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治乱的根本，在于陛下的心术修养。而当今最紧要的事务，则是辅佐太子、选拔贤臣、整顿朝纲、移风易俗、体恤民力、整饬军政这六项。臣冒死恳请详细陈述，望陛下垂听。以上是臣所奏陈的要点概述。
臣之所以将陛下的心术视为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何在？天下事务千变万化，头绪无穷，但无一不以君主的心术为根本，这是自然的道理。君主心术端正，天下事务无一不趋向正道；君主心术不正，天下事务无一能遵循正道。不仅赏罚劝惩会随着君主心术的倾向而产生必然影响，而且在潜移默化之间，其感召力更为迅速深远。因此君主虽以渺小之身居于深宫，其心术的邪正看似难以窥测，但其外在表现却如同被众人注目指点般无法掩饰。这正是大舜提出“惟精惟一”的告诫，孔子强调“克己复礼”的道理，都是为了端正君主心术，作为治理天下万事的根本。
君主心术端正后，自然耳聪目明，举止合乎礼法，言行无不中正。因此行事恰到好处，能够把握分寸，即便治理天下之大，也没有一人不感念君主的仁德。然而君主心术邪正的验证，最先体现在家人身上，其次影响左右近臣，然后才会波及朝廷乃至天下。如果宫廷之内端庄肃穆，后妃具备《关雎》所赞的美德，后宫没有恃宠骄纵的非议，嫔妃按序承恩，无人敢倚仗私恩扰乱礼法，收受贿赂或请托钻营，这便是家道端正的表现。退朝闲暇之时，君主安适从容，皇亲贵戚、近臣侍从、宦官仆役各司其职，对上敬畏君主威严，对下谨守本分，无人敢内外勾结、窃弄权柄、招权纳贿、扰乱朝政。这便是左右近臣端正的表现。
君主在内能自我反省，在外能贯彻朝堂，内外之间光明磊落毫无私心杂念，这样发号施令时群臣才会深信不疑，任用贤能罢黜奸佞时众人才能心悦诚服。朝纲得以整肃而不受侵扰，政事得以修明而不存偏私。如此才能使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不遵循正道，治国之道方能完备实现。
君主心术若有一丝不正，那么前述各项就无从端正；若这些方面出现偏差，却还自称心术端正，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古代圣王都战战兢兢地持守本心，即便身处繁华纷扰之中，独处放纵之地，仍能精诚专一，克己复礼，如同面对神明，如临深渊，不敢有片刻懈怠。即便如此，仍担心在细微隐晦之处，可能有过失而不自知。
因此古代圣王设立太师、太保等官职来启迪自己，设置谏议大夫等职位来规劝自己。凡是饮食起居、服饰用具、财物开支，以及宦官宫女的管理，全都交由冢宰统辖。使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制度的约束，没有丝毫空隙、片刻时间可以隐藏私心杂念。虽然贵为天子，深居宫禁之中，却始终如同置身宗庙朝廷般庄严肃穆。这正是先王治国之道能够由内而外、由小及大，达到纯粹无瑕境界的原因。其遗留下来的风范功业，至今仍可作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以上所述是古代圣王端正心术的方法。请陛下试想：我们如今在精诚专一、克己复礼方面，是否曾下过这样的功夫？在修身齐家、端正左右近臣方面，是否取得过这样的成效？宫廷内部事务，臣下固然无从知晓，但未见其形先观其影，未睹其内先察其外，如今爵位赏赐的泛滥，贿赂之风的盛行，市井间的窃窃私语，早已不胜枚举。臣私下由此推测，恐怕陛下在治家方面的修养，尚未能达到古代圣王的境界。以上所言说明修身齐家之道，尚未完全遵循正道。
