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东北，残雪在向阳的坡地上消融，露出黑油油的土地，冻土下的草芽正憋着劲儿往上钻。
沈阳城外的训练场上，新一军的士兵们穿着春装，正在进行刺杀训练，木枪相撞发出“砰砰”的脆响，喊杀声震得远处的柳树枝条轻轻摇晃。
吴邪站在检阅台上，手里捏着一份厚厚的名册，上面记录着全军将士的家庭信息。
名册的边角已经被翻得起了毛，不少地方用红笔标注着“阵亡” “家属在日占区” “失联”等字样，像一根根细针，扎得他心口发紧。
“军长，都统计完了。”参谋官递上一份汇总表，“全军在关内还活着的现有军属三万七千余人，其中两万一千人在日占区，分布在北平、天津、济南、南京等地；牺牲将士的家属有八千多人，大多在敌后根据地或沦陷区边缘。”
吴邪的手指划过“日占区”三个字，指腹的薄茧蹭过纸面，发出细微的声响。
这些军属，有的是战士的父母妻儿，有的是牺牲烈士的遗孤，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苟活，日夜盼着亲人归来，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丈夫，早已成了东北光复的功臣，甚至长眠在了这片黑土地上。
“不能让他们再等了。”吴邪合上名册，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传我命令，启动‘归雁计划’——接所有军属来东北，活着的战士家人要接，牺牲的烈士家人，更要接！”
命令一下，整个东北军区都动了起来。
参谋部连夜制定路线图，在日占区的城镇乡村标上密密麻麻的红点——那是军属的住址。
每个红点旁都标注着风险等级：“高”代表处于日军宪兵队严密控制区，“中”是伪军盘踞地，“低”则靠近敌后根据地。
“北平、天津、南京这几个地方风险最高，”赵龙指着地图上的红色密集区，日军在城里设了岗楼，盘查得紧，咱们的人进去容易，带着老弱妇孺出来难。
“那就让空军配合。”吴邪指向航空大队的方向，“沈玉薇的mE-262每天去日军驻地‘串门’，炸弹不用多扔，关键是搅得他们不得安宁，最好让城里的日军宪兵队整天缩在炮楼里，不敢出来巡逻。”
沈玉薇接到命令时，正在给新组建的第二航空大队上课。
听到要掩护接军属的行动，她当即拍板：“没问题！每天分三批出动，第一批炸宪兵队的岗楼，第二批袭扰日军机场，第三批在城市上空盘旋，让小鬼子的战机连起飞的胆子都没有！”
选拔护送人员的标准更是严苛，从全军挑选出五万精锐，要求不仅枪法准、身手好，还要识文断字，能看懂地图，会说几句当地话。
特种大队的两千人作为尖刀，负责潜入日占区核心地带；女子亲卫团的两百人则专门负责照顾军属中的妇女儿童，她们细心，又不容易引起日军怀疑。
出发前，吴邪亲自给队员们训话。操场上，五万将士列成整齐的方阵，钢枪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你们这次的任务，不是打仗，是接人。”吴邪的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接的是咱们弟兄的爹娘、妻儿，是牺牲战友的骨肉亲人。
他们在关内受够了苦，受够了小鬼子的气，你们要把他们平平安安接到东北，让他们有饭吃、有房住，让他们知道，咱们新一军的人，绝不是白眼狼！
“保证完成任务！”五万声呐喊震得天空都仿佛抖了抖，惊飞了树梢上的麻雀。
队员们换上了便装，有的扮成货郎，挑着担子；有的装作逃难的农民，推着独轮车；特种大队的队员则剃了光头，混在伪军队伍里——那是雷霆小队从俘虏的伪军里“借”来的制服，连番号都做得一模一样。
出发那天，东北的江面上刚开化，冰层碎裂的声音像在为他们送行。
五万多人分成上千个小队，悄无声息地越过山海关，像毛细血管里的血液，渗透进关内的每一个角落。
北平城的胡同里，一个扮成磨刀匠的队员正在巷口转悠，手里的磨刀石“沙沙”作响，眼睛却在观察着日军岗楼的换岗规律。
他要接的是三营牺牲班长王铁柱的母亲，老太太住在胡同深处，去年儿子牺牲的消息传来，哭瞎了一只眼。
“磨刀的，过来。”一个戴着毡帽的老头走出来，手里拿着把锈菜刀。
这是事先约定的接头人，在北平做了三十年拉车夫，对城里的胡同比自家院子还熟。
“大爷，刀锈得厉害，得好好磨。”队员压低声音，“王大娘在家吗？”
“在，就是不敢出门。”老头叹了口气，“前两天宪兵队刚抓了几个给八路送情报的，现在查得紧，连买菜都要搜身。”
队员摸出怀里的药膏：“这是治眼的，您先给大娘用上。今晚三更，我来接人，从后墙走，您把梯子备好。”
与此同时，南京城的秦淮河畔，女子亲卫团的队员周玲正扮成洗衣妇，在河边捶打着衣裳。
她要接的是炮兵连李干事的妻子和一对儿女，李干事在光复黑龙江时牺牲了，妻子带着孩子在南京靠缝补度日，日子过得像秦淮河里的水，又冷又浑。
“李嫂子让我给你带句话，”旁边一个洗菜的大婶低声说，小儿子生了疹子，走不动路，能不能晚两天？
周玲捶衣裳的手顿了顿，从篮子里摸出一小包药粉：“这是军中的特效药，您让她给孩子敷上，三天准好。告诉她，再难也要走，留在南京，迟早是小鬼子的祸害。”
航空大队的掩护也如期展开。清晨的北平上空，六架mE-262拖着淡蓝色的尾迹掠过，日军宪兵队的岗楼里顿时响起慌乱的警报声。
