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弥漫着雪茄与纸张混合的气息。斯大林站在巨大的地图前，指尖划过标注着哈拉哈河的蓝色线条，身后的红木办公桌上，一份刚从远东加急送来的电报还带着油墨的温度。
“报告总书记，诺门坎前线急电！”秘书轻步走入，将电报递到斯大林手中。电报上的字迹简洁有力：旭日军东八百藏支队全军覆没，苏蒙联军收复哈拉哈河东岸全部失地，毙敌两千三百余人，击毁装甲车十二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圆满完成——落款是第57特别军军长，朱可夫。
办公室里的几位军事委员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自5月日军挑起冲突以来，苏军初期一度被动，如今能一举歼灭旭日军精锐支队，无疑是振奋人心的胜利。有人轻声说道：“斯大林同志，朱可夫同志果然不负众望，短短数日就扭转了战局，这足以震慑关东军的野心。”
斯大林却没有丝毫笑意，他捏着电报的手指逐渐收紧，指节泛白。他缓缓转过身，深邃的目光扫过众人，低沉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胜利？这算什么胜利？”
众人顿时噤声。斯大林将电报重重拍在桌上，纸张发出清脆的响声：“击毙两千人，击毁十二辆装甲车，听起来很不错。可我要问的是，战俘在哪里？”
他走到地图前，用红笔重重圈住诺门坎地区：“我们投入了坦克旅、装甲汽车部队，还有充足的炮火支援，把旭日军的支队团团包围在沙丘高地，为什么没能抓到像样的战俘？是朱可夫的部队追得不够快，还是指挥上出了疏漏？”
军事委员们面面相觑。他们都清楚，旭日军向来顽抗，尤其是关东军，深受“玉碎”思想毒害，被俘意愿极低，但斯大林的质问显然另有深意。
“斯大林同志，日军确实顽抗，前线部队报告说，残余日军要么剖腹自尽，要么冲向坦克发起决死冲锋……”一位委员试图解释。
“借口！”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语气愈发严厉，“我不管他们有多顽固，朱可夫手里有五个师的兵力，有五百辆先进坦克，还有绝对的制空权！他能组织起‘车轮子补给线’，能三天撤换十七个指挥不力的军官，就没有办法堵住旭日军的退路，抓不到战俘？”
他来回踱步，脚步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我们和旭日的冲突，不是简单的边境摩擦。关东军在试探我们的实力，全世界都在看着这场战争。击毙敌人能证明我们的战斗力，但抓获战俘，才能让全世界看到旭日军的狼狈，才能真正摧毁他们的嚣张气焰！”
斯大林停顿片刻，目光落在朱可夫的名字上，语气稍缓却依旧坚定：“告诉朱可夫，第一阶段的胜利只是开始。我给了他他想要的所有装备——坦克师、航空兵师、机械化炮团，不是让他只追求歼敌数字的。为此，必要时跨境，给我打！”
他拿起笔，在电报空白处写下命令，字迹遒劲有力：“要求第57特别军在后续作战中，集中力量围歼旭日军主力，务必抓获足量战俘。我要看到关东军的军官、士兵，活生生地出现在莫斯科，让全苏联、全世界都知道，所谓的‘皇军精锐’，不过是我们的阶下囚！”
电报迅速通过加密渠道发往远东。此时的诺门坎草原上，朱可夫刚结束对前线的视察，满身尘土地回到指挥部。当他读到斯大林的命令时，眉头微蹙。
他清楚旭日军的作战风格，也知道在广袤的草原上围歼顽敌、抓捕战俘的难度，但他更明白斯大林的深意——这场战争不仅要打赢，还要打得让旭日彻底放弃“北进”的野心。
朱可夫将电报递给参谋长，语气果决：“通知各部队，调整作战部署。后续反击时，留出侧面包抄通道，组建专门的俘获部队，配备装甲车和俄语翻译。告诉士兵们，抓到一个旭日军军官，等同于击毙十个普通士兵；抓到一个完整的旭日军小队，记集体功一次！”
夕阳下，哈拉哈河的水面泛着金光。朱可夫望着远方日军阵地的方向，眼神锐利如鹰。
他知道，斯大林的要求意味着更大的作战压力，但这也是检验苏军真正实力的机会。草原上的炮火即将再次轰鸣，而这一次，除了胜利，他还要带回斯大林想要的“战利品”——那些骄傲的关东军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