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午后的枪声先撕破了伪装。
起初以为是闸北流兵的火拼，这种事近来不算稀奇。直到法租界边界的电话疯狂响起，何茂才的声音在听筒里抖得不成样子：“少爷！是学生……学生在大马路游行，巡捕开枪了！”
徐渊抓起外套冲出工厂驻地办公室时，静安寺路已乱成一锅粥。黄包车夫们扔下车子往巷子里钻，商铺纷纷上了排门，门板碰撞的砰砰声里，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和孩子的哭嚎。他往公共租界方向跑，越靠近外滩，空气里的火药味越浓，混着汗臭和血腥味，呛得人喉咙发紧。
到了南京路拐角，他被巡捕的警戒线拦在后面。隔着攒动的人头望过去，街面上散落着草帽、布鞋，还有被踩烂的标语传单，红色的墨迹混在水渍里，像一道道凝固的血痕。几个印度巡捕端着步枪，枪托时不时砸向试图往前涌的人群，嘴里喊着生硬的上海话：“退后！都退后！”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有人抬着担架从里面挤出来。担架上的年轻人浑身是血，长衫被打穿了好几个洞，眼睛还圆睁着，像是没看清这世道的荒谬。旁边一个穿学生装的姑娘哭得撕心裂肺，手里紧紧攥着半面被打烂的旗帜，白布上“还我青岛”四个字被血浸得发黑。
“为什么开枪？”有人在人群里嘶吼，声音嘶哑，“他们只是举着标语喊口号啊！”
回答他的是又一声枪响，这次更近，子弹擦着头顶的电线飞过去，惊得一群鸽子扑棱棱飞起，在灰蒙蒙的天上盘旋。徐渊死死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渗出血珠都没察觉。他知道这一天会来，课本里的铅字早已印下冰冷的结局，可当亲眼看见年轻的生命像草芥一样倒在街头，那些历史知识带来的冷静瞬间碎成齑粉。
他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学生试图扶起倒地的同伴，刚弯下腰，就被巡捕的警棍狠狠砸在背上，整个人像断线的风筝摔出去，眼镜飞得老远，镜片在阳光下闪了一下，随即被乱脚踩碎。他看见一个卖报的小童吓得瘫在路边，怀里的报纸散落一地，头条正是“巴黎和会中国提案遭拒”。
这些画面像烧红的烙铁，一下下烫在他眼里。他是徐渊，是掌握着未来信息、能为家族筑起金融防火墙的“聪明人”，可此刻，他只能站在警戒线外，看着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枪口指着，被警棍殴打，连冲上去扶一把的勇气都要被巡捕的枪口碾碎。
愤怒像岩浆在胸腔里翻滚，烧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疼。他想吼，想质问，想撕碎那些巡捕脸上的漠然，想摇醒那些还在租界里歌舞升平的人。可他发不出声音，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闷得快要炸开。这怒火太沉了，沉得他直不起腰——他知道后续的谈判会无果，知道凶手会逍遥法外，知道这满腔的悲愤最终只会化作历史书里几行冰冷的文字。
有巡捕注意到他眼中的火光，用枪托指了指他：“看什么看？滚开！”
徐渊没有动，只是死死盯着街面上那片越来越大的血迹。风卷着传单掠过脚边，上面的字迹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像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问他这个“先知”能做什么。
他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阳光一点点被血色染暗，看着人群在枪声中散去，只留下满地狼藉和无声的哀恸。口袋里的英镑支票硌着皮肤，那曾经被他视为安全保障的硬通货，此刻却像一块烙铁，烫得他心口发慌。
回法租界的路上，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脚下是同胞的血，身边是麻木的看客，头顶是飘扬的外国旗帜。压抑的怒火在喉咙里翻涌，最终只化作一声沉闷的叹息，消散在布满硝烟的空气里。
这天的上海，没有风，只有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死寂。
事情的发展就如同老电影般在徐渊的眼前放映。20世纪20年代，上海作为帝国主义在华侵略的重要据点，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日本）通过租界享有领事裁判权、关税特权等，对中国人民实行殖民统治，民族矛盾尖锐。上海的日资、英资工厂中，工人遭受残酷剥削，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劳资冲突频发。
