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庙号“宣”，为扶苏之孙）在位的三十七年中，帝国迎来了自统一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宣帝自幼受祖父扶苏教诲，对曾祖父始皇帝的雄略、祖父的仁厚、父亲的得失皆了然于胸，尤其对曾祖父时代那位传奇丞相李斯的治国理念深有研究。他常对近臣感慨：“朕每读《谏逐客书》《行督责书》及晚年《定科举疏》《陈时务疏》，未尝不掩卷长思。李公虽逝，其法犹存，其理犹明。”
一、吏治革新与科举鼎盛
宣帝登基第三年，即下诏全面修订科举制度。他特命将李斯关于“考试当以实务为先，防舞弊如防川”的奏疏刻石立于国子监前，并亲题“唯才是举”四字。
“朕闻李公曾言：‘科举之要在乎通道，非徒在塞门。’”宣帝在朝会上对百官道，“今增设‘实务策问’，凡考经义者，需兼答农桑、水利、刑狱、算术诸题。中第者，先任县丞、主簿，观其治事之能，三年考绩优异者方可擢升。”
制度革新之下，寒门才俊如雨后春笋。河东寒士张禹，以“治河十策”获甲等，三年后主持治理黄河支流，使五县免受水患；蜀中女子王清（女子参考为特例，需经郡守举荐），以“纺织机改良法”受工部征召，后督造的新型织机效率倍增。宣帝一朝，科举出身的官员占朝堂七成，其中寒门占半数以上。
与此同时，律法改革持续推进。宣帝命廷尉参照李斯晚年“律令当简明如镜”的主张，将秦律中三百余条繁复律文合并简化，编成《宣政律》一百八十条，并规定“律文解释权归廷尉，地方不得擅释”，有效防止了官吏曲法。
二、经济繁荣与民生富足
宣帝五年春，关中大旱。皇帝亲赴郑国渠旧址祭祀，并宣布“免关中三年田赋，寡人减膳撤乐”。这并非临时举措，而是系统政策的一部分：
农业方面，朝廷设“劝农使”分巡各郡，推广代田法、区种法。宣帝七年，太仓令赵过改进耦犁，朝廷即刻命少府监制万具，半价售与农户。至宣帝十五年，全国垦田数较即位初年增三成，关中平原“亩产三石”成常事。
水利工程规模空前。宣帝采纳李斯“治水如治国，疏导为本”的理念，不搞劳民伤财的巨型工程，而是命各郡县“因地制宜，修塘筑坝”。十年间，全国整修旧渠三千余里，新开灌溉渠八百余里，荆州、扬州等地自此“水乡无旱患”。
商业网络的畅通尤为显着。朝廷将李斯规划的驰道体系进一步完善，形成“三纵四横”的全国干道网，并规定“官道十里一驿，商旅三十里一客舍”。丝绸之路在宣帝时期达到鼎盛，长安西市“胡商云集，珍异满街”，朝廷年收市舶税达千万钱。
宣帝二十一年，大司农奏报：“太仓、甘泉仓皆满，粟黍溢于外，请增建仓廪。”皇帝笑曰：“仓廪实当知礼节。可命各郡以余粮设‘常平仓’，丰年收储，荒年平价售出。”
三、文教昌明与思想交融
宣帝在文化政策上采取“尊儒而不独尊，纳百家之长”的方针。他在长安设立“明理院”，延聘儒家、法家、道家乃至农家、兵家学者讲学论道，自己每月必亲临听讲一次。
“诸卿可知李公晚年编《寰宇志》之意？”宣帝在一次讲学中问众学者，“朕以为，非仅为记地理，实欲明天下之理。今命诸卿共修《宣政大典》，当继此志。”
《宣政大典》编纂历时十二年，收录经史子集三千余卷，其中特设“科技”一部，收录农书、医经、算术、天文图谱。李斯的《寰宇志》被奉为地理总纲，由四十余名学者增补修订，新增西域、南海诸国志百余卷，并绘有当时最精确的《皇舆全览图》。
