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州用竹刀剖开案上的竹简，泛黄的竹片里露出几行褪色的墨迹。“你看这些夷文。”他将竹简推给苏临州，指尖划过那些弯弯曲曲的符号，“这是南中夷人刻的盟约，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南中时立的。上面写着‘汉夷互不相犯，盐铁等价交易，秋粮各取其半’。可我在南中找到的另一块碑，景耀二年（259年）刻的，上面只剩‘夷人岁贡朱砂三千斤、犀角五十对’，提都没提朝廷该给什么。”
苏临州刚用艾草熏过卷宗上的霉斑，闻言抬眼时，睫毛上还沾着细小的灰絮。“姜维在沓中屯田，把南中当成了提款机。”他从行囊里掏出一卷布帛，展开时能看见上面用朱砂画的地图，“去年我跟着夷人向导走了趟泸水，见沿岸的盐井全被荆州籍校尉占了，夷人要吃盐，得用三倍的粮食去换。有个老夷人跟我说，诸葛亮在时，盐井是‘汉夷共煮’，现在却成了‘汉占夷看’——这哪里是治理，分明是劫掠。”
沈砚州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说不出的疲惫。“你再看这份军报。”他抽出一份边角烧焦的竹简，“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北伐，围攻洮阳时缺粮，竟让人去抢了羌人的牛羊。羌人本来是帮蜀汉的，这下倒戈相向，引着魏军抄了姜维的后路。报信的校尉在军报里写‘羌人反复无常’，可他没写，前一年朝廷答应给羌人的铁器，至今还堆在成都府库里，被荆州将领拿去打了私兵的铠甲。”
苏临州捏着布帛的手微微发颤，地图上标注的“汉夷分界”被朱砂描得越来越粗，像一道渗血的伤口。“昨天我去查了府库的出入账，”他声音压得很低，“景耀年间，南中每年进贡的金、银、漆，有六成没进国库，而是直接送进了荆州籍大臣的私宅。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才十五岁就有了三座盐井，全是南中夷人‘献’的——这些事，刘禅难道真不知道？”
“他怎么会不知道？”沈砚州起身时带倒了案边的铜灯，灯油泼在地上，映出两人沉默的影子，“去年正月朝会，益州刺史张翼当着满朝文武说‘南中怨声载道，若不减免贡赋，恐生大变’，结果被诸葛瞻斥为‘危言耸听’。刘禅就坐在龙椅上，只说了句‘丞相之子所言有理’。你说他是昏庸，还是故意装糊涂？”
苏临州忽然想起在绵竹见到的景象：诸葛瞻战死的地方，至今还能捡到锈蚀的箭镞，而附近的百姓说，当时诸葛瞻的亲兵里，荆州籍士兵占了八成，益州士兵多是被强征来的，开战前就跑了一半。“其实从诸葛亮开始，就埋下了偏心的根。”他捡起一根掉落的竹简，上面刻着诸葛亮南征时的军令，“‘凡荆州兵犯法，杖二十；益州兵犯法，杖五十’——连军法都分亲疏，还谈什么上下一心？”
“最荒唐的是户籍。”沈砚州从卷宗堆里翻出一本布制户籍册，封皮上绣着“蜀郡”二字，“景耀三年（260年）的户籍，荆州移民的‘客籍’被单独列出，注明‘免役三年’；益州人的‘土着籍’却写着‘岁役三月，战时随叫随到’。有个成都县的小吏跟我说，他爷爷是跟着刘备入蜀的荆州兵，到他这代还能享受‘免役’，而隔壁益州老王家，三代人都在服徭役，儿子刚十五就被拉去守江油了。”
苏临州将布帛地图叠起，指尖在“阴平道”三个字上顿了顿。“邓艾能偷渡阴平，不是因为路好走，是因为守将马邈根本没设防。”他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声音里带着一丝怅然，“马邈是益州人，他爹当年随诸葛亮北伐战死，朝廷答应给他家‘袭爵’，结果拖了十年都没兑现，反而把他派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邓艾来时，他手下的士兵多是益州人，一哄而散——你说他们是逃兵，还是早就不想替荆州人卖命了？”
沈砚州忽然从怀里掏出半块饼，饼上还带着霉点。“这是我从江油城废墟里捡的。”他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苦涩的味道漫开来，“马邈的粮仓里，发霉的陈粮堆了半城，可士兵却在吃野菜。而成都的荆州将领府里，光是酿酒的粮食就够江油守兵吃半年。”他将剩下的饼扔在案上，“你说蜀汉亡于邓艾、钟会？我看是亡于这半块发霉的饼——当士兵连饱饭都吃不上，而将领还在挥霍时，谁还会为这朝廷拼命？”
苏临州拿起那半块饼，忽然想起在南中听到的夷歌：“泸水东，汉兵凶，夺我盐，抢我铜；泸水西，夷人啼，愿曹魏，换天日。”他将饼放回案上，指尖轻轻叩着桌面：“其实从一开始，蜀汉的账本就没算对。他们算的是土地、粮食、兵甲，却没算人心——荆州人的心、益州人的心、夷人的的心，这本账一旦亏空，再厚的家底也填不满。”
沈砚州望着渐明的天色，案上的卷宗在晨光里显出斑驳的字迹，像一张张哭丧的脸。“昨天我去武侯祠，见有人在诸葛亮塑像前烧纸，说‘若丞相在，断不会如此’。”他忽然笑了，“可诸葛亮在时，不也让荆州人当太守，益州人做小吏吗？他只是比后人更会粉饰罢了。”
苏临州站起身，将那些竹简、布帛、户籍册一一收好，放进一个沉重的木箱里。“这些东西，该让后人看看。”他扣上箱锁时，声音格外清晰，“让他们知道，所谓亡国，从来不是城破的那一刻，而是当有人把‘我们’和‘他们’刻进骨头里，当账本上的数字盖过了活生生的人，这天，就早就该变了。”
晨光漫过窗棂，照在木箱上，锁扣的铜锈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