至于陛下对身边宠信之人恩宠过度的问题，先前龙大渊、曾觌、张说、王拚等人，都因亲近陛下而官至卿相。他们权势熏天，显赫一时，如今已不必多言。唯有前些日子臣当面进谏的那位，即内侍甘昪，虽然承蒙陛下委婉开导，但臣愚钝，始终认为这类人只应让他们看守门户、传递命令、做些洒扫杂役，不该过分抬举重用，使他们得以在内施展谄媚手段，用精巧伎俩迷惑圣心；在外结党营私、招揽权势，从而妨碍朝政。至于他们是否有才能、是否有罪过，本就不该讨论。更何况有才能恰恰会助长其奸邪，有罪过就更不该再任用？比如之前让他主持丧葬事务，奉旨料理灵堂事宜，此事传开后，远近听闻者无不暗中讥笑。
臣实在不知，当国史记载此事，野史流传此事，传到邻邦，传至后世，世人将如何看待陛下？纵使其中另有隐情，如陛下前日向臣解释的那样，陛下又怎能向每家每户逐一解释清楚？这些宦官小人本非正人，却迷惑圣心，损害圣德到如此地步，而公卿大臣们竟袖手旁观，无一人进言匡正过失。臣最初痛心之处正在于此。待臣来到都城，更发现这类受重用的小人不止一个，就连侍从之臣中也有出自他们门下者。至于他们敛财的门路，则不仅针对士大夫，更专门勾结将帅。臣前日曾当面奏明此事，陛下也告诫臣应当严查并痛加惩处。
臣告退后才听说陛下近来对禁卫统领已有所调整，方知陛下本已深察其中弊端，并非等待他人进言。然而仍未公开治其罪责，反而赐予高官要职，使其安享尊荣。此辈小人无知无识，更会肆无忌惮。况且朝中内外将帅，不与此辈同流合污者寥寥无几，陛下也未能按此线索彻底清除。陛下耗尽百姓血汗供奉军费，本属不得已之举；而军中士卒竟不得温饱。更有甚者需砍柴编鞋，拾粪度日。最不堪者，竟迫使妻女浓妆艳抹，倚门卖笑以求生计。
军中怨声载道，咒骂诽谤之语悖逆至极，简直不堪入耳。一旦国家有变，不知陛下能依靠何人。这都是因为将帅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暗中克扣士兵粮饷以自肥，又用这些钱财贿赂近臣宠侍以求升迁。待他们中饱私囊后，才偶尔拿出些许钱财，美其名曰“羡余”，暗中进献作为陛下私用，实则将士兵的怨愤转嫁于陛下。更可恨的是，他们巴望陛下一旦接受这些进献，日后即便发现其罪行也难以追究。
这些出入宫禁的心腹近臣，在外勾结将帅，共同欺瞒陛下，竟至于此，哪里还有半点忠君之心！方望溪曾说朱熹的奏章，即便是明末杨涟、左光斗这样的忠直敢言之士，也未必能超越，指的就是这类谏言。然而陛下仍不醒悟，反而宠信亲近他们，视作自己的私人心腹，甚至使宰相不能议论其任免得失，谏官不能评判其升迁是非。由此看来，陛下在端正左右近臣方面，显然未能达到古代圣王的境界。以上所言说明将帅贿赂近臣，陛下未能匡正左右。
所谓“私”从何得名？是指占据自己分内独有之物，而不能与外界相通的状态。所以对平民而言，以一家为私，便不能与乡里相通；对乡绅而言，以一乡为私，便不能与国家相通；对诸侯而言，以一国为私，便不能与天下相通。至于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本就没有不属于自己分内的领域，更没有不能通达的外界，又何必有“私”可言？如今却因不能克制一时邪念，以至于生出私心；因不能管束家人近臣，以至于培植私人势力。
怀着私心任用私人，自然难免私用公款。于是对内削减正当经费，对外收取所谓“羡余”的进献，最终形成私财。陛下身为天子，承受上天托付的万里疆土，本该毫无私心、处处为公，上天赐予的权柄何其重大。却未能发扬光大，反而自我割裂、画地为牢。致使天下种种弊病，无不由此而生，这怎能不令人痛惜！以上论述说明君主不应蓄积私财、任用私人。
从时势利害来看，天下大势合则强、分则弱。所以诸葛亮告诫君主说：“皇宫和相府本是一体，赏罚褒贬不应有差别。如有作奸犯科或尽忠行善之人，都应交给有关部门评定赏罚，以彰显陛下公正严明的治国之道，不应偏私，使内外法度不一。”当时刘备父子仅据弹丸之蜀地，却要对抗占据天下十分之九的强敌，谋划收复中原、复兴汉室。以诸葛亮这样的忠智之士深谋远虑，其策略也不过如此，可见他深谙时务关键，暗合先王治国之道。