也就在前些天的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资纱厂（内外棉七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克扣工资，举行罢工。日本资本家竟指使打手开枪射击，打死青年工人顾正红，打伤10余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极大愤怒。
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共领导下迅速行动，学生也纷纷罢课抗议。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30日在公共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抗议帝国主义暴行。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余人在公共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顾正红、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英国巡捕竟逮捕了100多名学生。下午，上万名群众聚集在巡捕房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
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打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徐渊做了他认为自己能做的，可以做的。
徐渊回到法租界霞飞路的徐公馆时，没有理会有些惊惶的仆人，书房的一扇窗户还敞着，风卷着桌上的账册页脚簌簌作响。他没去关窗，径直走到保险柜前，转动密码锁的动作带着一种近乎粗暴的笃定。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箱银元和一些簇新的纸币，是近期还没有兑换外币准备用来扩充缫丝厂机器的流动资金。他将箱子一个个拖出来，银元碰撞的脆响在空荡的房间里格外刺耳，像在敲碎某种陈旧的盘算。
“少爷，这是……”进来送文件的何茂才吓了一跳，看着现场的状态，话都说不囫囵。
徐渊没抬头，正用牛皮纸仔细包裹着一沓沓钞票，指尖沾着墨渍和灰尘，混着掌心未干的血痕：“去总工会报个信，就说有人捐了笔款子，给罢工的工人发饭钱。”他顿了顿，补充道，“别留名字。”
何茂才不敢反驳，应了一声，收拾了一下后跑出去时，撞翻了门口的痰盂，瓷片碎裂的声音里，徐渊已经扛起了最重的那箱银圆。走到巷口，正撞见几个巡捕在盘查路人，枪托敲着墙根，发出沉闷的威胁。他矮身钻进旁边的煤渣路，银圆箱子磕在砖头上，硌得肩膀生疼，却让他清醒得像被冰水浇过——那些课本里的“历史必然性”，从来都藏在一个个具体的选择里。
他绕到总工会秘密据点的后门时，天已经擦黑。看门的老头举着油灯照他，看见箱子上渗出的银白反光，突然红了眼眶。里面闹哄哄的，有人在油印传单，油墨味混着熬焦的米汤香飘出来，几个戴袖标的工人正围着地图争论，手指重重敲在“租界边界”几个字上。
“这些钱……”有人接过箱子，声音发颤。
“买米，买药，买油墨。”徐渊拍了拍手上的灰，指缝里还嵌着银圆的冷光，“不够再来找我。”他没说更多的话，昏暗的环境下也没人看清他的容貌和神色。
巷子里飘来的《国际歌》。
转身离开时，据点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有人喊了句“打倒帝国主义”，紧接着是此起彼伏的呼应，震得墙皮都在掉灰。徐渊没回头，只是把外套扣子系得更紧了些。路过南京路时，警戒线已经撤了，几个清道夫正在冲刷路面，血水混着肥皂水往阴沟里流，在路灯下泛着暗红的光。他看见街角有个穿学生装的姑娘在捡散落的传单，小心翼翼地把带血的纸片抚平，叠成整齐的一沓。
“还能再印吗？”她抬头问他，眼睛红肿，却亮得惊人。
徐渊从口袋里摸出最后几张钞票递过去，这是他来到民国后保持的习惯：“明天一早，我让人送新的纸过来。”
夜风终于起来了，卷着传单的边角掠过脚边，像无数只振翅的蝴蝶。徐渊沿着马路慢慢走，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踩过那些尚未干透的水痕，激起细碎的涟漪。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历史书里的结局，却忽然明白，那些冰冷的文字背后，从来都缀满了这样的夜晚——有人扛着银圆穿过暗巷，有人在血泊里捡拾传单，有人把船票揉成纸团，有人在枪声里哼起不成调的歌。
法租界的霓虹灯在远处闪烁，映得天上的云都泛着虚假的光。徐渊紧了紧领口，往霞飞路的徐公馆方向走去。他还有账册要算，有信息要汇总分析，有明天的太阳要等——不是作为掌握未来的“聪明人”，而是作为这滚烫历史里，一颗愿意发烫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