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11 月 19 号的清晨，湖南衡南县的风裹着初冬的寒气，刮过长龙村东头的矮山丘。茅草叶尖的露水还没来得及蒸发，就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踩得四分五裂。十几个村民挤在坡底，有人裹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领口沾着灶灰；有人手里还攥着半截没啃完的红薯，另一只手紧紧抓着身边人的胳膊。
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锁在半山腰那片晃动的人影上。
那是县公安局的民警，还有两个穿白大褂的法医。他们弯着腰，手里的铁锹一次次插进湿润的黄泥土里，“噗嗤、噗嗤” 的声响在寂静的山坳里格外清晰。坡底的村民们交头接耳，声音压得极低，却藏不住眼里的慌张：“你说这山上能挖着啥？昨儿个民警来村里问谢培红的事，今早就来挖山了……”“别是谢培红出事了吧？都一个月没见着他躺路边喝酒了……”
议论声还没停，半山腰突然传来一声低喝：“小心点，碰到东西了！” 民警们立刻停下动作，换成小铲子一点点刨开泥土。没过多久，一块深色的布料露了出来， 是棉被的边角，上面还沾着几根干枯的草叶。随着泥土被慢慢清理，裹在棉被里的东西逐渐显形，一股难以形容的腐臭味顺着风飘下来，坡底的村民瞬间安静下来，有人忍不住别过脸，捂住了鼻子。
法医上前，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掀开棉被一角。底下是一具男性尸体，早已高度腐烂，面部轮廓模糊不清，只能隐约看出身材还算魁梧。民警用警戒带把现场围起来，法医蹲在尸体旁仔细检查，偶尔和身边的助手低声交流几句。坡底的村民们踮着脚张望，没人再说话，只有风刮过树梢的 “沙沙” 声，还有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衬得这山坳愈发阴森。
等法医初步检验完，一个民警走到坡底，对着村民们说：“死者是男性，年龄大概在 45 到 50 岁之间，死亡时间估计有一个月了。初步判断，死因是后脑受到重物撞击，具体还得等详细尸检。”
这话一出口，村民们瞬间炸了锅。“重物撞击？那不是被人害死的？”“这荒山野岭的，谁会把人埋在这啊？”“该不会真的是谢培红吧？他不就是这个年纪吗……” 疑问像潮水一样涌出来，民警却没再多说，只是让大家先回家，有消息会及时通知。
可谁也没心思回家。这长龙村不大，东头到西头也就两里地，村里谁家里有啥事儿，不出半天就能传遍。如今山上挖出了不明男尸，还和消失一个月的谢培红扯上了关系，大伙哪还有心思下地干活？都围在坡底不肯走，盼着能多等点消息。
没人知道，这具山间腐尸背后，藏着一个家庭隐忍多年的痛苦，还有一场因绝望引发的悲剧。
而这一切，要从一个月前，民警的一次普通走访说起。
消失的 “酒鬼”：
2012 年 11 月初，衡南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到各村镇走访，主要是排查安全隐患，顺便了解一下村民的生活情况。负责长龙村的是派出所的老民警王建军，还有刚入职没多久的年轻民警小李。两人背着公文包，从村西头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
走到村中间的一片平房区时，正好碰到几个大妈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纳着鞋底。王建军笑着走过去打招呼：“张婶、李姨，忙着呢？最近村里没出啥事儿吧？” 张婶抬头一看是民警，赶紧放下手里的活，拉着他坐下：“王警官，能有啥事儿啊？就是最近有个事儿挺怪的， 你们见过谢培红没？都快一个月没见着他了。”
“谢培红？” 王建军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就是那个总躺在国道边喝酒的？”
“可不是嘛！” 旁边的李姨接话，语气里带着点难以置信，“以前他天天都在村里晃悠，不是躺在河边的草地上，就是守着村头的垃圾箱，怀里总揣着个酒瓶子。有时候醉了还耍酒疯，拦着过路的汽车要烟抽，咱们见着他都得绕着走。可这一个月，别说见着人了，连他扔的空酒瓶子都没看着一个，你说怪不怪？”
王建军心里也犯了嘀咕。谢培红在长龙村的 “名气”，他早有耳闻。49 岁的男人，没正经工作，整天就知道喝酒，喝醉了就打人、闹事，是派出所的 “常客”。光是今年，就有村民报警说谢培红闯到家里要酒喝，还砸了东西；还有一次，他在国道上拦着一辆货车不让走，非要司机给买两瓶白酒，最后还是民警去把他劝走的。这么一个天天在村里 “刷存在感” 的人，突然消失一个月，确实反常。
“你们没问过他家里人吗？” 小李在旁边问道。
张婶叹了口气：“怎么没问？前几天我碰到他媳妇周桂花，问她培红去哪了，她说出去打工了。你说这话谁信啊？谢培红那德性，连家里的农活都懒得干，天天醉醺醺的，哪个老板会要他？再说了，他要是真出去打工，能不跟人吹吗？他以前就说过要去广东打工，结果在家躺了三天，还是照样喝酒。”
