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火已经烧到了灯芯末梢，把御书房的影子拉得老长。赵祯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指尖蹭到眼角的疲惫，这才发觉肚子里早空得发慌——像是有只小耗子在里头转着圈啃，一下下，都挠得人心头发痒。
“官家，可要传御膳？”旁边侍立的老太监见他频频抬手按肚子，轻声试探着问。
赵祯顿了顿，把到了嘴边的“要碗羊肉汤”又咽了回去。他摆摆手，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不必了，忍忍就过了。”老太监不敢多劝，只是悄悄把旁边的热茶往他手边挪了挪。
这一夜，北宋的皇帝就着热茶，把最后几份奏折批完，终究没提那口惦记的羊肉。直到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对着前来问安的近臣，才带着点自嘲似的笑：“昨儿夜里啊，真想喝碗热羊肉汤，可终究没敢说。”
近臣们听得一愣，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还是宰相吕夷简先开口：“官家贵为天子，想吃口羊肉算什么事？御厨巴不得您开口呢！”
赵祯靠在龙椅上，指尖轻轻敲着扶手：“你们不懂。我这一开口，御厨就得夜夜备好宰杀的羊，就为了我可能突然想吃一口。一年下来，几百只羊就没了。就因我一碗口腹之欲，开了这滥杀的头，不值当。”
这话轻飘飘的，却让底下的人心里一沉——这位皇帝，似乎总把自己的“想”，藏在别人的“难”后头。
不只是羊肉，连口渴这种小事，他都能硬生生忍住。有回春和景明，赵祯带着宫人去御花园散心，没走半柱香的功夫，就频频回头张望，眼神扫过跟在身后的侍从，却什么也没说。陪侍的妃子觉得奇怪，想问又不敢，就这么揣着疑惑跟了一路。直到回了宫殿，赵祯才像松了弦似的，急步走到桌边：“快，倒碗水来，渴死朕了！”
宫女端水过来，忍不住多嘴：“官家方才在园子里就渴了，怎么不叫人拿水？”
赵祯喝了半碗水，缓过劲才说：“我回头看了好几回，没见着管茶水的侍吏。我要是一问，他定然要因‘失职’受罚——不过是我忍一时渴，犯不着让他挨板子。”
这样的事，在皇宫里不算新鲜。有回吃饭，赵祯正嚼着米饭，突然“咔”的一声，眉头瞬间皱成了疙瘩，赶紧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竟是颗小石子，牙床都被硌得发麻。旁边伺候的宫女吓得脸都白了，忙问怎么了。赵祯却急忙按住她的手，声音压得低低的：“别声张！要是让人知道朕饭里有沙子，负责膳食的人可是要杀头的！”
他总这样，把别人的安危看得比自己的舒坦重。也正因如此，北宋的皇宫总显得有些“冷清”。有天夜里，赵祯躺在床上没睡着，听见宫外传来丝竹歌笑的声音，热热闹闹的，像是能透过宫墙飘进来。他披了件衣服坐起来，问守在门口的宫人：“这是哪儿在热闹？”
宫人撇撇嘴，带着点委屈说：“还能是哪儿？宫外的民间酒楼呗。您听听，外头多快活，哪像咱们宫里，冷冷清清的。”
赵祯却笑了，望着窗外的月亮说：“这你就不懂了。正因为宫里冷清，外头的百姓才能快活。要是宫里也像外头那样热闹，民间可就该冷清咯。”
在所有人眼里，赵祯就像个没脾气的“老好人”，可谁也没忘，这位看似温和的皇帝，24岁那年也曾红着眼眶，差点掀翻了整个朝堂。
这事得从他13岁那年说起。1022年的冬天，宋真宗驾崩，刚满13岁的赵祯穿着沉甸甸的龙袍，被推上了皇位。可龙椅还没坐热，朝政就被他的“母后”——刘娥刘太后攥在了手里。垂帘听政的帘子一挂，就是11年。直到1033年，刘娥去世，24岁的赵祯才真正摸到了皇权的温度。
可这温度还没焐热，一个惊天秘密就砸到了他头上。那天，宋真宗的弟弟、荆王赵元俨——就是后来小说里常提的“八贤王”，特意进宫见他。这位皇叔屏退左右，盯着赵祯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官家，您的亲生母亲，不是刘太后。”