科技方面成就斐然：太史令张衡（此为虚构人物，非东汉张衡）改良浑天仪，可演示五星运行；太医令淳于意整理《黄帝内经》，确立辨证论治体系；更有民间匠人发明水力鼓风机，使冶铁效率倍增。
四、边疆安定与四夷来朝
宣帝的边疆策略深得李斯“固本怀远”思想的精髓。他即位初年，北方匈奴内乱，有将领请出兵漠北，皇帝却道：“李公曾谏始皇：‘伐国易，安民难。’今当屯田固边，以逸待劳。”
于是帝国在北疆推行大规模军屯，并设“互市监”与各族贸易。宣帝十年，匈奴五部单于争立，其中呼韩邪部南下降汉，宣帝不仅接纳，更赐其部众于河套地区游牧，自此“边城晏闭，牛马遍野”。
西域方面，宣帝重置西域都护府，但不行直接管辖，而是“护丝绸之路，调诸国纠纷”。楼兰、龟兹、大宛等三十六国“遣子入侍，岁贡不绝”。南海商路亦空前繁荣，交趾郡（今越南北部）成为南方大港，岁有罗马、天竺商船泊岸。
五、盛世景象与社会风貌
史官在《宣帝本纪》中如此描述盛世景象：
“是时也，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
社会秩序之佳，从司法可见一斑：宣帝十五年，全国死刑案件仅三十七起，多为谋逆大案；寻常盗窃斗殴，多以鞭笞、劳役、赔偿了事。各郡县监狱常空，有县令笑称“狱吏无事，学为圃种菜”。
宣帝本人生活简朴，宫中用度不及前朝半数。他将节省之资多用于教育，令“郡县皆立官学，蒙童免束修”，至其晚年，男子识字率竟达三成，女子亦有一成，为古今罕见。
六、李斯思想的回响
宣帝三十七年冬，皇帝病重。弥留之际，他召太子及辅政大臣至榻前，指着屏风上抄录的李斯奏疏说：
“朕观历代治乱，得一理：秦以法强，亦以苛法速亡；高祖以宽得天下，然诸吕几危社稷。唯李公之策，得‘法、术、势’之要而不失仁本，行科举而通道，严吏治而简刑，重实务而黜空谈。此朕奉为圭臬四十载者。”
“尔等继之，当时时以李公‘防僵化、务实际’六字为念。制度无百年不变之法，唯‘因时损益，便民为本’八字可传。”
是年腊月，宣帝崩，谥“仁皇帝”，庙号宣宗。太子继位，承父志，续盛世二十载，后世合称“昭宣之治六十年”。
后世史家论曰：“宣帝之政，外示儒术，内宗法治，实得李斯真传。其科举完善如李公所期，吏治整饬如李公所谋，经济繁荣如李公所算，文化昌明如李公所愿。虽李斯身死族灭于前，然其法度精神，竟借扶苏血脉延绵百年，成就此煌煌盛世。岂非天道之玄妙，历史之反讽耶？然于百姓言，但知盛世安乐，何必问思想之源出何处？”
《寰宇志》在宣帝时被钦定为官修地理总典，每十年增补再版。最后一版序言中，总纂官写道：“自李公创制，至宣帝大成，百年沧桑，而寰宇之理终得彰明。后世览此志者，当知天下之大，在民生富足；治国之要，在制度得人；盛世之基，在务实创新。此李公遗泽，亦宣帝圣明，诚万世之法也。”
盛世之下，长安城西市的书肆中，李斯的《谏逐客书》《定科举疏》与孔孟经典并列于架，蒙童朗朗诵读之声，穿过里坊的炊烟，融入昭宣盛世的夕阳余晖中。那是一个制度的胜利，一个思想的传承，一个文明在反思与融合后绽放的、最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