飞行员故意压低高度，机翼几乎擦着鼓楼的飞檐飞过，吓得岗楼里的日军抱着枪瑟瑟发抖。
“投弹！”沈玉薇的声音在电台里响起。战机腹下的航弹呼啸着落下，却没炸在岗楼上，而是精准地落在了岗楼前的空地上，巨大的冲击波掀飞了岗楼的门窗，却没伤到人。
“这是警告！”沈玉薇对着话筒冷笑，“下次再敢盘查百姓，就炸掉你们的炮楼！”
日军的战机想升空拦截，却被mE-262的速度吓破了胆。
有两架零式战机刚爬升到千米高度，就被mE-262追上，飞行员甚至没看清对方的动作，机翼就被航炮扫中，冒着黑烟栽向地面。
从此，只要新一军的喷气战机出现在上空，日军的机场就一片死寂，连引擎都不敢启动。
国军的飞机更是躲得远远的。汤恩伯的空军看着mE-262在头顶盘旋，连升空示警的勇气都没有——他们的螺旋桨战机在喷气式面前，跟玩具没两样，谁敢拿鸡蛋碰石头？
掩护之下，接亲队伍的行动顺利了许多。
在济南，特种大队的队员扮成伪军，大摇大摆地走进日军控制的棚户区，将三十多个军属装上“运粮车”，岗楼里的日军还以为是在转运“慰安妇”，挥挥手就放行了。
直到车队出了城，队员们扯下伪军的臂章，军属们才反应过来，抱着队员们失声痛哭。
在天津，女子亲卫团的队员用胭脂水粉贿赂了伪警察署的小队长，趁着夜色将二十多个孩子从地窖里接出来。
这些孩子的父亲都是新一军的战士，为了躲避日军搜捕，已经在地窖里藏了半年，出来时个个面黄肌瘦，见到月光都眯起眼睛。
最惊险的是在南京，李干事的妻子带着孩子刚走出巷口，就遇到了巡逻的日军。
周玲当机立断，抱着孩子钻进旁边的妓院——那是事先联系好的落脚点，老鸨是地下党，早就把她们的身份换成了“新来的姑娘”。
日军闯进妓院搜查时，周玲正给孩子喂奶，老鸨笑着递上烟：“太君，都是些苦命人，哪有什么军属？”日军捏了捏周玲的脸，骂了句“花姑娘”，悻悻地走了。
半个月后，第一批军属抵达东北。
当火车驶进沈阳站时，站台上的新一军将士们自发列队，向这些饱经风霜的亲人敬礼。
一个老太太抱着儿子的遗物——一顶磨破的军帽，看着站台上“欢迎军属回家”的横幅，突然跪倒在地，对着东北的方向磕了三个头：“柱子啊，娘到东北了，娘来看你了……”
吴邪站在站台上，看着这一幕，眼眶有些发热。
他走过去扶起老太太，轻声说：“大娘，以后东北就是您的家，新一军就是您的儿子。”
军属们被安排住进了新建的家属院，青砖瓦房，独门独院，院里还种着桃树。
每天有专人送米送菜，孩子可以免费上学，老人能去军队医院免费看病。
那些牺牲烈士的家人，每月还能领到抚恤金，足够安稳度日。
李干事的妻子看着窗明几净的屋子，又看了看正在院子里追逐蝴蝶的儿女，突然捂住嘴，眼泪无声地滑落。
她知道，丈夫的血没有白流，他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的家。
接亲行动还在继续，航空大队的轰炸也没停。
日军被搅得焦头烂额，关内的报纸骂声一片，说“共军新一军肆意袭扰，破坏大东亚共荣”，却连一架能对抗mE-262的战机都派不出来。
重庆方面看着新一军在关内来去自如，气得蒋介石摔了茶杯，却只能下令“密切关注”——他们既不敢得罪新一军，又怕日军迁怒于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场“归雁计划”顺利进行。
三月底的东北，桃花开了，粉白的花瓣落在家属院的墙头上，像铺了层薄薄的雪。
吴邪走进一所军属小学，看到孩子们正在唱《松花江上》，其中有不少是从关内接来的，脸上已经有了笑容。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举着铅笔，在纸上画着mE-262的样子，旁边写着歪歪扭扭的字：“长大了，我也要开飞机，打小鬼子。”
吴邪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头。他知道，接来的不仅是军属，更是希望。
这些孩子在东北长大，会记得是谁给了他们安稳的生活，会记得这片土地曾经历的苦难。
夕阳西下，家属院的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混着桃花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远处的训练场上，传来士兵们的口号声，与家属院里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安宁而有力量的画面。
吴邪望着这片祥和的景象，心里更加坚定——无论重庆如何封锁，无论日军如何反扑，他都要守住这份安宁，守住这些从关内接来的亲人。
因为他知道，这不仅是新一军的根，更是整个中国的未来。
夜色渐浓，航空大队的战机完成了当天的掩护任务，正返航归来，银色的机身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吴邪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又会有一批亲人踏上东北的土地，而他和新一军，会永远在这里等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