赵祯当时就懵了，以为皇叔在说胡话：“皇叔说什么？我母后刚去世，您怎能这般胡说？”
“我没胡说。”赵元俨叹了口气，“您的生母，是当年刘太后身边的婢女李氏。真宗皇帝临幸了她，她怀了您。可刘太后自己没孩子，就把您抱了过去，对外谎称是自己生的。李氏被她软禁着，直到死，都没再见过您一面。”
这话像道惊雷，炸得赵祯脑子嗡嗡响。他想起自己喊了20多年“母后”的女人，想起那个总在宫角落里默默看着他、眼神怯生生的李氏宫女——原来那才是自己的亲娘？
还没等他缓过劲，赵元俨又抛出个更吓人的消息：“李氏去年突然死了，才46岁。您知道吗？她贫苦了一辈子，临死前一天，才被刘太后册封为‘宸妃’，享了一天的妃子名分，就暴毙了。刘太后怕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怕您日后认母报复，提前下了手啊！”
“轰”的一声，赵祯感觉天都塌了。他冲进内殿，关起门来放声痛哭——那个他敬了20多年的“母后”，竟是抢了他亲娘孩子、还可能杀了亲娘的仇人？更让他崩溃的是，紧接着又有人告诉他，宫里那位顶着“国舅爷”头衔的“刘美”，根本不是刘太后的哥哥，而是她的前夫！刘娥改嫁给宋真宗后，就让前夫改了姓，顶着“国舅”的名头在宫里享福。
怒火像野草似的在心里烧。赵祯红着眼，一边派军队包围了龚美的府邸，一边亲笔写下“罪己诏”——诏书上，他骂自己不孝，没当好儿子，也没当好皇帝。这道罪己诏一发布，全国都炸了锅，谁都知道了年轻的皇帝被蒙在鼓里24年，亲娘还可能被害死了。
紧接着，赵祯又下了道令：去洪福院，把李氏的灵柩抬回来，他要亲自开棺验尸！
消息传出去，朝堂上下人心惶惶——这是要翻旧账，清算刘太后一族啊！可谁也没料到，最后救了刘家的，竟是当年宰相吕夷简的先见之明。
原来李氏去世时，吕夷简就看出了隐患。他私下找过刘太后，直言不讳地说：“太后，您总有百年的那天。要是将来官家知道了身世，您刘家怕是要遭灭顶之灾！您要是还顾念家族，李氏的丧礼，必须从厚。”
刘太后本来想草草埋了李氏，被吕夷简这么一说，只好下令以“一品礼”下葬。吕夷简还不放心，又偷偷嘱咐办理丧事的太监罗崇勋：“必须用皇后的规格入殓，再用水银灌棺，保住尸身。不然将来出了事，可别怨我没提醒你！”
这会儿，当赵祯亲手掀开棺盖，就见李氏穿着皇后规制的服饰，因水银保护，面容栩栩如生，根本不像被人暗害的样子。他愣了半天，喃喃道：“人言岂可尽信……原来她还是被善待了。”
后来，名臣范仲淹劝他：“官家，刘太后终究抚育您多年，不如‘掩其小故，以全后德’。”赵祯点了头，撤了包围龚美府邸的军队，依旧按原来的礼节对待龚美一家；另一边，他追谥亲生母亲李氏为“章懿皇后”，把她的牌位和刘太后一起供奉在太庙，又封了母亲的弟弟李用和做节度使，赏了无数金银。
这场风波，就这么被他压了下去。再后来，这事被编成了杂剧《抱妆盒》，到了明朝，又成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跟着《三侠五义》传遍了天下——可没人记得，真实历史里的赵祯，是怎么咬着牙，把杀母之疑、欺瞒之恨，都揉进了“宽恕”里。
连亲娘的事都能忍，后来包拯把唾沫喷到他脸上，他自然也忍得了。
赵祯宠张贵妃，宠得没边。张贵妃想给自家伯父张尧佐求个“宣徽使”的官——这官虽说是个虚职，可也是高级别的荣誉。她天天在赵祯耳边吹枕边风，软磨硬泡的，赵祯架不住，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上朝，张贵妃把他送到宫殿门口，还拉着他的衣袖叮嘱：“官家，可别忘了封我伯父做宣徽使啊！”
赵祯拍了拍她的手：“放心放心，错不了。”
可他没想到，这话刚在朝堂上说出口，底下就炸了锅。谏官包拯“腾”地站出来，指着他就开始说：“官家怎能如此草率！外戚干政是大忌，张尧佐无功无德，凭什么当宣徽使？”
包拯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随着话头飞出来，有几滴直接溅到了赵祯的脸上。赵祯僵在龙椅上，想擦又不能擦，只能耐着性子听包拯把话说完，最后无奈地摆了摆手：“罢了罢了，这事朕不提了。”
