萝，是老陈（陈向东）上次从家里移栽过来的，说能吸甲醛。叶子长得泼泼洒洒，顺着窗台垂下来，在微风里轻轻晃动。
简报是关于“鲲鹏”平台临时动力系统（那两套中速柴油机）改装进度的。报告写得详实，数据清晰，显示一切顺利，甚至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天。赵志坚在上面用红笔批注：“振动隔离基座安装完成，初步联调显示，效果超预期。格里戈里·伊万诺夫同志提出的复合阻尼结构，功不可没。”
李振华的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格里戈里，那个沉默的苏联老人，用他来自深海的智慧，为这艘即将走向深蓝的“鲲鹏”，安上了一副更平稳的“足踝”。这是好事，大好事。
但他的思绪，却没完全停留在这份捷报上。他的目光越过生机勃勃的绿萝，望向窗外。楼下，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年轻人正推着一车零件往总装车间方向去，车轮碾过水泥地面，发出咕噜噜的声响。更远处，高大的厂房静静矗立，在午后的阳光下，投下长长的、坚实的影子。一切看起来都井然有序，充满希望。
然而，李振华心里清楚，这平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桌上还放着另外两份文件。一份是王胖子从欧洲加密发回的最新情报摘要，只有寥寥数语，但字字千斤：“欧空局内部对‘远星’投标资格审议出现分歧，保守派阻力加大，疑有外部势力施压。汉斯团队正全力斡旋，乔瓦尼激进方案成焦点，亦成靶子。”
另一份，是外事部门转来的、关于近期国际航天动态的综述。里面用冷静客观的笔调提到，NASA的一个高层代表团近期访问了莫斯科，与俄航天局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欧空局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签署了新的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外，日本和韩国也在加速推进自己的运载火箭计划。
世界很大，舞台很广。但聚光灯下的位置，就那么几个。你想站上去，就必然有人觉得你挡了光，或者，干脆就想把你挤下去。
“鲲鹏”的进展是实打实的，叶片工艺的稳定是实打实的，引进人才的效益正在显现，这也是实打实的。但这些“实打实”，放在国际博弈的大盘子里，还远远不够。你有了肌肉，别人看到了，可能会选择合作，也可能会选择在你肌肉长成之前，给你使点绊子。
欧空局的阻力，意料之中，但来得比预想快。NASA的动作，也不意外，美俄之间那种微妙的、既合作又提防的关系，一向如此。日韩的加速，则是亚太地区新一轮竞赛开始的信号。
李振华的目光重新落回那份“鲲鹏”进度简报上。红笔批注的“效果超预期”几个字，此刻看起来，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节点的突破，更像是一种隐喻。在预期内的轨道上行走，安全，但平庸。只有“超预期”，才能打破僵局，创造新的可能。
“远星”需要在欧洲“超预期”，“鲲鹏”需要在海上“超预期”，整个中国的商业航天，需要在世界舞台上“超预期”。
但“超预期”谈何容易。它需要更超前的眼光，更精准的落子，以及……一点点运气。
他放下简报，拿起红色保密电话，拨通了战略研究室。
“是我。两件事。第一，搜集一切关于欧空局内部派系、以及可能对‘远星’投标施加影响的外部势力的详细资料，越细越好。第二，组织一个小范围研讨会，主题是‘未来五年，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格局演变与我们的机会窗口’。要快。”
放下电话，他沉思片刻，又拨通了王胖子的加密线路。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背景音有些嘈杂，似乎是在街上。
“喂，老李？”王胖子的声音传来，带着点喘息，但依旧沉稳。
“简报我看了。阻力来自哪边，摸清了吗？”李振华开门见山。
“还在查。表面上是几个老牌承包商在游说，担心我们搅局。但汉斯觉得，水下面有更大的鱼，可能跟大西洋对面有关。”王胖子的声音压低了些，“他们在质疑我们的技术来源，特别是某些材料工艺和设计思路，觉得‘不像是一家中国私营公司该有的水平’。”
“预料之中。”李振华语气平静，“乔瓦尼的方案，是双刃剑。用好了，是破局的尖刀；用不好，就是授人以柄的口实。让汉斯把握好度，该坚持的坚持，该模糊的模糊。必要的时候，可以适当‘泄露’一点我们与国内研究院的‘正常技术合作’信息，模糊焦点。”
“明白。另外，莫斯科那边，‘能源’公司的瓦西里又发来邀请，希望能就上面级发动机合作，进行更‘实质性’的技术交流。他们似乎有点着急了。”王胖子汇报另一条线。
“急就对了。沉不住气，才好谈价钱。”李振华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回复他们，我们欢迎深入的交流。可以提议，下次交流放在我们新建的液体发动机试车台附近，让他们‘顺便’参观一下。尺度你把握，既要展示肌肉，也不能露了底牌。”
“好。还有件事，”王胖子顿了顿，“家里……一切还好吧？小军那边？”
李振华沉默了一下。王胖子虽然人在海外，但心思细，大概从只言片语里猜到了陈向东家里的风波。“老陈带儿子来单位转了一圈，效果好像还行。孩子的心结，需要时间。家里的事，你也多上心。”
“我知道。这边你放心。”王胖子语气里多了点笑意，“对了，慕尼黑春天了，街边的樱花开了，还挺好看。就是风大，吹得人头疼。”
“嗯，多注意身体。家里的事，有我们。”李振华说完，挂了电话。
窗外的《步步高》不知何时已经放完了，换上了一首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手风琴的旋律悠扬中带着一丝淡淡的惆怅。李振华听着，目光再次投向窗外。那几个推车的年轻人已经不见了，空地上，几个苏联专家的家属正带着孩子玩耍，金发碧眼的小娃娃和中国孩子滚在一起，笑声隐约传来。
这就是他的战场，没有硝烟，但同样惊心动魄。战场不仅在图纸和车间里，也在谈判桌和情报线上；不仅在眼前的研究院，也在遥远的慕尼黑和莫斯科。每一份进展，都伴随着新的挑战；每一次突破，都可能引来更猛烈的风浪。
但这就是他选择的路，也是这个国家、这群人必须走的路。没有退路，只能向前，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找到自己的玩法，然后，一点点地，把规则改过来。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深深吸了一口带着青草和机油混合味道的空气。然后，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在那份“鲲鹏”进度简报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楼下，广播里的歌声飘荡着，混合着孩子的欢笑，机器的低鸣，和这个春天里，万物奋力生长的、嘈杂而充满希望的声音。
窗里，决策已下，新的棋局，已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