其他几个大妈也纷纷点头：“就是，周桂花那话一听就是假的。我看啊，谢培红说不定是在哪喝醉了，出了啥事儿……”
王建军听着大伙的议论，心里的疑虑越来越重。他和小李商量了一下，决定去谢培红家看看。
谢培红家在村东头，离那座山丘不远，是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屋顶上盖着的瓦片有好几块都破了，用塑料布盖着。院子里长满了杂草，连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只有一根歪歪扭扭的木头桩子，上面拴着一只瘦得皮包骨的老母鸡。
王建军走上前，敲了敲堂屋的门：“有人在家吗？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来了解点情况。”
屋里没动静。他又敲了几下，还是没人应。旁边的邻居听见声音，探出头来说：“别敲了，这几天没见着周桂花和她儿子谢华在家，不知道去哪了。”
“谢华也不在家？” 王建军皱起眉头。谢华是谢培红的儿子，24 岁，平时就在村里帮着母亲干农活，性格挺内向的，很少跟人打交道。这母子俩一起不在家，更反常了。
他和小李又在村里转了转，找了几个和谢家走得比较近的村民打听，可大伙都说不清楚谢培红的去向，只知道周桂花最近总是躲着人，见了谁都低着头，说话也支支吾吾的。
就在两人准备回派出所汇报情况的时候，一个身影匆匆忙忙地从村口跑过来，径直朝着他们这边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穿着灰扑扑旧外套的女人，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满是疲惫，正是周桂花。
周桂花跑到两人面前，停下脚步，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脸色苍白得吓人。没等王建军开口，她突然抬起头，声音抖得像筛糠：“同志…… 我…… 我有事儿要跟你们说…… 关于培红的……”
王建军心里一紧，示意她慢慢说。周桂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一句让两人都震惊的话：“培红他…… 他死了。是我…… 是我把他打死的。”
厨房血迹与矛盾供述：案件里的三个疑点
“你说什么？” 王建军以为自己听错了，赶紧追问，“周桂花，你冷静点，把话说清楚。谢培红怎么死的？你为什么要打他？”
周桂花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沾满泥土的裤腿上。她抹了把眼泪，断断续续地说：“是…… 是 10 月 16 号晚上，我们俩因为点小事吵架。他脾气不好，又喝醉了，就跟我吵得特别凶。我一时气不过，就推了他一把…… 谁知道他没站稳，摔倒在地上，脑袋磕到了，然后就…… 就流血了，没气了……”
她说着，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个意外…… 我怕别人知道，就跟大伙说他出去打工了。可我心里一直不安，今天听说你们在找他，我实在瞒不住了……”
王建军和小李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讶。他们赶紧把周桂花带回派出所，让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让她慢慢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
根据周桂花的供述，10 月 16 号那天晚上，谢培红从外面喝酒回来，一进门就开始发脾气，说家里没菜了，骂周桂花懒。周桂花跟他辩解了几句，他就更生气了，抬手就要打她。周桂花躲了一下，顺手推了他一把，谢培红没站稳，先撞到了厨房的墙上，然后又摔倒在地上，后脑磕到了什么东西，当时就流血了。她吓坏了，赶紧过去扶，可谢培红已经没了呼吸。
“那尸体呢？你把他埋在哪了？” 王建军问道。
周桂花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 我一个人把他拖到后山了，就在村东头那座山丘的半山腰，挖了个坑埋了……”
得到这个消息，王建军立刻联系了县公安局，安排人手去后山挖掘尸体，这就有了开头村民们看到的那一幕。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跟着周桂花回到谢家，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谢家的厨房很小，也就几平米大，地面是夯实的黄泥土，因为常年做饭，地上沾着不少油污，显得又黑又脏。墙角放着一个破旧的土灶台，上面摆着一口缺了个口的铁锅，旁边堆着几根柴火。周桂花指着灶台旁边的一块地面说：“就是这，我推了他一把，他就从这摔倒的，撞到了那边的墙。”
民警们立刻开始仔细勘察。他们用手电筒照着地面，很快就在泥土里发现了一些暗红色的斑点， 经过初步检测，是血迹。不仅如此，在厨房的门槛和门框上，也发现了几处喷溅状的血迹，虽然已经干涸发黑，但依然能清晰地看出形状。
