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房间。”女管理员头也没抬，递过来一把系着塑料牌的钥匙，“日常管理规定在房间里的文件夹里，请仔细阅读并遵守。每天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可以到一楼活动室休息半小时，天气好的话，也可以在楼后的小花园散步，但必须有工作人员陪同。其余时间，请在房间内休息或学习。”
学习？李正心里泛起一丝荒谬的冷笑。学什么？学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囚徒吗？
他没说什么，接过钥匙。钥匙冰凉，塑料牌上印着房间号和“临时”两个字。
工作人员领着他上了二楼。走廊很长，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房门，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206房间在走廊中段。打开门，是一个标准的单人套间：卧室、带淋浴的卫生间、一个小阳台。卧室里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书桌上果然放着一个蓝色的塑料文件夹，旁边还有一叠崭新的信纸和一支中性笔。窗户开着半扇，浅色窗帘被微风轻轻拂动，可以看到楼下那片精心打理过的小花园，以及更远处培训中心的围墙。
环境不算差，甚至比许多快捷酒店还整洁安静。
但李正知道，这里和监狱的单间，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这里的栅栏是无形的，是由“规定”、“纪律”和门口那些沉默的守卫构成的。
工作人员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门锁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并不沉重，却异常清晰。
李正站在原地，环顾这个大约十五平方米的空间。他把手提箱放在书桌上，没有立刻打开。他走到窗边，向下望去。小花园里有个凉亭，几张石凳，花圃里种着应季的菊花，开得正好。围墙很高，上面似乎还有电子围栏的痕迹。视野之内，看不到其他的建筑，只有蓝天、白云、绿树和高墙。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空气里有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很清新，却无法驱散胸腔里那股沉甸甸的滞闷。
愤怒吗？有的。从听到陈明传达停止行动的命令开始，一股灼热的愤怒就在他心底燃烧。为张伟民老师，为那些可能被灭口的线索，为好不容易掀开一角的黑暗，也为他自己这几年的坚持和此刻的无力。
恐惧吗？也有一丝。不是对个人安危的恐惧，软禁在此，性命暂时无忧。他恐惧的是，赵立春的能量如此巨大，反击如此迅速果断，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可能就此付诸东流，黑暗会重新弥合，甚至变得更加猖獗。他恐惧的是，杨菲、刘强、孙伟他们此刻的处境。通知？什么样的通知？会不会有危险？
但更多的，是一种冰冷的、沉重的疲惫，以及一种被抛入无边迷雾的茫然。
他走到书桌前，翻开那个蓝色文件夹。里面是几张打印纸，标题是《配合调查期间临时管理规定》。条款不多，但条条清晰：不得外出；不得使用私人通讯工具；内线电话仅限于联系管理员和申请生活物资；会客需经批准；每日需填写《情况说明表》（无非是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有无不适）；接受调查问询时需如实回答……
最后一条用加粗字体写着：“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外界传递与调查相关的任何信息。”
李正合上文件夹，把它推到一边。他不需要看这些。规矩，他懂。他现在需要想的，不是如何遵守规矩，而是如何在规矩的夹缝里，活下去，看清楚，并且……等待。
等待什么？他自己也不完全清楚。陈明最后那句“事情还没完”更像是一种安慰。沈国良副书记还在，但面对赵立春如此强势的直接干预，甚至搬动了省委主要领导，沈副书记能顶得住吗？所谓的“联合调查组”，最终会给出一个怎样的结论？
他坐到椅子上，身体向后靠去，椅背发出轻微的吱呀声。目光落在那个黑色手提箱上。箱子不大，但很结实，密码锁。里面装着他这几年来搜集整理的，关于赵瑞龙在丰庆、在省外的一些商业违规操作的线索复印件，关于“旭能科技”项目的风险报告，关于产业基金运作的详细说明，还有一些关键人物的背景资料。更重要的，是张伟民老师去世前电话里提到的那些关键词，以及他自己在东海港冒险调查时获得的零碎信息——这些大多只存在于他的脑子里和那个秘密手机的加密存储里（手机已被陈明收走“保管”）。
这些东西，现在还有用吗？当调查的主导权易手，当对手可以动用“合法”程序来重新定义“证据”和“事实”时，这些纸片和记忆，还能不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利刃？
他不知道。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书桌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空气中的微尘在光柱里缓缓浮动。世界如此安静，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脏平稳而有力的跳动声。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龙山县那个简陋的公安局宿舍里，也是这样一个安静的午后。那时他一无所有，只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来自未来的模糊记忆。他花了几年时间，从经侦大队干起，一点点扳倒地头蛇，推动改革，将那个全省倒数的贫困县，带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然后到了丰庆，更大的舞台，更复杂的局面，更凶险的对手。他推动产业基金，培育本土企业，与王竞泽、与赵瑞龙背后的势力周旋、争斗，有胜有负，但始终坚守着自己认为对的路。
现在，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不是被敌人正面击倒，而是被一种更庞大、更无形、披着“组织程序”和“大局为重”外衣的力量，轻轻一推，便推入了这间安静的囚室。
挫败感如同潮水，一阵阵涌上来，试图淹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