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东市,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新一期的《大秦报》已然贴满了各处的告示栏。不同于最初发行时人们的好奇与观望,如今,报纸前总是迅速围拢起各色人群。识字的士子商人低声诵读,不识字的贩夫走卒则踮着脚尖,听着官派税吏或自发读书人的讲解。
“快看头版!《商税新政惠及三辅,渭水渠修缮工程正式动工》!”一个穿着儒衫的年轻人高声念道,“文章详列了去岁咸阳、蜀郡、南阳三地商税征收总额,以及首批用于渭水渠加固、郑国渠清淤的款项明细!瞧瞧,这数目,这用途,清清楚楚!”
旁边一个挑着担子的菜贩咂咂嘴:“乖乖,收了这么多钱,还真拿来修渠了?俺还以为…嘿嘿。”他后面的话没说出来,但周围不少百姓都露出了了然的神情,以往的官府,加税的名头不少,最终钱去了哪里,谁又说得清?
“第二版,《褒忠烈·北疆英模传——记锐士营什长黑夫》。”另一个声音接着念起,文章详细描述了黑夫小队深入草原、侦察王庭、负伤昏迷的事迹,文字朴实却充满力量。“…身被三创,犹握刀不退,直至力竭…此真壮士也!”
围观的百姓中响起一阵唏嘘和赞叹声。以往,普通士卒的牺牲与英勇,何曾会被如此详尽地记录和传颂?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以及对守卫边关将士的由衷敬意,在人群中悄然滋生。
“还有这,《农桑新法初见成效,关中试验田亩产翻番》!说是用了什么轮作、绿肥…”
“《医学院附属医馆开诊半月,救治百姓逾千》…”
报纸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朝廷大政的方针解读,也有地方民生的具体改善,更有弘扬忠义、推广农医知识的实用内容。它不再是干巴巴的政令宣达,而是成为了连接庙堂与江湖、传递信息与观念的重要桥梁。
在官学乃至一些新兴的私塾里,《大秦报》甚至成为了蒙童识字明理后的阅读教材。先生们会选取上面的文章,讲解忠孝节义,辨析是非曲直,甚至探讨一些浅显的格物道理。报纸上定期刊载的简易农事口诀、防灾防疫小知识,也被乡间里正、三老收集起来,在乡民聚集时宣读讲解。
一种全新的、由朝廷主导的舆论氛围和教化体系,正在通过这薄薄的纸张,无声无息地渗透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它有效地挤压了那些依靠口耳相传、真假难辨的流言蜚语的生存空间。
旧齐,临淄,一处隐秘的宅院。
张良的面前,也摊开着几份不同期数的《大秦报》。他的脸色平静,但手指在“商税款项明细”和“黑夫事迹”等文章上轻轻划过时,指尖微微泛白。
“好手段…”他低声自语,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以实证破虚言,以忠义聚民心。这扶苏,确比那暴君更难对付。”
一名心腹低声禀报:“先生,我们散播的‘朝廷加税修宫室’、‘长公子排挤老秦人’等流言,起初还有些效果,可这报纸一出,拿着真金白银修渠的事实摆在面前,那些愚夫愚妇便不再信了…甚至有些原本对我们抱有同情的商贾,也开始动摇。”
张良闭上眼,沉吟片刻:“既然底层煽动效果已大不如前,那便转向他处。扶苏倚重格物,推崇实学,那便在他这‘实学’根基上做文章。去联络那些因盐铁专卖、商税而利益受损的旧学派士人,还有…那些被天工苑抢了饭碗的传统工匠。告诉他们,扶苏之法,乃是毁我华夏千年文脉,绝百工世代传承!”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冷光:“还有,这报纸本身…既是利器,亦有其弊。其内容皆出咸阳,若能…让其刊载些‘不该刊载’的东西,或是在传递途中出现些‘意外’,或许比我们散播万份流言更为有效。”
他意识到,面对《大秦报》这套成熟的官方宣传体系,以往那种简单粗放的流言攻势已经难以奏效,必须采取更精细、更具颠覆性的手段。
而在沛县,刘季听着手下关于《大秦报》内容的汇报,只是眯着眼,咂摸着嘴里的草根,嘿嘿一笑:“修渠?褒忠烈?这长公子,是会收买人心的。咱们啊,不急,不急。他修他的渠,咱积咱的德。”他所谓的“积德”,便是继续通过调解纠纷、庇护乡里、施以小恩小惠等方式,在底层编织着他的关系网络,这网络无形,却韧性十足。
吴中的项梁,对《大秦报》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屑。“徒逞口舌之利!”他将一份报纸掷于地上,“治国平天下,靠的是强兵利剑,是民心所向!我江东子弟,只认项字大旗,不认这咸阳废纸!”他加速了整合江东力量、打造兵甲舟船的进程,试图以实实在在的割据实力,来对抗咸阳的舆论攻势。
《大秦报》如同一道逐渐筑起的舆论铁壁,它未能完全消灭暗处的敌人,却成功地夺回了话语的主导权,将扶苏与新政的形象塑造得日益稳固、正面。它让帝国的意志得以更清晰地传达,让民心的向背有了更明确的指引。
在这无声的战场上,扶苏凭借这超越时代的工具,已然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为后续更深层次的变革,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凝聚了更广泛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