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末的一天，香港，半山徐氏别墅。
薄暮的霞光给维多利亚港镀上一层暖金，海面上货轮的汽笛声、岸边码头工人的号子声、街巷里小贩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织就一幅看似喧闹依旧的图景。可若细看，那些货轮的船身多带着战时的斑驳锈迹，码头的栈桥有几处还架着临时支架，就连小贩的货担里，也少见往日丰盈的货品——这是一九四五年的香港，日寇投降的余温尚未散尽，百废待兴的迷茫与躁动正悄然蔓延。
徐渊站在书房的落地窗前，指尖夹着一支未点燃的雪茄，目光沉得像港外的深海。他身上的深灰色西装熨帖笔挺，没有一丝褶皱，与窗外这片带着伤痕的土地形成鲜明对比。身后的红木书桌上，摊着一张香港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的几处“黄金”地块，正是他在英军接收香港的混乱期，以极低价格拿下的产业之一。
从重庆来香港的这半个月，他几乎没合过整觉，耳边似还回响着重庆城里压抑的空气——官僚的推诿、民生的凋敝、战事残留的阴霾，而香港的空气里，却混杂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息：殖民当局的谨慎、本地豪强的观望、还有像他这样“过江”而来的资本与势力的野心，混乱中透着一股蓬勃的、不安分的生机。
他这头“过江强龙”，本想低调布局。可没人能忽略，新成立的华渊集团的账户上躺着数千万美金的流动资本，从南洋秘密转运来的纺织机床、食品加工厂设备、医药提炼装置已在九龙的厂房里悄然安装调试，更别提他身后那张看不见的关系网——与重庆国民政府高层的隐秘往来（元老派），让他能第一时间掌握内地与香港的政策风向；而麾下脱离国府序列、盘踞缅北的数万精锐曾维献部，更是他最硬的底气。这支打过滇缅公路硬仗、装备精良的队伍，虽远在边境，却像一把悬在香港各方势力头顶的利剑，让谁也不敢轻易动他。这样的体量，注定他一踏入香江，就像一块巨石投入暗流汹涌的深潭，即便刻意压低水花，也免不了激荡起层层涟漪。
港英当局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总督杨慕琦的眉头就没松开过。桌上摊着徐渊的详细档案，从他早年在上海继承家业的经历，到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商业布局，再到如今在香港的土地收购与产业投资，每一页都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批注。面对徐渊这个突然出现的“变量”，港英政府的心态复杂得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合作的迫切与猜忌的提防在他们心中反复拉扯。
战后的香港，宛如一个被遗弃的废墟，昔日的辉煌已荡然无存。曾经作为远东地区最繁忙、最繁荣的贸易枢纽之一的它，如今却变得冷冷清清，破败不堪。这一切都是拜日本侵略者所赐。他们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残暴统治，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战争期间香港的人口急剧减少，从战前的一百六十万人骤降至六十多万，降幅高达六成以上！而那些在战火中毁于一旦的建筑更是不计其数，超过两万栋房屋遭受重创或完全倒塌，其中不乏许多位于商业区的高级写字楼以及工业区内的大型工厂。
不仅如此，物资匮乏也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当时的香港几乎没有任何粮食储备，现有的库存只够支撑短短三个月时间。与此同时，能源供应也极度紧张，市民们不得不面临着煤油限购的困境，甚至连日常生活所需的自来水都成了一种奢侈品——将近三分之一的水管已经损坏，无法正常供水。
军政府虽已接管香港，忙着清理战争废墟、恢复基本秩序，对粮食、燃料、药品等民生项目实行严格管制，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资金与技术黑洞。重建厂房需要钱，修复市政设施需要钱，稳定物价、解决失业问题更需要钱，而英国本土在战争中损耗惨重，能拨付给香港的重建资金少得可怜。技术上的缺口同样致命，战前依赖的欧美设备供应中断，本地仅有的几家工厂要么设备老化，要么在战火中被毁，根本无力支撑经济复苏。
