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950年10月，兴南对华国的军队建设援助已累计投入兴南元80亿元，输送各类武器装备数十万件、弹药数十亿发，培训军事人员与医护人员近5万人次，协助华国搭建了初步的现代化国防体系与后勤保障体系。此时的华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更加统一精良，战术素养显着提升，后勤保障能力大幅增强，已具备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基础战力，而这一切，都为后续华国入朝作战、抵御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奠定了坚实的军备基础。
华国成立之初，财政状况极度困难，面临着“收入少、支出大、物价乱、货币不稳”四大难题。收入方面，西南、华南部分地区尚未解放，税收来源有限，农业税占比过高，工业税几乎为零，财政收入严重不足；支出方面，军队整编、地方治理、基础设施修复、民众救济等各项开支巨大，财政支出远超收入，赤字严重；物价方面，由于战争遗留的物资短缺、货币发行量过大，物价持续波动，通货膨胀严重，民众生活压力极大；货币方面，华国发行的人民币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部分地区仍在使用旧币或外币，货币体系混乱，影响经济稳定与财政统筹。
楚阳深知，财政是国家运转的血脉，若华国财政问题无法解决，不仅会影响国内的稳定与发展，还会削弱华国应对后续战争的能力。因此，兴南在推进军队建设援助的同时，同步启动财政建设援助，以“直接资金支持、货币稳定协作、税收体系搭建、物资稳价补给”为核心，全方位助力华国纾解财政困境，稳固财政根基。
华国成立初期，财政赤字高达数十亿元（旧币），各项建设与开支难以维系，急需外部资金支持。兴南结合自身的财政状况，决定对华国进行直接资金援助，援助方式以“秘密转账、兴南元结算、分期拨付”为原则，避开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确保资金能精准用于华国的刚需领域。
1949年11月，兴南通过港岛的秘密金融渠道，向华国首批拨付资金5亿兴南元（折合当时旧币500亿元），这笔资金优先用于华国的军队整编开支与地方救济，缓解华国的紧急财政压力；1949年12月，兴南再次拨付资金3亿兴南元，用于华国的基础设施修复与工业初创；1950年起，兴南实行“每月固定拨付+按需追加”的资金援助模式，每月向华国拨付资金2亿兴南元，同时根据华国的财政需求，在重大建设项目、紧急救济、战争筹备等方面追加资金援助。
1950年全年，兴南对华国的直接资金援助累计达30亿兴南元（折合当时旧币3000亿元），这些资金，一部分用于华国的军队建设，包括装备采购、军费开支、后勤补给等；一部分用于华国的民生救济，包括粮食补贴、失业救济、贫困地区扶持等，缓解民众生活压力；一部分用于华国的基础设施修复，包括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等，为后续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一部分用于华国的工业初创，包括工厂建设、设备采购、技术研发等，助力华国开启工业化进程。
直接资金援助的注入，犹如为华国财政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有效缓解了华国的财政赤字，保障了各项建设与开支的正常推进，稳定了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秩序，让华国政府能有更多精力推进后续的财政改革与经济建设。
华国成立初期，旧币发行量过大，物资短缺，导致物价持续上涨，通货膨胀严重，1949年12月的物价较10月上涨近3倍，民众手持旧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货币信用面临挑战。若通货膨胀无法得到控制，不仅会影响民众生活，还会动摇华国的财政根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兴南结合自身的货币管理经验，与华国展开货币稳定协作，从“物资对冲、货币兑换、金融监管”三个维度入手，助力华国平抑通胀，稳定旧币汇率。
在物资对冲方面，兴南加大对华国的物资输送力度，除了军备物资外，重点输送粮食、棉花、煤炭、钢铁等民生与工业刚需物资，通过增加物资供给，缓解物资短缺问题，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1949年11月至1950年10月，兴南累计向华国输送粮食100万吨、棉花20万吨、煤炭500万吨、钢铁300万吨，这些物资通过华国政府的统一调配，投放至全国各地的市场与工厂，有效增加了市场供给，平抑了物价。截至1950年10月，华国的物价涨幅较1949年底下降了80%，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旧币的购买力逐步稳定。
在货币兑换方面，兴南与华国秘密签订《货币兑换协定》，确定兴南元与旧币的固定兑换汇率（1兴南元=100旧人民币），允许华国在港岛的金融机构与兴南的银行进行货币兑换，方便华国通过港岛开展国际贸易与资金往来；同时，兴南协助华国在港岛设立秘密金融账户，用于存放援助资金与贸易结算资金，避开西方国家的金融封锁，保障华国的资金安全与流通顺畅。