“你说谢培红是先撞到墙上，再摔倒在地上？” 负责勘察的刑侦民警老陈皱着眉头，问周桂花。
周桂花点点头：“是…… 是啊，他撞在墙上之后，就顺着墙滑下来，摔倒在地上了。”
老陈没再说话，而是蹲在地上，仔细观察着血迹的位置，又起身看了看墙上的痕迹。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对身边的同事使了个眼色 —— 很明显，周桂花的供述有问题。
当天下午，法医的初步尸检报告也出来了。报告显示，谢培红的后脑有一处明显的凹陷性伤口，伤口边缘不规则，符合被钝器重击的特征；而不是像周桂花说的那样，是撞到墙或地面造成的。
结合现场勘察和尸检结果，民警们发现了三个无法解释的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血迹的位置。周桂花说谢培红是在灶台旁边摔倒的，距离厨房的门还有一米多远。可民警在门槛和门框上发现了喷溅状血迹，这种血迹只有在受到较大外力撞击，导致血液瞬间喷出时才会形成。如果谢培红只是被推倒后撞到墙、再摔倒在地上，根本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力，让血液喷溅到一米外的门上。更重要的是，厨房的地面是松软的黄泥土，就算后脑磕在地上，也顶多造成轻微的挫伤，不可能形成凹陷性伤口，更不会让血液喷溅出去。
“你门框上的血迹是怎么来的？” 民警把这个疑问抛给周桂花。周桂花的脸色瞬间变得更白了，她搓着双手，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说：“我…… 我记不清了…… 可能是我清理的时候不小心蹭上去的？” 这个解释显然站不住脚， 喷溅状血迹的形态，根本不是 “蹭上去” 能形成的。
第二个疑点，是谢培红的伤口。法医明确指出，谢培红后脑的伤口是钝器重击造成的，比如锄头、锤子之类的工具。如果是撞到墙面或地面，伤口应该是擦伤或撞击伤，边缘会比较整齐，不可能出现凹陷。而且谢培红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身材魁梧，体重有 150 多斤，周桂花身高还不到一米六，体重只有九十多斤，就算她真的推了谢培红一把，也很难让他失去平衡，更不可能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口。
第三个疑点，是埋尸的过程。周桂花说，她是一个人把谢培红的尸体拖到后山，然后挖坑埋了的。可民警去后山实地查看后发现，从谢家到埋尸地点，虽然直线距离只有 40 米，但那段山坡非常陡峭，坡度接近 60 度，而且长满了荆棘和灌木丛，平时很少有人上去。民警们做了个试验，让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着一个和谢培红体重差不多的沙袋，沿着那条路往上走，结果走了不到一半，就累得气喘吁吁，还差点滑倒。周桂花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天黑路滑的情况下，一个人把 150 多斤的尸体抬上山，还挖了个能埋下人的坑？
这三个疑点，像三块石头压在民警们的心上。他们心里很清楚，这起案子绝对不是周桂花说的 “意外”，背后一定还有隐情，很可能还有另一个人参与，至少是帮周桂花搬运、掩埋了尸体。
“周桂花，你老实说，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参与了这件事？” 王建军把疑点摆在周桂花面前，语气严肃地问道。
周桂花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了。她沉默了很久，不管民警怎么问，都只是摇头，一句话也不说。
她越是沉默，民警们就越确定，一定还有人牵涉其中。这个人是谁？是周桂花的亲戚？还是村里的其他人？为什么周桂花要替他隐瞒？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新的线索出现了， 周桂花的儿子谢华，不见了。
后山树丛里的哭声：
民警们一开始以为谢华是因为害怕，躲到亲戚家去了。他们先去了谢华的姑姑家，没找到人；又去了他外婆家，还是没见着。村里的村民也都说没看到谢华，有人说前一天晚上还看到他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东西，之后就没再见过了。
“会不会是躲到后山去了？” 小李突然提议。后山地形复杂，到处都是树丛和山洞，确实是个躲人的好地方。
王建军觉得有道理，立刻组织人手，分成几组，对后山进行搜查。他们拿着手电筒，沿着山路一点点往上走，一边走一边喊：“谢华！我们是民警，你出来吧，有什么事跟我们说清楚，别躲了！”
山路又陡又滑，走起来很费劲。民警们搜了快两个小时，眼看天就要黑了，还是没找到谢华的踪影。就在大家准备先下山，明天再继续搜的时候，一个民警突然听到不远处的树丛里传来隐约的哭声。
“你们听，是不是有人在哭？” 那个民警停下脚步，指着左边一片茂密的灌木丛说。
