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的时候,田宝珍的辅导社已经开了十几家分店,还在县城办了第一期“乡村教师培训课”,免费给乡镇学校的老师讲新的教学方法。
吴细妹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曹天保来省城看她,看着田宝珍办公室里挂着的“优秀教育创业者”奖状,笑着说:“宝珍,你现在可是咱们市里的大人物了。”
田宝珍抱着吴细妹的儿子,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忽然想起当年在土坯房里攥着招生启事的夜晚。
那时她只想要逃离,如今她却靠着自己的手,给了自己和想护的人一个安稳的归处。
“还不算完呢,”田宝珍笑着,眼里闪着光,“明年我想把辅导社开到更远的乡镇去,让更多像我们当年一样的孩子,能有机会走出去。”
“那我也要出一份力。”吴细妹眼里是满足的笑意。
怀里的孩子也咯咯地笑,吴细妹靠在她身边,看着窗外的光——两个曾经在命运里挣扎的姑娘,终究把日子过成了彼此最想看见的模样,而她们的路,还在往更远、更亮的地方延伸。
年后的第一场春雨,落在了省城师范大学旁的“珍宝辅导社”门口。
田宝珍刚送走一批参加乡村教师培训的老师,转身就看见吴细妹抱着孩子,拎着一篮土鸡蛋站在屋檐下,曹小军跟在身后,手里还提着个布包,里面装着新磨的玉米面。
“这雨下得急,我还怕你们路上不好走。”田宝珍赶紧把人迎进来,接过吴细妹怀里的孩子,小家伙伸手抓她胸前的钢笔,笑得露出两颗小牙。
吴细妹擦着额头的雨珠,眼睛扫过墙上贴满的照片——有辅导社学生的成绩单,有乡村教师培训的合影,还有一张田宝珍和山区孩子们的合照,照片里的孩子捧着新书,笑得格外灿烂。
“你上次说要把辅导社开到偏远乡镇,怎么样了?”吴细妹坐下就问,语气里满是关切。
田宝珍给她倒了杯热茶,拿出一张地图,上面用红笔圈了好几个小点:“已经选了三个乡镇,下个月就动工装修。就是师资有点紧张,我正跟师范大学谈合作,想请应届毕业生去轮岗,待遇给得比城里高些。”
曹小军在一旁插话:“要是需要运桌椅教具,你跟我说,我找车队帮忙,保证按时送到。”田宝珍笑着点头,心里暖暖的——这么多年,无论她做什么决定,吴细妹和曹小军永远是最支持她的人。
没过多久,乡镇辅导社就陆续开业了。
田宝珍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跑一趟乡下,有时候凌晨五点就出发,坐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再转农用三轮车才能到。
有次去西部山区的辅导社,路上遇到塌方,她和司机在山路上等了四个小时,直到救援人员清理出通道才继续走。
到了辅导社时,她浑身是泥,却看见十几个孩子举着野花在门口等她,嘴里喊着“田老师”,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她还在辅导社里设了“图书角”,把自己的藏书和募集来的书籍都捐了过去,甚至联系出版社,以成本价订购适合孩子们读的课外书。
有个叫小石头的男孩,父母在外打工,跟着奶奶生活,以前总逃学去山上掏鸟窝,自从在辅导社读了《昆虫记》,就天天泡在图书角,还跟田宝珍说:“田老师,我以后想当科学家,研究山里的虫子。”
田宝珍摸着他的头,想起当年攥着招生启事的自己——原来,点亮一颗心的光,真的能照亮更远的路。
这年冬天,田宝珍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牙芬村小学寄来的感谢信,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徐庆利带着孩子们在新盖的教室里读书,窗户上贴着孩子们画的“田老师”。
原来,田宝珍匿名给牙芬村小学捐了一笔钱,帮他们盖了新教室,还添置了新课桌。
徐庆利在信里写:“宝珍,当年你说我该留在村里教书,我起初不懂,现在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才明白你说的‘安稳’是什么。谢谢你,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路。”
田宝珍把信和照片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地方,窗外的雪下得正紧,办公室里却暖融融的。
吴细妹打来电话,电话那头,吴细妹给田宝珍描述她的儿子正拿着毛笔在纸上写“福”字,曹小军在一旁煮着饺子,笑着说:“宝珍,今年过年回市里吧,咱们一起吃饺子。”
田宝珍听着电话那头幸福的一家人,又看了看桌上的地图——那些红色的小点,已经从三个变成了十几个,像撒在大地上的星火,正一点点连成一片。
她忽然明白:改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当你伸出手,点亮自己的同时,也能照亮别人的路。
挂了电话,田宝珍拿起笔,在地图上又圈了一个新的乡镇——那是她下个月要去的地方。
窗外的雪还在下,可她知道,等春天到来时,那里会有新的辅导社,会有孩子们的读书声,会有更多像她、像吴细妹、像徐庆利一样的人,在自己的路上,稳稳地走向更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