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周六上午打回家的。
王蓉特意选了这个时间——周末，长途电话费半价；上午，母亲应该刚忙完早饭和喂鸡，能稍微喘口气。她站在宿舍楼下的Ic卡电话机前，手里捏着那张还剩三十多块钱的电话卡，深吸了三口气，才插卡拨号。
接电话的还是小卖部的刘婶。哟，蓉蓉啊！又给你妈打电话？等着啊！
等待的几分钟里，王蓉看着电话机屏幕上的数字跳动：每分钟三毛，每秒都在烧钱。她想起母亲在香菇棚里干一天活才挣二十块，够打六十分钟电话。这个念头让她喉咙发紧。
喂？母亲李明珍的声音传来，带着轻微的喘息，像是跑过来的。
妈，是我。
咋这时候打电话？出啥事了？母亲的声音立刻紧张起来——在她看来，没事不会打电话，打电话就是有事。
没事，就是想跟你商量个事。王蓉尽量让语气轻松，我暑假……想早点回去。学校有个研究项目，我想在村里做。
研究？母亲的声音透着困惑，研究啥？
研究……村里的女人。王蓉斟酌着用词，就是访谈，聊天，了解大家的生活。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这有啥好研究的？女人不都那样，做饭、干活、带孩子。
我想研究得细一点。王蓉知道这很难解释，比如大家一天怎么过的，有啥开心的事，有啥难处，有啥想说但没机会说的话……
你姐那些话？母亲突然打断她。
王蓉心里一紧。也不光是姐，还有其他婶子、嫂子……
你研究你姐有啥用？母亲的声音提高了半度，那种熟悉的、务实到近乎冷酷的语气，能帮她啥？能让她婆家对她好点？能让她多挣点钱？能让她不难受？
一连串的问句像小石子，砸在王蓉心上。她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因为母亲问的是最根本的问题：研究有什么用？那些论文、那些理论、那些分析，能改变姐姐每天早起做饭、下地干活、挨婆婆数落的现实吗？
我……王蓉的声音小了下去，至少能让人知道她不容易……
知道又咋样？母亲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的尖锐，村里谁不知道你姐不容易？知道了，她婆婆就不骂她了？她男人就体贴她了？日子就好过了？
电话机屏幕上的数字还在跳：1分23秒，1分24秒……每一秒都在提醒王蓉，这次通话是奢侈的，她的解释必须有效，但她发现自己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词。
妈，我不是要立刻改变啥。她终于说，我就是想……把她的故事记下来。不然以后谁记得她？谁记得像她这样的女人是咋过日子的？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王蓉能想象母亲的样子：坐在小卖部那把破旧的塑料椅上，一手握着听筒，一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虎口那道疤。
记下来给谁看？母亲问，给你那些老师同学看？他们看了能懂啥？他们知道一天锄两亩地是啥滋味？知道生不出儿子要被念叨多少年？知道想回娘家还得看婆家脸色是啥心情？
每个问题都像一把解剖刀，精准地剖开了王蓉研究计划中最脆弱的部分：理解的鸿沟。那些坐在空调教室里的教授和学生，那些用着标准术语、讨论着抽象理论的学者，真的能理解一个农村女人沉默背后的全部重量吗？
我在学。王蓉的声音有些发抖，但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一种更深的自省，我在学怎么听懂，学怎么看懂，学怎么把她们的故事讲得让别人也能听懂看懂。
然后呢？母亲不依不饶，听懂了，看懂了，然后呢？
这是终极问题。王蓉闭上眼睛。电话亭的玻璃隔板映出她模糊的倒影：一个穿着廉价外套、头发有些凌乱、脸颊因为紧张而泛红的年轻女孩。她是谁？她凭什么觉得自己能研究那些比她活得沉重得多的人？
妈，她睁开眼睛，对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说，如果我不研究，如果我不记下来，那姐姐这一辈子——她的累，她的委屈，她那些偷偷写在记账本背面的字——就真的没人知道了。就像……就像奶奶。你知道奶奶年轻时的事吗？你知道她喜欢啥，害怕啥，有啥没实现的愿望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长久的沉默，久到王蓉以为断线了。
你奶奶……母亲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她喜欢绣花。手可巧了，能绣出整本的《红楼梦》人物。后来眼睛不好了，绣不了了，就把绣谱收起来，谁也不让碰。你姐出嫁前，她把绣谱给了你姐，说‘玲啊，这是咱女人的本事，别丢了’。
王蓉的心猛地一颤。她从来不知道这些。奶奶在她记忆里只是个沉默的老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坐就是一下午。她不知道奶奶会绣花，不知道奶奶把绣谱给了姐姐，不知道那句这是咱女人的本事，别丢了。
你姐把绣谱带到婆家了。母亲继续说，有一回我去看她，看见绣谱压在箱子最底下，都发霉了。我说‘你咋不拿出来晒晒’，你姐说‘没空绣，拿出来干啥’。
声音哽了一下。
后来我就不问了。母亲说，问了难受。
电话机屏幕上显示：3分47秒。已经一块多钱花掉了。
妈，王蓉握紧听筒，我想把姐姐绣的花拍下来，把她的记账本抄下来，把她每天去溪边坐的那块石头也拍下来。我想把这些东西——这些没人注意、但对她很重要的东西——都记下来。也许现在没用，但以后，等栓柱长大了，等他问‘我妈是个啥样的人’，至少能有点东西给他看。
