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三月下旬，中原的春天终于透出些许暖意，冰雪消融，河水潺潺。然而，这丝生机却无法驱散笼罩在汴京城上的厚重阴霾。持续月余的围城，尤其是西郊那场尸山血海的惨烈决战，已将这座昔日繁华的帝都变成了恐惧与绝望的囚笼。城墙斑驳，血迹未干；城内粮价飞涨，人心惶惶；皇宫大内，更是弥漫着一种末日将至的压抑气息。
汴京城外，金军西路军大营连绵数十里，旌旗猎猎，号角低沉。中军大帐内，气氛却并非只有胜券在握的骄狂。主帅完颜宗翰（粘罕）面色阴沉，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上面摊着一封来自上京的密信。信使是完颜希尹（谷神）的心腹，带来了那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太祖皇帝完颜阿骨打驾崩！
帐中诸将，如银术可等，闻讯皆惊，随即眼神中透出难以掩饰的躁动与野心。阿骨打的突然离世，意味着巨大的权力真空和迫在眉睫的汗位争夺。他们这些手握重兵的前线统帅，必须尽快返回上京，否则必将在这场最高权力的角逐中处于绝对劣势。
“南朝京城近在咫尺，破城只在旦夕之间！此时撤军，岂不前功尽弃？”银术可扼腕道，他渴望攻破汴京，掳掠这座传说中的富庶之城。
完颜宗翰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焦躁与不甘。他何尝不想一举踏平汴梁，建立不世之功？但现实是残酷的。蔡攸西军的顽强抵抗让他损失不小，攻城并非易事。更重要的是，时间不站在他这边。他必须抢在其他人（如东路军的宗望旧部，或其他宗室）之前回到上京。
“攻城耗时日久，且伤亡必大。”宗翰冷声道，既是对部下解释，也是说服自己，“如今南朝已成惊弓之鸟，不如借此良机，逼其签订城下之盟，索取最大利益，然后携此大功，风风光光回师上京！如此，汗位岂不更有把握？”
策略既定，金军的态度陡然转变。他们停止了大规模攻城，却将营寨推进至更近的距离，骑兵日夜巡梭，耀武扬威。同时，宗翰派使者至汴京城下，并非劝降，而是“议和”。但议和的条件，却苛刻到令人发指，如同一份最后的通牒：
割地： 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将河北、河东大片战略要地拱手让人。
赔款： 赔偿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绢帛百万匹！这是一个足以掏空北宋数十年国库的天文数字。
称臣： 尊金帝为伯父，自居侄皇帝，行君臣之礼。
人质： 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随金军北返。
这些条件传回汴京，如同在滚油中泼入冷水，瞬间炸开了锅。
汴京城内，垂拱殿上，争论已至白热化。龙椅上的宋钦宗赵桓，面色惨白，眼神游移，巨大的压力几乎要将他压垮。一边是城外虎视眈眈的金军和这份屈辱到极点的和约，另一边是殿内吵作一团的文武大臣。
以少宰张邦昌、太宰李邦彦、以及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占据了绝对上风。他们被金军的兵威和西郊战场的惨状彻底吓破了胆。
“陛下！”张邦昌涕泪交加，伏地泣诉，“金虏势大，兵锋锐不可当！蔡攸虽侥幸击退其一阵，然我精锐尽失，汴京已成孤城！若再不议和，待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宗庙倾颓，臣等死不足惜，然陛下与太上皇何以自处？天下苍生何辜啊！”他将拒绝和议的后果描绘得无比恐怖。
李邦彦接口道：“张相所言极是！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暂避其锋，许以金帛土地，使其退兵。我朝正可借此喘息之机，休养生息，整顿武备，以待来时。若一味逞强，如李纲、宗泽辈所倡，岂非以卵击石，置陛下于险地？”
秦桧则显得更为“理性”，他分析道：“金虏索要虽苛，然土地可复，金帛可再积，唯宗庙社稷不可失！且闻其国内有变（指阿骨打死讯），急于北返，此正是我讨价还价之机。接受和议，乃忍辱负重，保全江山之上策也！”他巧妙地将屈膝投降包装成了“战略忍耐”。