蜀汉疆域本就狭小，若在其内部还要划分公私界限，使朝廷内外如同两国对立，这等于是要用梁州益州的一半力量来对抗吴魏的全部实力。况且亲近小人而疏远君子，废弃法令而庇护奸邪，使得朝廷内部的行为，每天都在损害外部实力；国家公义所建立的制度，常常敌不过私心作祟。如此一来，朝廷内外这两个“国家”就会自相攻伐，其中代表私心的内部势力往往占据上风，而代表公义的外部力量常常落败。外有强敌环伺之忧，内有奸邪侵蚀之患，日夜遭受双重夹击而不得安宁，这样的国家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
从道义上说已然如此，从利害上看又这般严重，若今日之事不及早匡正，臣恐怕陛下虽苦心求贤，但凡此事有所妨碍，贤能之士必定不得任用，所用之人尽是平庸奸佞之徒；虽勤勉于政事，但凡此事有所阻碍，善政必定难以推行，所行政策尽是徇私苟且之政。日积月累，终成祸患根源，而长远谋划未能深远，辅佐之臣未能尽责，朝廷纲纪败坏于上，民间风俗颓废于下，百姓愁苦，将士怨愤，国势日渐衰微。一旦突发变故，臣实在忧心忡忡。不知陛下将如何应对这后续局面。
因此臣所说的天下根本，全在于陛下的一颗心，怎能不急切惶恐地寻求匡正之道呢。以上三段论述都在说明，治理天下的根本要务，首先在于端正本心、去除私念。
关于辅佐太子的建议，臣先前所说的“数世之仁”，只是略微提及端倪，未敢深入阐述。太子乃天下根本，对其辅佐不可不谨慎，《大戴礼记·保傅传》中已有详细记载。陛下圣明博学，贯通古今，本不需臣多言。然而臣私下常感诧异，陛下对东宫的调教护持，为何如此疏忽简略？从前文论述来看，这难道不是因为陛下对自身修养尚且有所疏漏，因而也将此事视为理所当然不加考虑吗？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东宫官员的选拔虽号称得人，但能真正称职者，实在寥寥无几。
更不时有奸邪谄媚、轻薄浮躁、庸碌无能之辈混杂其中。所谓的讲读官员，听闻也只是敷衍应付充数而已，从未见其发挥规谏之效。至于日常陪伴侍奉、随同游乐的，又不过寥寥几名侍臣宦官罢了。皇太子天资聪颖，明晓事理已久，虽看似无需教导，但人心难测，习性易受沾染。接触正人则正，亲近邪僻则邪。因此古代圣王教导太子时，必定选择品行端方、学识渊博之士朝夕相处，同时驱逐奸邪之人，不让太子目睹恶行。这都是防微杜渐之道，而非等太子有过失才来规劝。
如今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虽已无从考证，但就以唐代六典而论：东宫官职中，太师、太傅、太保本为辅导之职，而詹事府与左右春坊实为比拟天子的三省制度，故以詹事、庶子等重臣统领，其人选极为慎重。而今太师、太傅、太保等职已不复设置，詹事、庶子等官也徒有虚名，左右春坊竟直接由侍臣掌管，何其轻率怠慢！设立太子却不置师傅宾客之官，便无法培养其尊师重道、亲近贤良的品德；仅让春坊侍臣随侍左右，则难以防范其嬉戏轻慢、邪僻杂进的弊端。这已绝非小事了。
至于皇孙，其品性尚未定型，见闻尚不广博，更无法与皇太子相比，因此对其教养规范更不可不严格。而现今为其设置的官属尤其不完备，职责尤其不专一，难道主事者对此也未曾深思吗？臣以为应当郑重诏令大臣，研讨前代典章制度，除东宫现有官职外，另设师傅宾客之职，使其能朝夕陪伴教导；裁撤春坊使臣，恢复詹事、庶子等官职的实际职能。宫中事务，无论进言或出令，都必须经由这些官员传达。还应设置赞善大夫一职，仿照谏官制度以规劝过失。至于亲王府，则应参照唐代六典中亲王制度，设置宾友、咨议等职负责训导；设立长史、司马等职统管各项事务。要精选德高望重之士担任，不得掺杂其他人员；所有职位都应设专职，不得兼任。明确各官职掌，以考核其成效，如此则官属设置方能大致完备。
陛下更应时常召见这些官员，让他们陪伴太子游宴，在闲适之时给予启发开导。凡是古代圣王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要义，以及陛下亲身实践已见成效的经验，还有那些虽心向往之却尚未达到、虽心怀愧疚却未能避免的教训，都应毫无保留地一一传授。如此，圣子贤孙们就能领会陛下心传的奥妙，而宗庙社稷的安定、帝王基业的稳固，便可永世传承、绵延不绝。这是当今亟待办理的要务之一。以上所述辅佐太子之事，实为当今急务之一。
