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的指尖划过权利要求书第6页时，晨光正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渗进来，在“独立权利要求”几个字上投下道菱形的光斑。桌上的速溶咖啡已经凉透，杯壁上的褐色痕迹像幅抽象画——这是他今天修改的第三份专利申请文件，发明人是位退休教师，声称研发出“永动机式节水装置”，但权利要求书里的技术特征全是教科书上的基础原理，连最基本的创造性都不满足。
“林顾问，城西那家玩具厂又来电话了。”实习生小艾抱着文件夹闯进来，帆布包上的卡通图案被文件边角压得变了形。小姑娘的马尾辫歪在一边，显然是跑着过来的，“他们的‘会发光的恐龙模型’被起诉侵权，原告说他们抄了外观设计专利，明天就要开庭了。”
林夏的目光落在“玩具厂”三个字上。这家“童乐玩具”是老客户，厂长王建国总爱在申报期送几盒最新款的积木，说“让林顾问的孩子也尝尝鲜”。但林夏知道，王厂长根本没见过他的孩子——三年前妻子带着女儿搬走时，女儿才刚会叫爸爸。
“把证据材料拿来。”林夏点开电子申请客户端，系统里的专利文献像片沉默的森林，“特别是他们的设计图纸和原告专利的授权公告文本。”
小艾翻文件的手在发抖：“原告的专利申请日是去年3月，我们的样品是去年5月上市的……但王厂长说，他们的设计是技术员从国外网站上‘借鉴’的，没留原始手稿。”
林夏的指尖在键盘上顿了顿。他想起上周去玩具厂勘验，看见样品间的角落里堆着些进口玩具的包装盒，其中一款恐龙模型的造型，和被诉产品几乎一模一样。王厂长当时拍着胸脯说：“就改了个颜色，不算抄吧？”
正说着，办公室的玻璃门被推开，王厂长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走进来，西装袖口沾着点彩色颜料。他把布袋往桌上一搁，拉链没拉严，露出里面的金条——去年他儿子结婚时买的，总说“关键时刻能救急”。
“林顾问，你可得救救我！”王厂长的声音带着哭腔，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点颜料，“这案子要是输了，厂里三百多个工人就得喝西北风！我已经把房子抵押了，这点东西你先拿着……”
林夏把布袋推回去，指尖触到对方粗糙的掌心——那是常年摆弄注塑机留下的硬茧，指节处还有道月牙形的疤痕，是十年前机器故障时被齿轮划的。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一双操劳的手，总在他熬夜改文件时，默默端来杯热牛奶。
“王厂长，您先坐。”林夏调出原告的专利附图，“这个恐龙模型的颈部关节，原告专利里是球形连接，您的产品用的是铰链连接，这是区别技术特征。”他顿了顿，“我需要找到你们在原告申请日之前就使用该设计的证据，比如车间的生产记录、客户的订单回执。”
王厂长的哭声停了，从布袋里掏出个磨破的笔记本：“这是技术员的工作日记，去年1月就画了草图……但都是随手画的，没日期啊！”
林夏翻开日记，纸页边缘卷着毛边，某页的角落画着只恐龙，颈部画着个小小的铰链符号，旁边写着“改进方案”。纸页泛黄的程度，看起来确实有年头了。他突然注意到日记的装订线里，夹着张便利店的购物小票，日期是去年2月17日——比原告的申请日早了半个月。
“这张票能证明日记的形成时间。”林夏把小票小心翼翼地取出来，“再找到当时购买绘图工具的发票，结合车间的监控录像，或许能证明在先使用。”
王厂长突然给林夏鞠了个躬，腰弯得像张弓：“我这就去翻仓库！就算挖地三尺，也得把发票找出来！”
送走王厂长时，小艾在旁边吐舌头：“林哥，你这也太冒险了。就一张小票，能当证据吗？”
林夏望着玩具厂的方向，王厂长的背影在晨光里晃得厉害。他想起刚入行那年，跟着师傅做一起发明专利侵权案，被告是家小化肥厂，厂长把全部家当都投在了生产线里。原告的专利其实是抢注的，师傅硬生生从浩如烟海的文献里找到篇国外的旧论文，证明涉案技术早已公开，帮被告赢了官司。
“知识产权保护的是创新，不是垄断。”林夏的指尖在文件边缘摩挲，“我们是知产顾问，不是专利流氓的帮凶。”
上午十点十七分，律所的传真机吐出张来自中院的应诉通知书。被诉方是家生物科技公司，涉嫌侵犯“一种治疗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发明专利权，原告是位退休教授，索赔金额高达两千万。法定代表人栏的名字让林夏愣住了——苏蔓，这是他大学时的恋人，当年因为他总熬夜改文件分的手，现在是这家公司的研发总监。
应诉通知书的附件里，有几张苏蔓签字的实验记录，字迹娟秀，和大学时在图书馆借的书上签的名字如出一辙。林夏的喉结动了动，拿起手机翻到那个备注为“蔓”的号码，通话记录停留在五年前——她出国深造时给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说“等我回来，我们重新开始”。
“林哥，这家公司的专利是你代理申请的吗？”小艾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张主任说，如果是我们的客户，要立刻启动应急预案。”
林夏摇了摇头。他从没接过苏蔓公司的业务，当年她回国创业时联系过他，说要做“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他以“避免利益冲突”为由推荐了其他律所。现在想来，或许那时就该多问几句。