就在这时，徐渊带着华渊集团主动递来了橄榄枝。他手中的巨额资本，恰好能填补重建资金的缺口；他带来的先进工业设备，尤其是纺织、食品、医药这三大民生领域的生产线，简直是为香港量身定做——纺织厂能解决市民穿衣问题，食品加工厂能缓解粮食短缺的压力，医药厂则能应对战后频发的疫病。更重要的是，他掌控的南洋贸易渠道，能绕过战后欧美贸易（对“内战”持所谓局外中立）的封锁，将橡胶、香料、矿产等物资运进香港，再将香港生产的商品销往东南亚，形成完整的贸易闭环。
这对于急于稳定社会、恢复统治秩序的港英当局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他们太需要徐渊这样有实力、有渠道的资本家了——投资实业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缓解失业带来的社会动荡；恢复生产能让物价稳定，赢得市民对殖民统治的认可；而贸易的复苏，更能让香港重新拾起远东贸易枢纽的地位。因此，无论心中有多少猜忌，港英当局都不得不伸出“合作”的手。
可合作的意愿，始终被浓重的政治猜忌笼罩着。港英当局的政治部里，关于徐渊的监视报告每天都在更新：“今日徐渊与延安和南京方面驻港办事处人员分别在某处秘密会面，时长约一小时”“华渊集团的商船昨日驶往缅北，疑似运送物资”“徐渊近期与本地商会会长会面频繁，或在串联华人势力”。这些报告像一根根刺，扎在殖民当局的心上。
他们从未真正信任过徐渊——他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商人。档案里清晰地记录着，他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几位核心人物交情匪浅，抗战期间曾多次为国府输送战略物资，甚至有传闻说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持有特殊席位……还有他意味不明的政治倾向等等。更让他们忌惮的是曾维献部，这支脱离国府序列的武装力量，装备着美式武器，战斗力极强，且完全听从徐渊调遣。在港英当局看来，这无疑是一支潜在的“非官方军事力量”，谁也无法保证，未来这支力量会不会成为挑战殖民统治的隐患。
而徐渊在香港的一系列操作，更让他们不敢小觑。英军接收香港的那段时间，社会混乱，人心惶惶，不少业主逃难未归，大量土地无人问津。就在所有人都在观望时，徐渊却凭借敏锐的嗅觉和果断的手段，迅速出手，拿下了中环边缘、九龙码头附近等多处黄金地块。这些地块要么紧邻商业区，要么占据交通要道，未来的升值空间不可估量。这样的眼光与手腕，让港英当局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绝不是只会赚钱的商人，他有着深不可测的政治野心和布局能力。
于是，港英当局最终敲定了对徐渊的策略——“限制性利用”。
一方面，他们在法律框架内为华渊集团开了“绿灯”：快速批准商业注册，让华渊纺织厂、华渊食品厂、华渊药厂在最短时间内开工投产；在市政重建项目上，主动抛出橄榄枝，允许华渊集团参与部分道路、供水设施的修建，甚至将九龙部分区域的电力供应权交给了他。这些合作，既是为了借助徐渊的资本与技术，也是为了将他“绑”在香港的重建进程中，让他的利益与殖民当局的统治捆绑在一起。
另一方面，他们的防备从未松懈。政治部的便衣侦探伪装成小贩、车夫、工厂工人，日夜监视着徐渊的行踪和华渊集团的运作；电话监听设备早已安装在徐渊的别墅和办公室里，他与外界的每一次通话都被记录在案；华渊集团的财务账簿、货物进出清单，都要接受殖民当局的“抽查”，美其名曰“规范市场秩序”，实则是提防他的资本过度扩张，威胁到英资财团在香港的传统利益。
要知道，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太古集团等英资财团，早已垄断了香港的金融、贸易、航运等核心领域，这是港英当局统治香港的经济基础。他们可以允许徐渊在民生领域分一杯羹，但绝不能容忍他染指核心产业，更不能让他的资本实力超过英资财团。因此，每当华渊集团试图涉足航运、金融领域时，总会遇到各种明里暗里的阻挠——要么是审批流程无限期拖延，要么是英资财团联合打压价格，逼得徐渊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
港英当局就像一个谨慎的猎人，既想利用徐渊这头“猛兽”捕捉到复苏经济的“猎物”，又时刻提防着被这头“猛兽”反噬。而徐渊对此心知肚明，他在港英当局划定的框架内步步为营，表面上专注于实业投资，与殖民当局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姿态，暗地里却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等待着打破格局的时机。
香江的水，从来都不平静。徐渊与港英当局的这场“合作”，不过是香港多方势力角力的开端，更激烈的交锋，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