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天刚蒙蒙亮，苏芮便带领两名外勤侦查员和一名专攻宋代官印的文物专家，驱车抵达明城市博物馆。此时博物馆尚未开馆，门前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在做开馆前的准备。苏芮一行径直走向办公区，提前联系好的馆长王建军和文物保管部主任李某已在门口等候。
“王馆长、李主任，辛苦二位专程等候。” 苏芮上前握手，随即出示了加盖公章的《文物安全专项排查公函》和个人证件，“此次我们受上级指派，对馆内一级文物开展安全专项排查，重点关注宋代珍贵文物的保存与展出情况，还请二位多配合。”
王建军连忙回应：“苏警官客气了，文物安全是博物馆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提供所有必要信息。” 李某也补充道：“早就听说警方在关注文物安全，这枚提刑司银印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我们也一直紧绷着安全这根弦。”
简单寒暄后，李某便带领众人前往位于博物馆二楼的宋代展厅。穿过安静的办公区，沿着走廊前行，远远便听到展厅方向传来工作人员调试设备的声音。“为了突出这枚银印的重要性，我们专门把它放在宋代展厅的核心位置，设置了独立展陈区域。” 李某一边走，一边介绍，“自 2019 年公开展出以来，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门来参观它。”
走进宋代展厅，柔和的射灯已提前开启，光线均匀地洒在一件件文物上。展厅中部，一处被矮围栏围起的独立展柜格外显眼，不少提前到场的工作人员正围绕展柜做最后的清洁。李某指着展柜，声音中带着几分自豪：“那就是提刑司银印，咱们馆的‘明星展品’，长期公开展出，从未轮换过。”
苏芮一行快步走上前，此时展柜前已聚集了几名工作人员，看到众人过来，纷纷侧身让开。透过透明的防弹玻璃，一枚通体银白的印章静静躺在红色丝绒基座上，虽历经近千年岁月，依旧泛着温润的光泽。印面呈标准的正方形，上面清晰刻着 “大宋提刑司印” 六个阳文篆字，字体工整遒劲，线条流畅有力，完全符合南宋官印的典型风格；印背的长方形钮完好无损，钮的左侧刻有 “淳熙三年造”，右侧刻有 “文思院铸”，字迹虽因年代久远略显模糊，但仔细辨认仍清晰可辨；印面边缘的三处细微磕碰痕迹，以及印钮根部那道因长期系挂绶带形成的横向磨损，与前期市场排查中获取的特征、档案追溯的细节完全吻合。
文物专家拿出随身携带的放大镜，隔着玻璃仔细观察了足足十分钟，时而点头，时而用指尖在玻璃上轻轻比划。随后，他转身对苏芮低声说道：“苏警官，错不了，就是这枚！材质、形制、刻字、细节痕迹，全都和我们掌握的提刑司银印特征完全一致，是真品无疑。”
随后，众人跟随李某前往文物保管部办公室。李某从档案柜中取出一本厚重的《馆藏一级文物登记册》，小心翼翼地翻开，指着其中一页记录：“你们看，这就是提刑司银印的详细信息，编号 mcb-0019，等级为国家一级文物。” 登记册上清晰记载着，该银印于 2018 年 10 月从省博物馆移交暂存，2019 年 5 月正式纳入公开展出，展出时间为每日 9:00-17:00，每周一闭馆维护；每日闭馆后，由专人护送存入地下库房的特级保险柜，次日开馆前再按流程放回展柜。登记册后还附有银印移交时的验收照片、历次保养报告等资料，内容详实完整。
王建军在一旁补充道：“为了确认这枚银印的唯一性，我们曾联合国家文物局、省文物研究所开展过全国范围的专项调研。我们查阅了全国所有博物馆、文物收藏机构的馆藏记录，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考古报告，最终确认，这是目前全国仅存的一枚宋代提刑司官方银印，其唯一性毋庸置疑。”
苏芮闻言，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她对众人说道：“结合前期排查的线索，现在可以确定，景和会一心追寻的目标，正是明城市博物馆馆藏的这枚大宋提刑司银印，且银印当前处于公开展出状态，这无疑给犯罪组织提供了可乘之机。”
紧接着，博物馆安保部经理赵强赶到，向苏芮一行详细介绍了银印的安保配置。“这枚银印的展柜是定制的防弹玻璃展柜，玻璃厚度达 12 毫米，采用双层夹胶工艺，抗冲击、抗切割能力极强。” 赵强指着展柜说道，“展柜内部安装了红外感应和震动报警装置，一旦有人触碰展柜、试图破坏玻璃，或者有物体进入展柜内部，都会立即触发报警，信号会同步传输至馆内安保中心。”
他还介绍，宋代展厅内共安装了 8 个高清监控摄像头，其中 4 个专门对准银印展柜区域，实现 360 度覆盖，监控画面实时传输至安保中心，保存周期为 30 天，且具备夜视功能；馆内实行 24 小时值守制度，白天每个展厅安排两名安保人员定点值守，每小时由四人组成的巡逻组进行一次全域巡逻；夜间安排八名安保人员分两组巡逻，每两小时巡逻一次，重点巡查展厅、库房、出入口等关键区域。
然而，苏芮并未放松警惕，她带领众人围绕展柜和展厅进行了细致的实地排查，很快便发现了多处明显的安保漏洞。“展柜采用的是电磁锁扣，虽然有装饰盖板遮挡，但锁孔轮廓仍能隐约看到，防护等级偏低，若景和会成员掌握专业的开锁技术，或使用强电磁干扰设备，大概率能破解锁扣。” 苏芮指着展柜侧面说道。
