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12月27日晚，吴兆全在酒店大摆宴席，席间拿出六万元交由一位朋友保管。
次日，这位朋友又为他介绍了一名陈姓发廊妹。吴兆全效仿何为光的做法，花了一万多元将这名女子包养下来，随即带着她前往梧州市。
抵达梧州后，他第一件事便是想购买一部手机，但当时手机需预订，无法立即到手。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情人先返回藤县老家等待。
他先是借住在好友杨海龙家中，并支付对方两万元作为酬谢，随后又去见了情人的亲妹妹，并给了妹妹一千元。当晚，三人之间发生了不堪之事。
此时的吴兆全肆意放纵，行为愈发荒唐。
就在他沉溺于声色之时，12月30日，警方已搜查了他的老家，不仅起获了他埋藏于院中、留给父兄的钱款，还在大街小巷张贴了通缉他的告示。
吴兆全的情人看到通缉令后，惊觉枕边人竟是重犯，吓得仓皇逃走，但并未报案。
吴兆全自己也看到通缉令，并得知父亲和哥哥因涉嫌窝藏已被警方带走。他顿时慌了手脚，匆忙乘车赶往柳州，企图按原计划与“二何”会合。
然而这一路他提心吊胆，行程缓慢，不时中途下车住宿，或徒步绕行，看谁都像警察。
等他好不容易在1月3日抵达柳州，才得知何为光与何永新已于前一天落网。惊惧之下，他只好再次逃回藤县老家。
回到藤县后，他购置了被褥等生活物资，躲进了深山里。
可山中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虽委托一位亲戚定时送饭，但对方也怕惹祸上身，时常断供。吴兆全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甚至在年三十夜晚，也只能孤身蜷缩在山洞中，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偶尔，他不得不偷偷下山寻找食物。但由于通缉令遍布城乡，他的行踪终于被人察觉并举报。
2月18日，大批警察包围了他藏身的山洞。经过短暂对峙，吴兆全最终束手就擒。
随后，他带领警方在家中起获了四百一十余万元赃款及手枪、子弹等作案工具。
吴兆全既已落网，尽管其余主犯的一审判决已下，司法程序却并未因此停滞。针对他的审判旋即展开，整个过程推进得迅速而高效。
2月18日他被擒获，同月29日，法庭便为他单独开庭审理。
法槌敲响，庄严的判决在法庭内回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x条第x款之规定，被告人吴兆全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至此，这起惊天大案的首批审判终于尘埃落定：六名主犯被判处死刑，两名从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涉案人员也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年限不等的有期徒刑。
然而，故事并未完全终结。主谋陈恂敏与其同伙陈海强，依然如同人间蒸发，音讯全无。
他们这一逃，便是漫长的二十一年。那么，这两位最后的关键人物，究竟是如何落网的呢？他们的逃亡生涯，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
当年，他在何为光被捕后接到那个警告电话，便立刻带着陈海强开始了漫长的亡命生涯。
他们先是逃往福建，继而流窜至陕西、海南，最后更是偷渡至缅甸、越南。然而，过惯了优渥生活的他，完全无法适应异国他乡的艰苦环境。
1997年6月，陈恂敏与陈海强从越南偷渡回国，潜入云南瑞丽。
此时的他，已彻底抛弃了旧身份，化名为“莫益智”，并为自己编造了一段身世：自称1972年生于广西桂林的深山之中，父母早亡，孤苦无依，是一路乞讨才流落至瑞丽。
此时的陈恂敏衣衫褴褛，浑身污垢，与街头真正的乞丐无异。
或许有人会问，他当初分得的巨额赃款去了哪里？
须知漫长的逃亡路上开销巨大，更糟的是，在海南期间，一大笔钱在乘坐大巴时遗失。最终，两人竟落魄到躲进深山靠伐木苦力维持生计。
前往云南时，他们甚至无力支付车费，只能沿公路徒步，依靠乞讨与捡拾废品维生。到1997年6月抵达瑞丽时，两人身上仅剩十三元钱。
迫于生计，他们只能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并始终以表兄弟相称，陈恂敏唤陈海强为“表哥”。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99年，陈恂敏在瑞丽结识了当地女子杨文娟。他本身相貌周正，又能言善道，很快便与杨文娟坠入爱河，并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过上了看似普通的家庭生活。
婚后，杨文娟为他生下了三个女儿。陈恂敏平日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处事得体，渐渐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在他困难时，邻里也常施以援手。
但女儿的相继出生让他感到压力，仅靠工地微薄收入和他人接济难以为继。于是，他与小舅子杨子鹏商议后，合伙开办了一家建材店。
凭借过往从事工程的经验与生意头脑，小店生意颇为红火。当杨子鹏想扩大规模时，陈恂敏却出于害怕“树大招风”的谨慎心理，坚决反对。
他的谨慎渗透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他从不拍照，连结婚照都没拍，也未曾与妻子领取结婚证；所有银行存折、卡片均使用妻子或亲戚的姓名。
而陈海强，此时也已化名“陈恩年”，在陈恂敏的店里帮忙。
倘若如此平稳度日，他们或许真能隐没于人海。
然而，2016年12月25日，陈海强独自来到瑞丽市银河派出所，深吸一口气后，径直走入，对值班民警说道：
“你好，我叫陈海强，我就是‘番禺大劫案’的在逃犯。”
面对审讯，时隔二十一年，陈海强对当年的犯罪细节依然记忆清晰，供认不讳。但每当问及陈恂敏的下落，他便三缄其口，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他选择自首，是因为身患严重的肺结核，时常大量咳血，自觉时日无多。他希望在生命终结前，能见到当年作案时正在怀孕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按时间推算，儿子如今已二十五岁——他害怕至死也未能见上一面。
这份对亲情的最终牵挂，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