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帝国的丝绸与瓷器如同文明的使者远赴重洋的同时，海路丝绸之路这条双向的通道，也将来自遥远异域的文化气息，如同海风般，“渐传入”了帝国的土地。这种文化的输入，不再仅限于奇珍异宝，而是渗透到了宗教、艺术、科技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
最引人注目且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宗教思想的系统传入。过去，西方天竺（印度）的传说仅止于模糊的听闻。如今，随着南海上商帆往来不绝，天竺乃至狮子国（斯里兰卡）的高僧大德，得以携带着完整的贝叶经卷，搭乘商船，直接抵达帝国南方的交趾、番禺等港口。起初，佛教的礼拜活动仅限于蕃坊之内，由胡商信徒参与。但很快，如安清、支娄迦谞等博学僧侣，开始北上中原，在彭城、洛阳等通衢大邑建立精舍，系统翻译《般若道行品经》等早期佛典。他们采取“格义”之法，借用道家、玄学概念来阐释佛理，以利传播。尽管其教义中的“无我”、“轮回”、“慈悲”等概念，与帝国主流的儒家伦理、道家思想大相径庭，但其严密的哲学思辨体系和对生死问题的深刻探讨，依然吸引了一批对现实有所反思或追求精神超越的士人与知识分子，如一些对繁琐经学感到厌倦的儒生、寻求心灵慰藉的失意文人等。那庄严慈悲的佛陀造像风格（最初带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影响）、悠远肃穆的梵呗唱诵，以及寺院内塔刹耸立、回廊环绕的独特建筑布局与绕塔礼拜的礼仪，都成为帝都和各大城市中一道令人无法忽视的新奇文化景观，甚至引起了某些开明宗室成员的布施与好奇探询。
与此同时，来自波斯及更西地区的宗教也接踵而至。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祭司随着安息商队而来，他们在广州、扬州等蕃坊内设立“胡祆祠”，祠内不设偶像，唯有石砌祭坛上象征光明的圣火长明不熄，祭司们白布掩面，日常举行颇为神秘的拜火仪式，以颂扬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其强调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世界观，虽未广泛传播，但其仪式与符号却引人注目。稍晚些，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传教士也踏浪东来，他们多精通医术，常以此作为接近民众的媒介，其宣扬的“救赎”思想与唯一神论，虽因教义深奥且与华夏祭祖传统相悖，理解者甚少，但其带来的十字架符号、叙利亚文经典以及关于“弥赛亚”的传说，也为帝国多元的宗教图景增添了一抹异色。
在艺术与工艺领域，异域之风吹开了新的窗口，催生了巧妙的融合与创新。来自大夏、安息等地的金银器，其精湛的锤揲（使金属片成型）、掐丝（用金丝勾勒图案）、累丝编织（将极细金丝编织成型）及宝石镶嵌技艺，令帝国工匠惊叹不已。很快，少府所属的官营作坊及长安、洛阳的民间巧匠便开始借鉴这些技法，制作出既保留传统纹样精髓，又融入异域风采的金银酒器、饰品。例如，汉代原有的高足杯造型，开始流行装饰联珠纹、翼马、摩羯（一种神话海兽）等波斯萨珊风格纹样；而传统的玉具剑上的标首、彘等部件，也开始尝试用掐金丝嵌宝石的工艺进行装饰，华美异常。在纺织物上，源自波斯的联珠立鸟纹、来自大宛的葡萄卷草纹，与帝国的祥云、瑞兽（如青龙、白虎）图案巧妙地融合，织造出名为“胡王锦”或“波斯锦”的、充满异国情调的锦缎，广受贵族喜爱。甚至帝国的陵墓神道石刻与宫殿壁画中，也悄然出现了带有希腊化艺术影响的忍冬纹、莨苕叶纹样作为边饰，以及在对胡人形象、贡使形象的刻画上，出现了更具写实倾向的造型手法，为雄浑的帝国艺术注入了新的表现元素。
科技与医药知识的传入，则带来了更为实际的冲击与补充。天竺的僧侣与学者不仅带来了佛法，也带来了先进的数学与天文学知识。虽然帝国自有其成熟的历法体系，但天竺的“零”的概念及其简便的计算方法（如笔算的雏形），以及更为精密的宇宙模型（如须弥山说），引起了司天监内部分有识之士的极大兴趣，并被私下研究、记录，虽未立即采纳，却为后世历法改革埋下了种子。在医药方面，随船而来的海外药材，如没药（活血消肿）、乳香（活血止痛）、血竭（止血生肌）、丁香（温中降逆）等，其独特的疗效被谨慎的医家如淳于意等记录、验证，并尝试性地纳入方剂；天竺的“医方明”及其强调体液平衡的理论与一些眼科、外科知识（如金针拨障术），以及大秦（罗马）传来的“底野迦”（据说由数百种成分制成的解毒剂）等，都极大地拓展了帝国医家的视野，被部分收录或注释于《黄帝内经》的传承研究或民间医案之中，丰富了帝国的医学宝库。
这股“海风”甚至悄然改变了帝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细节，于无声处见深远。南洋的胡椒、豆蔻、丁香等香料，从达官贵人宴席上的炫耀性消费，逐渐渗入城市富裕阶层的日常饮食，不仅用于宫廷御膳的“八珍”，也出现在洛阳、成都富商的家宴上，用于去腥增鲜， subtly地改变着帝国的烹饪风味与饮食审美，催生了新的菜肴。一些异域果蔬，如胡瓜（黄瓜）、胡荽（香菜）、安石榴（石榴）、胡桃（核桃）等，名称中便带着“胡”字烙印，经过引种培育，已在帝国北方广泛种植，从园圃珍奇变为寻常食物，丰富了百姓的餐桌。而来自康居、疏勒的曲项胡琵琶、竖抱的五弦琵琶、筚篥（一种簧管乐器）、羯鼓等乐器，以其响亮激越、节奏鲜明的音色，迅速风靡于市井巷陌的乐坊与贵族宴乐之中，与传统的钟、磬、琴、瑟、笙、笛等丝竹之音交相辉映，甚至催生出节奏更明快、舞姿更奔放、充满力量感的“胡旋舞”、“胡腾舞”，极大地冲击并丰富了帝国的音乐与舞蹈艺术，预示着未来乐舞变革的方向。
“异域文化渐传入”，这股由海路裹挟而来的文化细流，其势虽缓，其意却深。它并未立即动摇帝国以儒道法为核心的思想根基，主流士大夫阶层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圭臬，但对鬼神、来世、个体解脱的思考已悄然进入一些人的精神世界。它挑战着“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传统观念，迫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自身文明在广阔世界中的位置，一种更加开阔、多元的文化意识正在悄然萌发。退居府邸的李斯，在阅读各地奏报（如关于蕃坊管理、异教活动）与市井传闻时，必然能感知到这股无处不在的“新风”。他或许会对那些精深的佛法奥义感到隔膜，对那些奇特的宗教仪式不以为然，内心深处可能担忧其对淳朴民风的潜在影响，但以他深邃的政治眼光，当能洞察到这文化交流背后所预示的更深层意义：帝国的强盛与开放，使其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与从容，吞吐着四方文明，一个更加复杂、多元、生机勃勃的时代，正伴随着海潮声，扑面而来。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将远比一时的商贸利润更为持久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