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光 荏 苒 ， 在 李 斯 与 蒙 恬 等 顾 命 大 臣 的 悉 心 辅 佐 下 ， 在 幼 帝 象 征 性 却 又 必 不 可 少 的 皇 权 光 环 庇 佑 下 ， 大 秦 帝 国 这 艘 曾 经 在 始 皇 晚 年 风 雨 飘 摇 、 又 经 历 了 权 力 交 接 危 机 的 巨 轮 ， 终 于 逐 渐 拨 正 了 航 向 ， 驶 入 了 一 段 相 对 平 稳 的 水 域 。 帝 国 的 机 体 ， 就 像 一 个 元 气 大 伤 的 巨 人 ， 在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休 养 生 息 后 ， 开 始 缓 慢 而 坚 定 地 恢 复 着 生 机 与 活 力 。
这种元气的恢复，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在农业与民生之上。李斯力主推行的“与民休息”政策，经过数年的持续贯彻，开始显现出成效。曾经因繁重徭役而荒芜的田亩，重新被辛勤的农夫开垦出来，绿油油的禾苗在春风中摇曳。官府颁布了鼓励垦荒的政令，新开垦的田地在一定年限内可以减免赋税，这使得许多在战乱和苛政中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重新安顿下来，拥有了赖以生存的根本。各地的粮仓，虽然远未达到盈满的程度，但至少不再是空空如也，应对寻常灾荒的能力有所增强。关中平原，这个帝国的核心区域，率先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村落间的鸡犬之声相闻，田野上劳作的农夫身影也多了起来，虽然他们的脸上依旧带着岁月风霜刻下的痕迹，但那份源于绝望的麻木与愁苦，似乎淡化了不少，偶尔甚至能看到一丝对于未来的微弱期盼。
在商业与手工业方面，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以及官方对道路交通的持续维护（虽然规模远不如始皇时期宏大），原本几乎停滞的民间商贸活动，开始如同解冻的溪流，重新缓缓流淌。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咸阳、栎阳、邯郸、临淄，市集上的摊位逐渐增多，交易的物品种类也不再仅限于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开始出现一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土特产、简易的手工艺品。李斯并有意识地放宽了对部分非战略性物资的流通限制，甚至尝试在个别地区设立了官督商办的手工作坊，生产一些农具、陶器等，以平抑物价，满足民生需求。虽然远谈不上繁荣，但死气沉沉的局面总算被打破，经济的毛细血管开始重新向帝国的躯体输送养分。
在朝堂之上，那种因权力更迭和高层血腥清洗而带来的紧张窒息感，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李斯有意无意的缓和姿态，逐渐有所淡化。新的官僚体系在磨合中慢慢稳定下来。李斯虽然大权在握，但在具体事务上，他更加注重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尤其是那些被他认为能力尚可、背景相对干净的官员。他不再事必躬亲，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在大政方针的把握和对幼帝的培养上。这使得朝臣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施展空间，行政效率反而有所提升。虽然暗地里的派系争斗、利益倾轧从未停止，但至少表面上，朝会的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议事也更加注重实际成效而非空泛的争论。
文化教育方面，李斯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他并未完全废除始皇时期的“挟书律”，但在执行上大大放宽了尺度。只要不是公然煽动叛乱、诽谤朝政的书籍，民间私藏、传授一般不再受到严厉追究。他甚至默许了一些儒家学者在地方上聚徒讲学，传授诗书礼仪，只要其内容不直接攻击现行法度。在咸阳，由官方主导的学宫虽然仍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但也允许博士官们讨论一些其他学派的观点（在可控范围内）。这种有限度的开放，使得在始皇时期备受打压的学术思想，获得了一丝喘息之机，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丝回暖的迹象。
当然，这种“复元气”是缓慢的，也是不平衡的，并且充满了隐忧。帝国庞大的躯体上，旧日的创伤并未完全愈合。六国遗民的心中，依然潜藏着对故国的怀念与对秦政的抵触；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在休养生息的过程中，趁机兼并土地，积聚实力，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并未消除；北方的匈奴虽然暂时安静，但威胁始终存在；而朝廷内部，对李斯长期独揽大权心怀不满者，亦大有人在。财政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远未达到充裕的程度，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依然会显得捉襟见肘。
李斯对此心知肚明。他站在咸阳宫的了望台上，俯瞰着这座逐渐恢复生气的帝都，目光却穿透了眼前的安宁，投向了远方未知的风险。他深知，此刻的平静，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间隙，脆弱而珍贵。帝国的元气只是“缓缓”恢复，根基远未牢固，任何一场大的天灾人祸，都可能将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摧毁。但无论如何，帝国总算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艰难而关键的一步，这让他紧绷了数年的神经，得以略微放松一丝。他捋着颌下日渐花白的长须，心中默念：时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只要再有五年，不，哪怕只是三年相对平稳的发展，让民间积蓄更多一些，让朝局更加稳固一些，那么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浪，底气也会足上许多。
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不会尽如人意。就在李斯期盼着这宝贵的和平延续期能更长一些的时候，来自帝国北境的紧急军报，如同一声突如其来的惊雷，悍然撕裂了这短暂的宁静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