退朝回后宫，张贵妃早就等着了，一脸期待地问：“官家，我伯父的事成了吗？”
赵祯一肚子火没处发，只好对着她叹：“成什么成！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喷我脸上了！你就知道要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张贵妃愣了愣，也不敢再提了。
不光是包拯，连大书法家蔡襄都“欺负”过他。蔡襄这人不修边幅，夏天天热，他能好几天不洗澡。有回上朝奏事，正是三伏天，蔡襄站在殿中央，一边说一边比划，浑身的汗臭味混着墨香飘过来，唾沫星子也跟着飞。赵祯坐在上面，只觉得鼻子里又酸又辣，却只能装作没事人，硬着头皮听完。
等退了朝，他才捂着鼻子对宫人说：“我的天，刚才差点被那个‘臭汉’熏死，还喷了我一脸唾沫！”
宫里的妃嫔们也常抱怨他“说话不管用”。有几个服侍多年的妃嫔，想提升下名位，就找赵祯撒娇：“官家，我们都伺候您这么久了，就给我们升个名分呗？”
赵祯总是挠挠头：“这不行啊，没先例。就算我答应了，朝堂上也通不过。”
妃嫔们不信：“您是皇帝，谁敢不答应？”
赵祯没法子，只好私下找宰相打招呼：“朕要是给妃嫔们写了提拔的手诏，你们看着办，别都照办。”然后又对妃嫔们说：“那我给你们写手诏，你们拿去给有司部门，他们同意就行。”
妃嫔们拿着手诏欢天喜地地去了，结果全被打了回来。回来就抱怨：“官家，原来您说话真不管用！”
赵祯也不恼，只是笑笑——他知道，这不是他“不管用”，是这大宋的皇权，本就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北宋自建国起，就定下了“崇文抑武”的规矩。科举制选出来的读书人，组成了庞大的文官集团，他们不再是皇帝的“奴才”，而是敢跟皇帝“共治天下”的人。后来，历经三朝的副宰相张方平跟宋神宗说过一句话：“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这话，在宋以前没人敢说，在宋以后也渐渐没人敢提——只有在宋仁宗这朝，皇权和士大夫的平衡，达到了最微妙的状态。
嘉佑六年，23岁的苏辙参加殿试，当着赵祯的面，写了六千多字的文章，把皇帝骂了一顿：“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
主考官们吓坏了，纷纷说苏辙“言过其实”，主考官胡宿更是坚持要把他除名。可赵祯看完卷子，却笑着说：“朕本来就是要找敢说真话的人，他说了真话，我要是把他黜了，天下人该怎么看我？”
那年，苏轼苏辙兄弟的答卷都很精彩，赵祯高兴得跟皇后说：“朕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后来苏轼卷入“乌台诗案”，宋神宗想杀他，还是太皇太后曹氏站出来说：“仁宗当年说过，苏轼苏辙是留给子孙的宰相之才，怎能杀了？”苏轼这才保住性命，被贬到了黄州。
不光是苏轼苏辙，整个宋仁宗朝，就像开了“人才外挂”。明朝人评的“唐宋八大家”，除了韩愈柳宗元，剩下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是在仁宗朝被提拔起来的；还有写“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永，写“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晏殊，搞哲学的“北宋五子”，打仗的范仲淹、狄青，断案的包拯，甚至连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写《梦溪笔谈》的沈括，都出在这时候。
有人说，宋仁宗在位的42年，是中国历史上“人才大爆炸”的年代——这话一点不假。赵祯自己也挺得意，在诗里写“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那口气，跟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骄傲，差不了多少。