在金融监管方面，兴南选派50名资深金融专家，协助华国搭建金融监管体系，制定货币发行管理制度、银行监管制度、物价调控制度等，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同时，协助华国整顿国内的金融机构，清理非法金融活动，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此外，兴南还协助华国推进旧币的全国普及工作，指导华国在未解放地区逐步替换旧币与外币，实现货币体系的统一，提升人民币的信用与流通性。
通过一系列的货币稳定协作，华国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物价逐步稳定，人民币的信用大幅提升，货币体系日益完善，为华国的财政稳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华国成立初期，税收体系混乱，税收来源单一，农业税占比过高（达财政收入的70%以上），工业税、商业税征管不规范，税收征管效率低，难以满足财政支出需求。兴南结合自身的税收征管经验，协助华国搭建现代化税收体系，从“税种设计、征管制度、人才培训”三个维度入手，拓宽华国的财源，提升税收征管效率。
在税种设计方面，兴南协助华国梳理国内的经济结构，设计了“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关税、资源税”五大核心税种，优化税收结构，降低农业税占比，提升工业税、商业税的比重，拓宽税收来源。针对农业税，兴南协助华国制定了“累进税率”制度，根据农民的收入水平确定税率，减轻贫困农民的税收负担，同时保障农业税的稳定收入；针对工业税，设计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复合税制，鼓励工业企业发展，同时增加工业税收收入；针对商业税，简化税率档次，规范征管流程，提升商业税的征管效率；针对关税，协助华国制定了合理的关税税率，保护国内民族产业，同时增加关税收入；针对资源税，对煤炭、钢铁、石油等资源类产业征收资源税，既增加财政收入，又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
在征管制度方面，兴南协助华国搭建“中央-省-市-县”四级税收征管体系，明确各级税务部门的职责权限，规范税收征管流程；制定《税收征管条例》，明确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规范税务部门的征管行为，确保税收征管的公平、公正、高效；引入兴南的税收征管技术，包括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等环节的标准化流程，提升税收征管效率；同时，协助华国建立税收信息化管理系统的雏形，通过表格化、台账化管理，实现税收数据的精准统计与分析，为税收征管决策提供支撑。
在人才培训方面，兴南选派100名资深税务专家，对华国的税务人员开展系统性培训，培训内容涵盖税种设计、征管流程、稽查方法、政策解读等多个领域，1950年全年累计培训华国税务人员1万人次；同时，兴南向华国输送了大量的税收征管教材、工具与设备，协助华国组建专业的税务培训团队，搭建自主培训体系，提升华国税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与征管能力。
通过税收体系的搭建与优化，华国的税收收入大幅提升，1950年全年财政收入较1949年增长2倍，农业税占比下降至50%以下，工业税、商业税占比显着提升，税收来源更加多元化，征管效率大幅提升，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显着增强，有效缓解了华国的财政压力，为后续的经济建设与战争筹备提供了稳定的财源支撑。
物价稳定不仅关系到财政稳定，更关系到民众的基本生活与社会稳定。华国成立初期，除了通货膨胀外，粮食、棉花、煤炭等民生刚需物资短缺，导致民众生活压力极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物资抢购现象，影响社会稳定。兴南在推进货币稳定的同时，加大对民生刚需物资的补给力度，通过“定向输送、统一调配、平价销售”的方式，保障民生物资供应，稳定物价，缓解民众生活压力。
在粮食补给方面，兴南结合自身的农业产能，每月向华国输送粮食10万吨，重点输送至华北、华东等粮食短缺地区；协助华国搭建“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在全国各地修建100个大型粮食储备库，储备粮食500万吨，用于应对粮食短缺与物价波动；同时，兴南协助华国推进农业生产恢复，向华国输送高产水稻、小麦种子5万吨，农业农具10万件，派遣农业技术人员200名，指导华国农民改进种植技术，提升粮食产量，从根本上保障粮食供应。
在棉花与日用品补给方面，兴南向华国输送棉花20万吨，支持华国的纺织工业发展，增加棉布、衣物等日用品的供给；同时，兴南组织本土的日用品企业，加大对肥皂、火柴、食盐等刚需日用品的生产，每月向华国输送日用品100万件，通过华国政府的统一调配，以平价投放市场，缓解日用品短缺问题，稳定日用品物价。
在能源补给方面，兴南向华国石油100万吨，重点保障华国的工业生产、民生取暖与交通运输需求；协助华国修复煤炭、石油开采设备，培训开采技术人员，提升华国本土的能源开采能力，逐步减少对外部能源的依赖，保障能源供应稳定，稳定能源价格。
通过一系列的民生物资补给，华国的民生刚需物资供应逐步充足，物价持续稳定，民众的生活压力大幅缓解，对新政权的认同感与信任感显着增强，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为华国的财政稳定与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