这些言论，深深击中了钦宗内心最深的恐惧——亡国，以及亡国之君的悲惨下场。他本就性格懦弱，优柔寡断，在主和派如潮的攻势和城外实实在在的军事威胁下，内心的天平迅速倾斜。
而主战派的声音，则显得如此微弱和“不合时宜”。李纲虽被排挤，仍奋力抗辩：“陛下！金虏条款，乃亡国之约！三镇乃国家屏障，割之则门户洞开；巨额赔款，乃刮骨吸髓，民不堪命！尊虏为伯，国体何存？今日屈膝，他日必索求无度，直至社稷沦亡！当坚守待援，激励军民，与虏死战，方有生机！”
宗泽亦上书，痛陈利害，指出金军内部已有变故，急于退兵，正是反击之时，万不可自毁长城。
然而，他们的声音被主和派的喧嚣所淹没。主和派甚至暗中散布谣言，污蔑李纲、宗泽等人“欲挟兵自重”、“逞一己之勇而误国”，将他们塑造成不顾君父安危、不识大体的莽夫。西郊血战中左翼的溃退，也被歪曲为宗泽指挥无能。
在巨大的恐惧和主和派的包围下，宋钦宗最终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屈辱的决定：接受金军的全部条件，签订和约！
他任命张邦昌为计议使，秦桧为副使，出使金营，全权负责和谈。这无异于羊入虎口。张邦昌、秦桧等人到了金营，面对完颜宗翰的威压，唯唯诺诺，不敢有丝毫违逆，几乎全盘接受了金方条款，仅在赔款支付期限等细微处做了些许乞求。
和约文本被送回汴京，用最精美的绢帛誊写，盖上了皇帝的玉玺。然而，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北宋王朝的鲜血和耻辱。当钦宗颤抖着手，在盟约上用印时，他仿佛能听到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的悲泣。
接下来，便是更加屈辱的执行过程。朝廷下令搜刮全城，甚至拆毁宫殿的铜饰、收缴宗室的珍宝，凑集第一批赔款，送往金营。割让三镇的诏书，由金使持节，前往各地宣谕，强迫守军交割。康王赵构和宰相张邦昌等人，被迫作为人质，准备随金军北行。
和约既成，那些曾经力主抵抗、被视为“障碍”的忠臣良将，便成了必须清除的对象。宋钦宗为了向金人示好，也为了平息主和派的“怨气”，开始秋后算账。
李纲被罢去一切职务，仅保留虚衔，勒令回家“养病”，实则被严密监视，彻底边缘化。
宗泽被问责其部在联军中的“溃退”之责，被调离京师，出任磁州知州等地方闲职，远离决策中心。
年轻的岳飞，因上书激烈反对和议，指责主和派误国，被革除军职，削籍为民，黯然离开军营。
至此，北宋朝廷中最后的主战声音被彻底压制。朝堂之上，只剩下张邦昌、李邦彦、秦桧之流弹冠相庆，歌颂“和平”的来之不易。
拿到了首批巨额赔款和割地诏书，又急于回师争夺汗位，完颜宗翰终于下令撤军。金军焚烧了沿途营垒，携带着掳掠来的无数金银财宝、工匠、妇女，浩浩荡荡地北返。队伍中，还包括了那些目光呆滞、一步三回头的宋朝人质。
汴京城头，守军和百姓望着逐渐远去的金兵队伍，没有欢呼，只有劫后余生的麻木和深深的屈辱。城外，是一片狼藉的战场，来不及掩埋的尸骨暴露在荒野，无声地诉说着那场惨烈的战斗和徒劳的牺牲。
蔡攸率领着西军残部，默默地退守关中。他失去了刘法、种师中、折可求等肱股大将，精锐损失殆尽，只能暂时舔舐伤口，积蓄力量，静观时变。汴京的屈辱和约，让他更加坚定了拥兵自重、以待天时的决心。
而金国，随着阿骨打的去世和满载而归的各大军头返回，一场围绕汗位继承权的激烈斗争，即将拉开序幕。内部矛盾开始浮现，这为未来的局势埋下了巨大的变数。
汴京之围虽解，但北宋王朝用巨大的屈辱换来的，只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短暂的和平。国家的尊严被践踏，财政被掏空，战略要地丧失，忠良被贬斥。战争的创伤和屈辱的阴影，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幸存者的心中。表面的平静之下，复仇的火焰和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孕育。帝国的根基，已然腐朽，更大的风暴，正在北方酝酿，并终将再次席卷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