他对文人也宽容。四川有个老秀才，给成都太守献诗，写了句“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明摆着是想割据一方啊！太守吓得赶紧把人绑到京城，可赵祯看完诗，却笑了：“这老秀才是急着当官吧？写首诗泄泄愤而已，治什么罪？给他个司户参军当当。”
这事要是搁在清朝，别说写诗，就算说句“清风不识字”，都得被砍头。可在宋仁宗这儿，就这么轻飘飘地翻篇了。
可再温柔的时光，也有风雨。赵祯朝文治兴盛，可边境的麻烦却没断过。东北的辽国还好，澶渊之盟后，百年没打仗；可西北的党项，在1038年突然冒出来个李元昊，建立了西夏，还接连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战役里打败宋军，兵锋都快到长安了。宰相吕夷简急得直跺脚：“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西夏虽胜，可国小人少，打不起持久战。1044年，宋夏终于议和：西夏向宋称臣，宋每年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还开放边境贸易，这就是“庆历和议”。
后人总骂这是“屈辱求和”，可没人算过一笔账：北宋给西夏的“岁赐”，看着是花钱，可通过边境贸易，北宋赚回来的更多。就像后来臣子宋昭说的：“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赵祯自己也说：“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可边境的和平，挡不住国内的隐患。北宋“崇文抑武”，军队效率低，为了保安全，军队越招越多，到赵祯时，竟有125.9万人，军费占了全国年收入的70%；官员也越来越多，“冗官”“冗费”堆得像山。为了凑钱，庆历五年时，盐、酒等商业税，比宋真宗时涨了三倍多——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了。
欧阳修看着民间的乱象，忧心忡忡地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赵祯也急，1043年，他把正在西北抗西夏的范仲淹召回京城，让他搞改革——这就是“庆历新政”。
范仲淹想干实事，一上来就拿吏治开刀。他拿着官员名单，看到不称职的，就直接划掉。富弼在旁边看着，急得直劝：“你这轻轻一划，可是一家子要哭啊！”
范仲淹笔没停，抬头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划掉一个不称职的官，只是他一家子哭；可要是让他继续当下去，整个“路”（北宋的监察区，比省还大）的百姓都得哭。
可改革越狠，阻力越大。守旧派不敢骂皇帝，就盯着范仲淹等人咬，说他们“拉帮结派搞朋党”。赵祯心里咯噔一下——宋太祖就是靠“义社十兄弟”这些朋党才黄袍加身的，这是赵家的大忌！他找范仲淹问：“君子也需要搞朋党吗？”
范仲淹耿直，没听出话里的担忧，直接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勇敢的人聚在一起，怯懦的人也聚在一起，朝廷里也一样。只要是为了向善，朋党有什么害？”
赵祯没再说什么，可心里的疙瘩却结下了。没多久，守旧派又造谣言，说范仲淹要废了他，另立新君。范仲淹心里一寒，知道皇帝信了，就主动请旨：“西北边塞告急，臣请求去巡边。”
他等着皇帝挽留，可赵祯却“爽快”地答应了，让他去当陕西宣抚使。没几天，富弼也被外放了。从1043年八月到1045年正月，才14个月的庆历新政，就这么没了。
范仲淹走了，可他点燃的改革火苗，却烧到了一个年轻人心里——当时在浙江鄞县当知县的王安石，看着新政的起落，在县里搞起了小规模改革试点。二十多年后，这个在仁宗朝成长起来的小知县，会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掀起更大的“王安石变法”。
