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城的江面上，最后一艘东吴的商船在景耀三年（260年）深秋扬帆离去。船主临走前对蜀汉守将罗宪叹道：“洛阳来的使者说，吴蜀联盟早成了魏人的笑柄。你们皇帝忙着修宫殿，我们主公想着抢交州，谁还顾得上‘共抗曹魏’？”罗宪望着船影消失在雾中，握紧了腰间的剑——这座诸葛亮亲自选址的“东拒吴、北防魏”的要塞，如今连盟友的影子都见不到了。
蜀汉的外交，曾是诸葛亮“隆中对”的核心支柱。“外结好孙权”的策略，让赤壁之战有了孙刘联军，让刘备得以占据荆州、益州，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但到了灭亡前夜，这个曾让曹魏“东西不能相顾”的联盟，早已沦为“互不信任、各自算计”的空壳。外交的溃败，不是东吴的背叛，也不是曹魏的强大，而是蜀汉自己一步步走进了“既无盟友、又树强敌”的死局。
一、“唇齿相依”的黄金时代：诸葛亮的联吴智慧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失荆州、走麦城，吴蜀联盟破裂，两国在夷陵大战中两败俱伤——蜀汉“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东吴也“将士多死，国势大损”。曹丕趁机集结大军，准备“一举灭吴”，孙刘两家都到了“唇亡齿寒”的关头。
诸葛亮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修复吴蜀联盟。他派邓芝出使东吴，面对孙权的犹豫，邓芝直言：“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这番话点醒了孙权——吴蜀只有联合，才能对抗曹魏。
建兴二年（224年），吴蜀签订“中分天下”的盟约，约定“灭魏之后，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司州之地，以函谷关为界”。这个看似理想化的盟约，实则是诸葛亮的务实考量：它明确了双方的战略目标，消解了“谁为盟主”的争议，为联盟注入了“共同利益”的粘合剂。
诸葛亮时期的联吴，不止于“盟约”，更在于“行动协同”。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同时遣使告知孙权“愿吴发兵攻魏，首尾夹击”；孙权虽未大举出兵，却派陆逊率军攻襄阳，牵制了曹魏的东线兵力。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孙权亲率十万大军攻合肥，形成“西有诸葛出斜谷，东有孙权攻合肥”的局面，让魏明帝曹叡不得不“亲征东线，急调司马懿拒西线”。这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却目标一致的协同，让曹魏一度陷入“两线疲于奔命”的困境。
更难得的是“互信机制”的建立。诸葛亮将侄子诸葛恪（诸葛瑾之子）派往东吴任职，孙权则将宗室孙壹留在蜀汉为质；两国互派“常使”，及时通报军情；甚至在贸易上“互通有无”，蜀汉的蜀锦换东吴的粮食、战马，形成“经济绑定”。那时的吴蜀联盟，是“战略互信+行动协同+利益共享”的典范，也是蜀汉能以一州之地对抗曹魏的重要支撑。
二、“貌合神离”的裂痕：蒋琬、费祎时期的联盟松动
诸葛亮去世后，吴蜀联盟的“粘合剂”开始失效。蒋琬、费祎虽延续“联吴”政策，但缺乏诸葛亮的“战略远见与个人威望”，联盟逐渐从“深度协同”沦为“表面应付”。
裂痕首先出现在“战略目标的分歧”。蒋琬主张“顺汉水东下攻魏兴、上庸”，试图夺回荆州，这与东吴“保住荆州、经营交州”的战略冲突——孙权担心蜀汉“复夺荆州”，暗中在荆州增兵，甚至拒绝蜀汉借道伐魏的请求。费祎主张“以守为主”，不再主动与东吴协同北伐，导致曹魏得以“集中兵力对付东吴”，孙权多次遣使催促蜀汉出兵，都被费祎以“国内未安”推脱。久而久之，东吴觉得“蜀汉已无北伐之志，联盟失去意义”。