除此之外，她还发现，展柜后方与展厅墙壁之间的缝隙、展厅角落等区域存在监控盲区；夜间闭馆后，展厅光线昏暗，即使开启夜视功能，监控画面的清晰度也会明显下降，难以精准捕捉人员的细微动作；巡逻路线和频次相对固定，若景和会成员提前踩点，很容易掌握巡逻规律，从而寻找合适的潜入时机；展厅内游客流量较大时，安保人员难以全面兼顾，对频繁徘徊、举止异常的人员易出现监管疏漏，这些都给景和会的盗窃行动留下了可乘之机。
“这些漏洞看似细小，但对景和会这种具备专业技能、周密计划的犯罪组织来说，每一个都是突破点。” 苏芮语气凝重地说道，“必须尽快制定整改措施，加固安保防线。”
随后，王馆长向苏芮一行详细介绍了这枚提刑司银印的历史价值。“提刑司全称为‘提点刑狱司’，是宋代设立的地方最高司法机构，掌管一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的司法刑狱、监察吏治、审核案件、监督州县司法等事务，堪称当时的‘省级最高法院’。” 王馆长解释道，“提刑司银印作为官方印章，是权力的核心象征，仅在发布重要司法文书、审理重大案件、任免官员等关键场合使用，其铸造、发放、回收都由中央严格管控，由文思院（宋代皇家器物铸造机构）统一铸造，提刑官离任或机构调整时，印章必须上交中央，严禁私自留存。”
他进一步说道：“这枚银印铸造于南宋淳熙三年（公元 1176 年），正值南宋中期，此时司法制度已相当完善。它不仅是全国仅存的宋代提刑司官印，更是研究宋代司法制度的核心实物证据，还是‘汴京案’的直接见证。” 王馆长提及，“汴京案” 是南宋中期发生在都城临安的一起重大司法冤案，涉及官员贪腐、草菅人命，当年正是由江南东路提刑司负责复审。复审过程中，提刑司多次使用这枚官方银印发布文书、调取证据、提审人犯，最终成功推翻原审判决，惩治了涉案贪官，为冤者昭雪。“这枚银印对还原‘汴京案’真相、研究南宋司法体系意义非凡，其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都无可估量。”
情况彻底明朗后，苏芮立即将现场排查情况上报给临时指挥点的沈驰。沈驰当机立断，当天下午便带领专案组核心成员、技术骨干和精锐侦查员，再次赶赴明城市博物馆，与王建军、李某、赵强及博物馆安保团队召开联合布防会议，迅速制定了 “四层防护” 立体化布防方案。
在核心防护层面，对银印展柜进行全面改造，将原有电磁锁扣更换为军用级指纹 + 密码 + 虹膜三重验证锁具，锁具核心部件嵌入展柜内部，外部无任何操作接口；展柜玻璃外侧加装透明防切割合金薄膜，内侧增设金属防护网；展柜底部和侧面加装高精度压力感应装置，同时在展柜内新增激光感应、温度感应、金属探测装置；在展柜周边加装 4 个微型隐蔽摄像头，并安排两名便衣侦查员伪装成游客定点值守，一名身着制服的安保人员巡逻，形成明哨暗哨联动格局。
展厅防控层面，对宋代展厅的监控系统进行全面升级，更换高清夜视摄像头，在监控盲区新增微型摄像头，实现展厅全域无死角覆盖；取消固定巡逻路线和频次，改为 “动态巡逻 + 随机抽查” 模式，提升防控的灵活性和突发性；严格人员管理，对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身份核验和背景审查，发放特制带芯片工作证，同时在宋代展厅入口设置流量控制岗，管控游客数量，引导游客有序参观。
库房及闭馆后防控层面，规范银印转移流程，每日闭馆后由四人护送组负责将银印转移至地下库房，全程配备便携式报警装置和加密对讲机，转移过程全程录像；升级库房安保，在地下库房入口增设防爆钢门，配备震动感应和红外报警装置，库房内新增高清监控摄像头和移动侦测装置，对特级保险柜进行检修升级，提升加密等级；强化夜间值守，安排安保人员和专案组侦查员共同驻守，分工明确，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外围防控层面，在博物馆周边 500 米范围内布设 15 个隐蔽监控点，覆盖入口、停车场、周边道路、小巷等关键区域，每个监控点安排两名侦查员 24 小时值守；部署 8 组便衣侦查员，伪装成商贩、路人、停车收费员等，在周边全天候巡逻；技术部门在周边部署信号监测设备和电磁干扰设备，实时监测可疑信号；协调交警部门在周边设置临时交通卡口，排查可疑车辆，并预设 3 个应急支援点，确保突发情况能快速响应。
布防方案确定后，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技术人员连夜改造展柜、安装监控和报警设备；侦查员迅速部署到各个防控点位，熟悉环境和职责；博物馆工作人员整理人员信息、调整巡逻安排，所有人都争分夺秒，全力推进布防工作。
深夜的明城市博物馆内灯火通明，忙碌的身影穿梭其间。当第一缕晨光透过博物馆的窗户洒进来时，布防工作已基本完成。一套密不透风的防控网络已然成型，专案组与博物馆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严阵以待，静静等候着景和会的动向，一场围绕国宝银印的守护战，正式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