“我去趟生物公司。”林夏抓起公文包，里面的《专利法》被翻得卷了边，“你把原告专利的同族文献查一下，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申请情况。”
生物公司的实验室里飘着股中药味。苏蔓穿着白大褂，正在指导研究员做实验，发梢别着支钢笔，和大学时在课堂上做笔记的样子重合在一起。看见林夏，她手里的移液枪“啪”地掉在实验台上，蓝色的液体溅在白大褂上，像朵突然绽开的花。
“好久不见。”苏蔓的声音很轻，指尖在实验台边缘蹭了蹭，“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林夏的目光扫过墙上的专利证书，其中一项就是被诉的中药组合物专利。证书上的发明人栏里，除了苏蔓，还有个熟悉的名字——他们大学时的导师，去年刚去世。
“老师的研究笔记，您还留着吗？”林夏的声音有点发紧，“原告专利的核心配方，其实是老师退休前的未公开成果。”
苏蔓的眼圈红了：“老师临终前把笔记交给我，说‘这方子能救很多人’。我们花了三年做临床试验，刚投入生产就被起诉……”她从抽屉里拿出个牛皮笔记本，封面印着大学的校徽，“这是老师的原始记录，比原告的申请日早了五年。”
笔记本里夹着张照片，是他们三个人在实验室的合影，老师站在中间，笑得一脸慈祥。照片背面有老师的字迹：“科研的意义，是造福患者，不是囤积居奇。”
林夏的指尖捏得发白。他想起大学时的实验室，老师总说：“好的药，要像蒲公英，能飞到每个需要它的地方。”那时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培养皿上，液体里的中药颗粒像星星一样闪烁。
下午两点，林夏回到律所，把找到的证据摊在张主任面前。老律师戴着老花镜，逐页翻看老师的笔记，手指在“2018年3月12日”的日期上停了很久：“这些证据能证明涉案技术是老师的职务发明，原告作为老师的前助理，涉嫌侵占科研成果。”
“我想提起专利权无效宣告。”林夏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同时申请中止诉讼，等无效结果出来再开庭。”
张主任放下笔记，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审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原告的代理律所是业内顶尖的，他们会用尽手段反驳，这案子可能会拖很久……”
“我知道。”林夏调出原告专利的审查档案，在“优先权”一栏画了条线，“但我也知道，这药现在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救命药，一旦停产，他们每月要多花两千多块买进口药。”
整个下午，林夏都在整理无效宣告请求书。小艾帮他查到原告专利在欧洲的申请被驳回了，审查员认为“不具备创造性”；他又联系了几位中药领域的专家，他们都愿意出具意见书，证明涉案配方在老师的研究基础上没有实质性改进。
傍晚六点，夕阳把律所的玻璃幕墙染成了暖金色。林夏把请求书装订成册，封面上写着“关于‘一种治疗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小艾端来杯热奶茶，杯套上印着只卡通恐龙：“林哥，王厂长刚才打电话，说找到发票了，就在仓库的旧纸箱里。”
林夏接过奶茶，温热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到心里。他想起刚考专利代理人资格证那年，老师说的话：“知识产权就像种树，既要施肥浇水让它长大，也要修剪枝叶让它不挡别人的路。”
晚上八点，林夏在法院门口等到了苏蔓。把无效宣告请求书的副本交给她时，她从包里拿出个小盒子：“这是老师研制的药膏，治你常年握笔磨出的茧子，效果很好。”
药膏的味道很熟悉，是老师实验室里特有的中药香。林夏想起大学时自己总抱怨握笔太累，老师笑着说“等我配出好药膏给你”，没想到这承诺，迟到了这么多年。
回到家时，女儿发来视频，屏幕里飘着生日蛋糕的甜香。“爸爸，妈妈说你在帮很多人做很厉害的事。”女儿的小脸上沾着奶油，“我画了张画给你，是爸爸在保护很多很多专利证书哦。”
林夏靠在墙上，看着女儿举着画笔画的歪歪扭扭的证书，突然觉得很踏实。他想起王厂长的玩具厂，想起苏蔓的生物公司，想起那些在专利证书里藏着的理想——或许他永远成不了张主任那样叱咤风云的大律师，但他愿意做那个在权利要求书里寻找温度的人。
桌上的权利要求书还摊开着，第6页的“独立权利要求”已经修改完毕。林夏拿起笔，在文件的空白处画了朵小小的蒲公英——那是老师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知识的传播与共享。
明天早上八点半，他还会准时坐在办公桌前，修改新的专利文件，准备新的庭审材料。他会继续在法律和人情之间寻找平衡，会为真正的创新保驾护航，也会对恶意抢注的行为说不。因为他知道，每一份专利证书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理想，是沉甸甸的担当，而他笔下的每一项权利要求，都该对得起这份创新的温度。
月光透过窗户照在专利证书上，把那些工整的文字镀上了层银辉。林夏的笔尖悬在“代理人签名”处，迟迟没有落下——他在想，该用怎样的力道，才能既签下法律的严谨，又签下人心的柔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