这次，母亲没有立刻反驳。王蓉能听见电话那头隐约的杂音：小卖部电视机的声音，小孩的哭闹声，还有母亲轻轻的呼吸声。
你要在家住多久？母亲终于问。
大概两个月。七月八月。
住哪儿？
家里……不行吗？王蓉小心地问。
行是行。母亲顿了顿，但你爸可能不乐意。家里活多，你回来不干活，整天找人聊天，村里人会说闲话。
这是个现实问题。王蓉早该想到的。在农村，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暑假不帮着家里干活，反而到处找人聊天，在村里人看来就是不务正业，甚至是疯了。
我可以早上干活，下午访谈。她急忙说，晚上整理笔记。不会耽误家里的事。
你姐那边呢？母亲又问，你去找她，她婆家会咋想？会觉得你在挑事。
又一个现实问题。姐姐的婆家本来就对娘家人敏感，如果她总去找姐姐聊天，问这问那，婆家肯定会警惕，甚至可能限制姐姐和她见面。
我可以……先通过你。王蓉说，你带我去，就说我想姐了，找她说说话。慢慢来，不着急问那些敏感的问题。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王蓉屏住呼吸，等待。
你非要弄这个研究？母亲最后问。
嗯。王蓉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非弄不可。
那行吧。母亲叹了口气，那叹息声透过电话线传来，沉重得像一块湿透的棉布，但你得答应我几件事。
你说。
第一，不能耽误家里活。该做饭做饭，该喂鸡喂鸡。
好。
第二，不能让你姐为难。她要是躲着，你就别追着问。
好。
第三，母亲顿了顿，你得想清楚，有些事知道了，心里就放不下了。你现在是大学生，以后要留在城里的。知道了太多村里女人的苦，对你没好处。
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进了王蓉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她知道母亲在担心什么——担心她被那些沉重的故事压垮，担心她因为看见太多苦难而失去在城市立足的轻盈，担心她从此背负着无法卸下的愧疚和无力。
妈，她轻声说，我已经放不下了。从我想研究这个开始，就放不下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嗯。
那就回来吧。母亲说，车票钱够吗？
够。学校可能还有点补助。
行。回来前打个电话，让你爸去县里接你。
谢谢妈。
挂了。电话费贵。
妈——王蓉急忙叫住她，那个……绣谱，还在姐姐那儿吗？
应该在。咋了？
我想看看。想拍下来。
……回来再说吧。
电话挂断了。忙音响起，单调而空洞。王蓉拔出电话卡，看着屏幕上最后的数字：5分12秒。一块五毛六分钱。
她站在电话机前，久久没有动。
秋日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在她脚边投下斑驳的光影。风有些凉，吹在脸上让她清醒了些。
母亲的话还在耳边回响：研究你姐有啥用？
是啊，有什么用？不能立刻改变姐姐的处境，不能立刻让她的日子好过一点。那些访谈、那些笔记、那些照片、那些分析，可能最终只是一篇论文，一个成绩，一份简历上的经历。
但王蓉想起奶奶的绣谱。一本可能已经发霉、被压在箱子最底下的绣谱，上面绣着奶奶年轻时的手艺，藏着奶奶没能说出口的话，最后传给了姐姐，又被姐姐沉默地收起来。
如果没有人去看，去问，去记，那本绣谱可能永远发霉，最后被当成废纸扔掉。就像奶奶的一生，姐姐的一生，村里无数女人的一生——她们的辛苦，她们的忍耐，她们那些微小如尘埃的快乐和深重如大山的痛苦，都会随着时间风化，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
而她做的研究，也许就像把那本绣谱从箱底拿出来，小心地摊开，一针一线地辨认、记录、解读。虽然不能让它重新变得鲜艳，但至少，可以让后来的人知道：曾经有个女人，用这样的针法，绣过这样的花。曾经有个女人，在这样的沉默中，活过这样的一生。
这就够了。至少对她来说，这就够了。
王蓉把电话卡放回口袋，背起背包。背包里的那袋土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沙沙，沙沙。
那声音好像在问：说服母亲了吗？
她在心里回答：没有完全说服。但母亲同意了。这就够了。
回到宿舍，她打开笔记本，在新的一页写下：
母亲的质疑是必要的警醒：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能自我感动，不能忘记最终的目的是理解人、尊重人，而不是利用人。
承诺：1. 不耽误家务；2. 不为难姐姐；3. 保持清醒，不让自己被苦难吞没。
目标：像整理绣谱一样，整理那些被遗忘的女性生命痕迹。一针一线，一字一句，诚实记录。
写完，她合上笔记本。
窗外的阳光正好。她想起家乡的秋天，该收玉米了。母亲此刻可能正背着筐去地里，姐姐可能也在婆家的田里弯腰劳作。而她在城市里，计划着如何回去“研究”她们。
这个距离让她感到一种刺痛，但也给了她一种清晰的使命感：她必须做好这件事。不仅是为了学术，更是为了那些在地里弯腰的女人们，为了她们不被完全遗忘的、沉甸甸的生命。
暑假，她要回家了。带着录音笔，带着笔记本，带着满脑子的理论和满心的忐忑。
但最重要的，是带着一个承诺：我会认真听。我会诚实记。我会努力理解。
哪怕这理解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它本身是一种尊重——对那些沉默生命的、迟来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