互信的崩塌更具破坏性。延熙七年（244年），曹魏曹爽攻蜀，费祎率军拒敌，遣使向吴求援，孙权却按兵不动，直到确信蜀汉能取胜，才象征性派了支偏师；延熙十年（247年），东吴攻曹魏的柤中，遣使请蜀汉策应，蒋琬仅派千人出祁山，“虚张声势”。这种“见死不救”的默契，让联盟成了“危机时无人援手”的摆设。
经济摩擦则加剧了矛盾。蜀汉后期因财政紧张，降低蜀锦质量却抬高价格，东吴商人“怨声载道”；东吴为报复，限制粮食出口蜀汉，导致蜀汉“沓中屯田缺粮”。两国甚至在边境爆发“盐铁之争”——东吴在荆州私开盐井，争夺蜀汉盐铁司的市场，蒋琬下令“禁止蜀盐入吴”，引发边境小规模冲突。当“经济互补”变成“经济对抗”，联盟的利益基础便彻底动摇。
孙权晚年的“多疑”与蜀汉的“被动”，让裂痕难以弥合。孙权杀大臣吕壹、废太子孙和，内部动荡，无暇西顾；蜀汉则因“蒋琬病重、费祎遇刺”陷入权力真空，无力修复联盟。到延熙十四年（251年）孙权去世时，吴蜀联盟虽未正式破裂，却已“名存实亡”——两国使者仍往来，却不再通报军情；盟约仍在，却再无协同行动。
三、“孤立无援”的终局：姜维时期的外交彻底破产
姜维掌权后，不仅没能修复吴蜀联盟，反而因“战略短视”将蜀汉推向“孤立无援”的绝境。他的外交逻辑简单粗暴：“只要能伐魏，不必在意东吴态度”，甚至试图“拉拢曹魏叛将”，结果“既得罪东吴，又没换来新盟友”。
对东吴的“轻视与猜忌”是致命的。景耀元年（258年），东吴孙綝废孙亮、立孙休，姜维认为“东吴内乱，可趁机联合曹魏叛将诸葛诞伐魏”，竟未遣使告知东吴，直接与诸葛诞联络。孙休得知后大怒：“蜀人视我如无物！”当诸葛诞在寿春兵败，姜维向吴求援，孙休以“蜀不告我，我何故救”为由拒绝。更糟的是，姜维为“弥补兵力不足”，竟派人劝诱东吴的武陵蛮夷叛吴归蜀，被东吴察觉后，两国在边境陈兵对峙，彻底撕破脸。
“外交投机”则让蜀汉失去了所有潜在盟友。姜维曾试图联合曹魏的羌、胡部落，承诺“灭魏后许以河西之地”，但因北伐屡败，羌、胡人“见蜀兵弱，不肯附”；他甚至联络曹魏内部的反对势力（如夏侯霸），却因“泄密”导致夏侯霸被杀，反而让曹魏加强了对蜀汉的戒备。这种“只靠嘴炮、没有实力支撑”的外交，不仅没换来盟友，反而暴露了蜀汉的虚弱。
最讽刺的是“对曹魏外交的无知”。姜维始终认为“曹魏内部矛盾重重，可乘隙而攻”，却没看清司马懿父子已巩固权力，曹魏“上下一心，国力日强”。当钟会、邓艾率军伐蜀时，姜维还寄望“钟会与邓艾不和，可离间之”，却不知两人虽有矛盾，却“灭蜀目标一致”。这种对“敌人内部矛盾”的误判，让蜀汉在最后关头失去了“外交斡旋”的可能。
景耀六年（263年），邓艾偷渡阴平，姜维在沓中被钟会牵制，遣使向东吴求救，孙休虽派丁奉率军救援，却“进军迟缓，观望成败”。等丁奉到达永安时，成都已降——蜀汉灭亡时，身边没有一个真正的盟友，就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孤家寡人。
四、外交溃败的深层逻辑：实力与战略的双重缺失
蜀汉外交的死局，表面是“联盟破裂”，实则是“实力不足+战略迷失”的必然。诸葛亮时期，联盟能维持，是因为蜀汉“有北伐实力（能牵制曹魏）+ 有明确战略（联吴抗魏）”，让东吴觉得“联蜀有利可图”；而后期，蜀汉“北伐屡败（失去牵制能力）+ 战略混乱（时而攻魏、时而疑吴）”，让东吴觉得“联蜀弊大于利”。
更根本的是“外交主体性的丧失”。诸葛亮的联吴，是“以我为主，互利共赢”——蜀汉主导北伐节奏，同时尊重东吴利益；而后期的外交，变成“要么依附东吴（如蒋琬的犹豫），要么敌视东吴（如姜维的轻率）”，失去了“平等合作”的底气。当一个国家在外交中“要么仰视、要么俯视”，而不是“平视”，就很难建立稳定的联盟。
历史的吊诡在于：吴蜀联盟的破裂，最终让两国都成了牺牲品。蜀汉灭亡后，东吴失去“西翼屏障”，曹魏得以“集中兵力伐吴”，十七年后（280年），东吴亦亡。这印证了诸葛亮的预见：“吴蜀若离，魏必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