大伙立刻安静下来，仔细听着。果然，一阵压抑的哭声从树丛里传出来，断断续续的，带着浓浓的悲伤和恐惧。
“谢华？是你吗？” 王建军朝着树丛里喊了一声。
哭声停了一下，紧接着，树丛被拨开，一个身影慢慢走了出来。正是谢华。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上面沾了不少泥土和草叶，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满是泪痕，眼睛又红又肿，一看就是哭了很久。他看到民警，没有跑，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倒。
“谢华，你跟我们回去吧，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 王建军走上前，语气尽量温和。
谢华抬起头，看着王建军，嘴唇哆嗦了几下，突然 “扑通” 一声跪了下来，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警官…… 我坦白…… 我爸不是我妈杀的…… 是我杀的…… 我妈是为了保护我，才跟你们撒谎的……”
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民警们耳边响起。他们赶紧把谢华扶起来，让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慢慢说。
谢华抹了把眼泪，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那天发生的事情。
10 月 16 号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谢华就起床了，拿着锄头准备去地里挖红薯。他刚走到院子里，就看到父亲谢培红从外面回来， 身上带着浓浓的酒气，脸涨得通红，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华子，过来！” 谢培红喊住他，声音含糊不清。
谢华心里一紧，赶紧走过去。他从小就怕父亲，父亲一喝酒就打人，他和母亲、姐姐都没少挨揍。
“我昨天跟老张说好了，今天去帮他爹挖墓坑，” 谢培红打了个酒嗝，指着谢华手里的锄头，“我今天不舒服，你替我去。”
谢华一听，立刻皱起了眉头。在当地，有个很忌讳的习俗 —— 没结婚的年轻人不能去挖墓坑，说是会 “断子绝孙”。谢华今年 24 岁，还没结婚，村里人都知道这个规矩。他犹豫了一下，小声说：“爸，我还没结婚，不能去挖墓坑，不吉利……”
“你说啥？” 谢培红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眼睛瞪得溜圆，“我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你个小兔崽子，是不是翅膀硬了，敢不听我的话了？我看你是活腻了，怎么不死去呢！”
难听的话像冰雹一样砸在谢华头上。他低着头，不敢反驳， 以前他只要一反驳，父亲就会动手打他。可这次，他实在不想去挖墓坑，只能小声说：“爸，真的不行，村里的人都会说闲话的……”
“说闲话？我看你是找打！” 谢培红彻底火了，上前一步，抬手就给了谢华一个耳光。“啪” 的一声，谢华的脸上瞬间红了一片，火辣辣地疼。
谢培红还不解气，又抬脚踹了谢华一脚，把他踹得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差点摔倒。“我养你这么大，让你干点活你还不愿意？你个没用的东西，活着也是浪费粮食！” 他一边骂，一边扑上来，对着谢华拳打脚踢。
谢华被打得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疼得龇牙咧嘴。可谢培红还是没停手，嘴里的骂声越来越难听，甚至开始诅咒他：“你怎么不去死啊？死了我就省心了！我当初就不该生你这个小兔崽子！”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扎在谢华的心上。他想起从小到大，父亲对他的打骂；想起姐姐因为受不了父亲，14 岁就离家出走，再也不敢回来；想起母亲每天被父亲打得遍体鳞伤，却只能默默忍受…… 一股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愤怒和委屈，瞬间涌上了心头。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正好这时，他的手碰到了掉在地上的锄头。
那是他准备去挖红薯的锄头，木柄很粗，锄头刃闪着寒光。
“你还敢瞪我？” 谢培红看到他的眼神，更生气了，又要扑上来打他。
就在这时，谢华突然站起来，抓起锄头，朝着谢培红的后脑狠狠砸了下去！
“嘭” 的一声闷响，谢培红的身体顿了一下，然后像一摊烂泥似的倒在地上。鲜血从他的后脑流出来，很快就染红了地上的泥土。
