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大婚后的紫禁城，表面上看，似乎进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溥仪有了皇后和妃子，继续着他的“帝王”生活，读书、游宴、接见（主要是遗老）、在宫里骑着自行车横冲直撞。庄士敦带来的西方影响依旧存在，他甚至开始和婉容、文绣用英文通信，起了洋名字（亨利、伊丽莎白等），宫墙之内，上演着一出中西混杂的古怪戏剧。
然而，红墙之外的中国，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民国政坛风云变幻，军阀混战愈演愈烈。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十月，正当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激战正酣时，他麾下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秘密回师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
冯玉祥的军队控制了北京城，软禁了总统曹锟。冯玉祥本人则是一位具有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的军阀，他对清室小朝廷的存在早就看不顺眼，认为那是封建余孽，是民国肌体上一个丑陋的“阑尾”，更是可能随时引发复辟隐患的毒瘤。加之当时有传言称，溥仪及其近臣与奉系张作霖乃至外国势力有所勾结，这更给了冯玉祥动手的理由。
政变成功后的第四天，11月4日，摄政内阁紧急会议通过决议，做出一项石破天惊的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即刻驱逐溥仪出宫！
这项新修正的条件极其苛刻：
1. 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溥仪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
2. 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原为四百万两），另拨二百万元设立北京贫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
3. 清室即日移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予以保护。
4. 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保护。
5. 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公产则归民国所有。
11月5日，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上午九点，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以及社会名流李石曾（代表新成立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带着几十名军警，荷枪实弹，直扑神武门。
宫内顿时乱作一团。太监宫女惊慌奔走，遗老大臣面如土色。内务府大臣绍英慌忙出来接待，试图周旋，哀求宽限时日。
鹿钟麟态度坚决，毫不退让。他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扔给绍英，冷冰冰地甩下一句话：“限溥仪及其宫内人等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否则……景山上就要开炮了！” —— 这后来成为一句极具威慑力的名言（虽然后世考证开炮很可能是恐吓，但当时极具效果）。
消息传到养心殿，溥仪正在和婉容吃水果。闻听此言，他手里的苹果“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脸色煞白。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粗暴！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宫里炸了锅。太妃们哭天抢地，死活不肯走。王公大臣们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溥仪倒是表现出了一丝异常的“镇定”——或许是吓懵了，或许是庄士敦平日灌输的“西方君主面对变故时应有的风度”起了点作用。他被迫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是紫禁城数百年历史上最混乱、最仓皇的时刻。溥仪、婉容、文绣以及太妃们，在手忙脚乱中收拾细软（能带走的有限）。太监宫女们更是人心惶惶，有人甚至趁机偷藏宝物。整个皇宫哭喊声、催促声、搬运声响成一片。
下午三点，最后的时刻来临。溥仪带着家眷，在鹿钟麟等人的“护送”下，走出了神武门，回头望了一眼他生活了整整十六年的紫禁城。夕阳照在琉璃瓦上，依旧金光灿烂，却无比刺眼。从此，他再也不是这里的“主人”了。
几辆汽车等候在门外——这是民国政府为他们准备的。溥仪、婉容、文绣上了一辆车。鹿钟麟也坐上了他们的车，亲自“押送”。
汽车缓缓启动，驶离了那座巨大的、红色的牢笼，也驶向了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车内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溥仪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北平街道，那些他曾经只能用望远镜窥视的市井生活，如今真实地展现在眼前，他却毫无心情。突然，一直沉默的鹿钟麟转过头，目光锐利地盯着溥仪，问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陛下，您是要做平民，还是要做皇帝？” 这个问题，像一把尖刀，剥开了所有华丽的伪装，直指溥仪存在的核心矛盾。是做一个拥有自由却失去尊荣的普通人，还是继续追逐那个虚无缥缈却让他付出一切代价的皇帝梦？溥仪愣住了，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他和他身边所有人的命运。汽车朝着醇亲王府（北府）的方向驶去，而溥仪的内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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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其影响深远而复杂。
1. 彻底终结封建帝制的象征意义：
· 根除复辟隐患： 从政治上看，此举彻底铲除了帝制复辟的物理象征（皇帝住在紫禁城），将“尊号”与“宫禁”分离，从法理和事实上宣告了帝制在中国的最终、不可逆转的灭亡。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其手段，其结果确实是杜绝了任何以紫禁城为巢穴的复辟可能。
· 宣示民国主权： 将紫禁城这座象征旧王朝最高权力的建筑收归国有，标志着民国政府真正完全地继承了国家主权，不再是与前朝残余共存的尴尬局面。
2. 手段的争议性与合法性：
· 单方面撕毁协议： 《清室优待条件》虽非正式国际条约，但无疑是民国政府与清室达成的一项具有契约性质的政治协议。冯玉祥的摄政内阁单方面修改并强行执行，有其违背契约精神的一面，在当时也引发了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议（如胡适曾提出批评）。
· 激进与粗暴： 限时三小时、武力威逼（扬言开炮）的方式，确实显得激进且粗暴，缺乏必要的缓冲和过渡，对溥仪等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和实际困难。这也体现了军阀行事的特点：强权即公理。
3. 对溥仪个人的决定性影响：
· 生存危机的开端： 出宫意味着溥仪失去了《优待条件》提供的最核心的物理保护和经济来源（尽管新条件仍有补助，但已大幅缩水且不可靠），真正开始直面社会的残酷和生存压力。
· 仇恨与偏激的催化剂： 这种被“暴力”驱逐的经历，极大地刺激了溥仪，加深了他对民国当局（尤其是革命势力）的恐惧和仇恨。使他更容易被“恢复优待”、“助其复辟”的谎言所蛊惑，最终投靠日本势力。可以说，冯玉祥的粗暴行为，客观上将溥仪推向了日后叛国的道路。
· 心态的转变： 他从一个被圈养的、不谙世事的“神”，变成了一个需要为自己和随从生计奔波的“人”， albeit是一个心怀巨大落差和怨恨的人。这种身份的骤变，迫使他开始思考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生存、权力、依靠。
4. 对社会文化的冲击：
· 后续文化事件： 驱逐溥仪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随后点查文物，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使昔日皇家禁苑变为国民文化殿堂，具有巨大的积极文化意义。
· 舆论分化： 此事在当时社会引起广泛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反对者（主要是遗老和部分保守知识分子）则认为此举失信失仁。
结论： 冯玉祥逼宫，是一把斩断历史脐带的锋利却沾血的刀。它快刀斩乱麻般地解决了“国中之国”的问题，彻底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但其执行方式的简单粗暴，也带来了负面效果，尤其是对溥仪个人命运的扭曲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对于溥仪而言，紫禁城的美梦（或噩梦）突然惊醒，他像一个被强行扔进暴风雨中的雏鸟，惊恐、愤怒、无助。这种情绪，使他变得极度危险，也极度容易被人利用。鹿钟麟的那个问题，像一个诅咒，萦绕在他心头。他会如何选择？是做平民，还是继续做他的皇帝梦？而这一次，谁又会为他这个梦，提供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