赵祯的“仁”，能成就盛世，也能耽误事。除了范仲淹，武将狄青的悲剧，也是他这性格酿的。
狄青是从普通士兵拼出来的。西夏打仗时，他戴着铜面具，光着膀子冲在前面，西夏兵见了都怕。范仲淹在西北时，特意教他读《左氏春秋》，说：“将帅不知古今，就是匹夫之勇。”狄青听进去了，一边打仗一边读书，后来又平定了侬智高之乱，成了北宋少有的能打的武将。
赵祯喜欢他，把他一路升到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还在京城给了他一套大房子。可这一下，文官集团炸了锅。北宋向来“崇文抑武”，一个士兵出身的武将，怎么能当枢密使？
于是，谣言来了：狄青家祭祖烧纸钱，有人说“狄府有帝王之气”；甚至有人说“狄青家的狗长了两只角，是要称帝的兆头”。连欧阳修都站出来说：“狄青以武将掌军国要职，于国不利。”
这话戳中了赵祯的软肋——他想起了宋太祖。最终，在满朝文官的压力下，赵祯只好把狄青贬为陈州知州。1057年，狄青在陈州忧愤而死，死的时候才49岁。
从新政夭折到狄青病逝，赵祯心里的火，一点点灭了。1058年，38岁的王安石给他上了万字的《言事书》，把变法的想法说得明明白白，可赵祯看完，只是轻轻放在了一边——他累了。
这年，赵祯已经48岁了。从13岁登基到现在，他把四分之三的人生都耗在了龙椅上。早年被刘太后压着，亲政后被身世折腾，想改革又没成，想护着武将又护不住。到后来，谏官王陶见他“寡于语言，群臣奏事，颔之而已”——除了点头摇头，他连话都懒得说了。
比事业更让他揪心的，是孩子。他一辈子有过3个儿子、13个女儿，可3个儿子全夭折了，13个女儿也只活下来5个。每次到父亲宋真宗的忌日，大臣们都能听见他在太庙里头“恸哭，其声甚哀”——他怕是在跟父亲道歉，没能留住赵家的血脉。
1054年，宠爱的张贵妃也死了，赵祯的精神头更差了。1056年正月，才47岁的他在朝堂上突然精神失常，手舞足蹈地喊：“皇后要害我！皇后要害我！”这场疯癫持续了一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
他就像个被掏空的人，在龙椅上熬着。直到1062年八月，在大臣们的反复劝说下，他才从皇族里选了赵曙当皇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七个月后，1063年三月，赵祯在开封皇宫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54岁。
消息传出去，开封城的商户们自发关了店门，街上的人哭成一片。乞丐们捧着纸钱，在皇宫前烧得浓烟滚滚；小孩子们也跟着大人哭，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天好像塌了一块。
消息传到洛阳，商户们也停了业，悼念的纸钱烧得整个洛阳城“天日无光”。连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抓着宋朝使者的手都哭了：“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这四十多年，我们没打过仗啊！
有人在他的永昭陵上题了首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
他没有秦皇汉武的武功，没有唐太宗的雄才，甚至连一场像样的改革都没搞成。可就是这样一位“不完美”的皇帝，却让百姓记了一辈子。
因为他知道，皇帝的“想”，不能比百姓的“活”更重要；因为他明白，皇权不是用来逞威风的，是用来护着天下人的；因为他用四十二年的“忍”与“仁”，让北宋有了一段最温柔的时光——没有兵戈，没有苛政，士子敢说话，百姓能吃饱。
几千年的中国史，不缺开疆拓土的帝王，不缺革故鼎新的君主，可像宋仁宗这样，把“仁”刻进骨子里的守成之君，太少了。
东风吹过永昭陵，那些哭声早就散了，可那段被温柔以待的时光，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