关于选拔任用大臣的建议，臣先前所说的“君主虽勤于求贤却不得贤才任用”一事，已略作阐述。以陛下的圣明，岂能不知治理天下必须任用刚正贤明之人？之所以常不得此类人才，反让庸碌之辈占据要职，并非其他缘故，只因一念之差未能消除私心邪念，致使宠幸近臣未能完全遵循法度。若任用刚正贤明之人为辅政大臣，则恐其妨碍私欲、损害亲信，使人不得肆意妄为。因此在选任之际，往往先将此类贤才排斥在外，转而选用那些懦弱圆滑、平日不敢直言进谏之人，并加以揣摩迎合。
更要在这些人中挑选那些最为平庸鄙陋、绝对能确保不会妨碍私欲的，才提拔任用。因此任命诏书尚未颁布，人选早已内定；姓名还未公开，朝野上下就已预知绝非天下第一流人才。这些话实在过于耿直，孝宗皇帝因其是贤者而宽容待之。以陛下这般英明刚断、举世罕见的雄才，所选辅政大臣却从未有如汲黯、魏征这样的贤臣，反而常得到类似秦桧晚年掌控台谏的那类人。这些奸臣窃取国政大权，唯恐忠言使君主醒悟而揭穿其奸计，所以专门选用此类庸才以阻塞贤路、蒙蔽圣听，这实在是形势所迫的不得已之举。
陛下高居帝位，威福自专，又何须倚仗此等庸才来共理天下政事？这只会蒙蔽圣听，败坏朝纲，使天下百姓遭受祸害。正因选拔标准如此，所以所选之人必定不够精良；选拔不精良，自然不能委以重任；既然不被重用，这些人对自己的职责也就轻慢懈怠。以极其平庸的才能，担任极其轻贱的职务，虽名为大臣，实则不过是唯唯诺诺、照章办事，只求保住官位俸禄，如同差役小吏一般。指望他们辅佐圣德、整顿朝政、振兴纲纪，不必智者也能断定绝无可能。
比这更不堪的，只会徇私舞弊、结党营私、收受贿赂，扰乱朝廷纲纪。更有甚者，竟能盘踞十余年才东窗事发而去职，然而那些排队等候替补的，又不过是此类庸碌之徒。从选拔台谏官员开始，就已如此不堪，之后又挑选其中最平庸无能者加以任用，自然难怪陛下始终得不到天下贤才来辅佐朝政。
然而在最初任用这些人时，也不过想着暂且让他们不妨碍自己的私欲罢了，岂知他们危害天下公义竟至于此！陛下若能转变心意来选拔人才，或许就能得到真正的贤臣。不追求他们能讨人欢心，而要看他们能否令人敬畏；不要求他们迎合自己的心意，而要看他们能否辅佐德行；不必担心他们自视过高，而要常忧虑自己是否给予足够的信任；不为一时宠幸近臣的私利考虑，而要为江山社稷、天下苍生的万世基业谋划。陛下若真能以此标准选拔人才、以此态度任用贤臣，却还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臣实在不敢苟同。这是当今亟待办理的第二要务。以上所述选拔任用大臣之事，实为当今急务之二。
关于整肃纲纪、移风易俗的建议，臣先前所说的“君主虽勤于政事而善政终难确立”一事，也已略作阐述。以陛下的用心，勤政求治不可谓不尽心，岂会不希望纲纪严明、风俗淳美？只因一念之差未能消除私心邪念，致使朝廷之上忠奸混杂，赏罚不明；士大夫之间志趣卑下，廉耻沦丧，反而视此为理所当然，不思振作革新。唯有内心清明才能整肃外务，自身端正才能要求他人。
如今宫廷禁苑之内，天子起居之所，却让天下不公不正之徒得以盘踞其中。陛下耳闻目睹，尽是不公不正之事，这些恶习渐渐侵蚀圣心，使陛下向善之心不彰，嫉恶之意不深，其危害已不可胜言。待到这些人作奸犯科时，陛下又未能痛下决心割舍私情，将他们交由朝廷公议，依法惩处，致使朝廷纲纪难免败坏；而推行于外的政令，也因此不愿深究严办。
近年来，地方大员中曾有因贪赃枉法被弹劾的案例。案件尚未审结，朝廷就已下令将其调任他郡。待御史台官员上奏弹劾时，朝廷又赐予其祠禄官闲职，并准其自行申辩。至于其包庇的涉案人员，则更不予缉拿问罪。表面上是降职处分，实则借此平息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