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权势已如日中天，几乎达到了人臣所能企及的极致，但李斯的内心深处，那根名为“臣节”的弦，始终紧紧绷着，未曾有丝毫松懈。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其合法性根源于皇权，源于幼帝的信任和先帝的托付。一旦越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红线，所有的荣耀与权势都将在顷刻间化为泡影，甚至招致灭顶之灾。因此，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他都极为注意“谨守臣节”，将其视为保全自身、维系权力的根本前提。
这种“谨守臣节”，首先体现在他对宫廷礼仪的一丝不苟上。尽管幼帝以“仲父”相称，尽管他在实际决策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但在公开场合，尤其是在朝会、觐见等庄重仪式中，李斯从未有过任何倨傲或逾越之举。他始终严格按照礼制规范行事，从入殿时趋步的急缓、节奏，到手持玉笏的精确角度与高度，再到跪拜叩首时额际触地的深度与时长，无不经过精心揣摩，力求完美，其严谨庄重甚至超过了那些以礼仪娴熟着称的年轻官员。当幼帝出于尊重赐座时，他绝不会安然稳坐，往往是仅坐席位的三分之一，身体微微前倾，双膝并拢，双手轻扶于膝上，保持一种随时准备起身领命的谦恭姿态。与幼帝奏对时，措辞必定恭谨万分，自称必用“臣”或“老臣”，即使幼帝以家人般的口吻交谈，他也绝不因此而有半分随意懈怠。这种近乎刻板的守礼，并非矫饰虚伪，而是他深谙“礼”是界定君臣名分、彰显尊卑秩序最有效、最不容置疑的外在形式，是权力大厦得以稳固的基石。
其次，体现在他对自身待遇和家族约束的极度克制上。以他当时的地位和功勋，即便追求更宏伟的府邸、更煆赫的仪仗、更丰厚的封赏，也完全在情理之中。然而，李斯反其道而行之，更加注重内敛与节俭。他的丞相府邸，规制虽符合其身份，气势俨然，但内部装饰却摒弃浮华，更多的是堆积如山的典籍、竹简，以及处理公务所需的简朴器物，书房四壁皆书，墨香盈室，而非金玉满堂。其日常饮食不过四五个菜肴，衣着但求整洁庄重，符合典制，绝不追求新奇奢华。对于家族子弟，他的管束更是达到了严苛的地步。他时常在家族聚会上，面对满堂锦衣的子弟，肃容告诫：“吾家今日门楣之光耀，皆仰赖陛下天恩，倚仗朝廷信重。尔等须时刻谨记本分，兢慎任事，若有倚仗门第、欺压乡里、触犯律法者，休怪我家法无情，国法难容！”他绝非虚言恫吓。曾有一同宗远房子侄，在外地担任小吏时，凭借家族名望收受了下属微薄的年节馈赠，李斯得知后，震怒不已，不仅立即下令将其革职，追回财物，更亲自上疏，向幼帝引咎自责，陈述家教不严之过，请求处分。最终，那名子侄被削去官职，遣返原籍，终身不得录用。此事在朝野引起不小震动，族内虽一时怨言暗生，却也彻底整肃了门风，同时向天下昭示了李斯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鲜明态度。
再者，体现在他处理政务时，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执行者”而非“主宰者”的清醒心态上。尽管帝国大小政令多由其谋划起草，实际掌控着运转方向，但在所有公文表述和运作程序上，他始终坚持“奉诏行事”、“依律而断”的原则。凡起草重要诏令或政策文书，开篇必是“臣斯诚惶诚恐谨奏：伏惟陛下圣鉴……”，结尾则必是“此臣之愚见，是否允当，伏乞陛下圣裁”，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巧妙地包裹在忠君体国、恪守法制的外衣之下。他深刻理解，权力的实质运作固然关键，但权力的名义来源和行使程序的正当性同样性命攸关。时刻保持“臣节”，就是为自己巨大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堵住悠悠众口，避免落下“权臣欺主”、“目无君上”的把柄。
甚至在与幼帝独处，履行教导辅弼之责时，李斯也时刻注意着君臣分寸的微妙界限。他悉心传授为君之道，阐释治国方略，引经据典，循循善诱，但言辞间绝不流露出丝毫居功自傲或不可或缺的意味。他总是以启发、探讨的方式，先抛出问题，引导幼帝自行思考、形成初步判断，然后他再委婉地补充细节、分析利弊，最终让幼帝感觉决策是出于自身的思考与决断，而李斯只是尽到了辅佐和完善的职责。这种极力维护幼帝自尊心和决策权威的做法，看似让渡了部分直接影响力，实则更深层次地赢得了幼帝发自内心的信赖与倚靠。
李斯的这种“谨守臣节”，无疑是一种极其精深老练的政治智慧。它绝非怯懦或愚忠，而是一种在权力巅峰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保护机制。通过这种无懈可击的“忠臣”姿态，他有效地化解了可能来自逐渐成长的皇帝内心的忌惮，也抵御了朝堂上下潜在政敌的攻讦。他向整个帝国证明，他李斯，虽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但始终是嬴秦社稷的耿耿忠臣，是年轻皇帝可以全然托付的“仲父”。这份如履薄冰般小心维持的“臣节”，宛如为他炙手可热的权柄精心锻造了一副温良恭俭让的铠甲，使得他能够在惊涛骇浪的权力核心，相对平稳地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负，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而不至于过早地成为众矢之的。他恰似一位在万丈悬崖边缘演绎绝技的舞者，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挪都经过精确计算，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既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权术舞姿（指其治国理政的才能与功绩），又确保自己不会因一步踏错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份看似拘谨的“谨守”，实则比任何张扬的炫权，都更需要超凡的克制力、深远的谋略和坚韧不拔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