谢华手里的锄头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倒在地上的父亲，大脑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颤抖着伸出手，放在谢培红的鼻子底下，没有呼吸了。
“我…… 我把爸打死了……” 谢华的心里只剩下恐惧，他往后退了几步，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
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传来了开门的声音，是母亲周桂花从外面回来了。周桂花一进院子，就看到倒在地上的谢培红，还有坐在地上哭的谢华，吓得尖叫起来：“这…… 这是怎么了？培红他…… 他怎么了？”
谢华抬起头，哭着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周桂花听完，一下子就懵了，她冲到谢培红身边，确认他已经死了之后，抱着谢华，母子俩哭作一团。
“妈，怎么办啊？我杀人了，我要坐牢了……” 谢华哭着说。
周桂花抹了把眼泪，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不行，你不能坐牢！你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事…… 这事妈来扛！就说…… 就说是妈推死他的！”
她知道，儿子是她唯一的依靠，如果儿子坐牢了，她的日子就彻底完了。她和谢华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对外说谢培红出去打工了。
当天下午，母子俩一起把谢培红的尸体从院子里拖到厨房，用一床旧棉被裹了起来。等到天黑之后，他们拿着铁锹，趁着夜色，把尸体往后山抬。那段山坡很陡，又没有路，母子俩走得很艰难，好几次都差点把尸体掉在地上。一路上，周桂花摔了好几跤，膝盖和手掌都磨破了，可她一点也不觉得疼，满脑子都是 “不能让儿子坐牢”。
他们在半山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挖了个一米多深的坑，把尸体埋了进去，又在上面盖了些泥土和杂草，尽量让人看不出来。做完这一切，已经是后半夜了。母子俩回到家，坐在黑暗的堂屋里，谁也没说话，只有彼此的呼吸声和窗外的风声，显得格外凄凉。
接下来的一个月，周桂花每天都活在恐惧中。她怕村民们发现异常，怕民警找上门来。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民警的走访，村民们的议论，最终还是让她瞒不下去了。她本来想一个人扛下所有罪名，却没想到，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破绽，而儿子谢华，因为受不了心理压力，躲到了后山。
联名信与空酒瓶：
谢华的坦白，让这起命案的真相浮出水面。按照常理，案件到这里就可以结案了， 谢华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周桂花因帮助毁灭证据，两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谢华和周桂花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的消息传到长龙村后，村民们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们没有指责这对母子，反而纷纷为他们求情。
“谢培红死了是活该！他在家打老婆、打孩子，在村里欺负人，早就该遭报应了！”“谢华也是被逼急了才动手的，换做谁，天天被那么打，也会受不了的！”“周桂花多好的一个人啊，天天被谢培红打得半死，还得忍着，她也是可怜人！”
村民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最后，在村支书的牵头下，几十位村民自发写了一封联名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手印，送到了衡南县人民法院。信里详细描述了谢培红长期在家暴打妻儿、在村里寻衅滋事的行为，恳求法院能从轻判决周桂花和谢华。
“我们都是看着谢华长大的，这孩子老实巴交的，平时连鸡都不敢杀，要不是被他爹逼到绝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村支书在送联名信的时候，对法官说，“谢培红在村里的名声太差了，大伙都被他欺负过，可没人敢管。周桂花母子俩这些年受的苦，比谁都多。”
村民们的联名信，引起了法院的高度重视。为了核实情况，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妇联、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长龙村进行实地走访。
他们先去了谢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堂屋的地面还是泥土的，墙角堆着一些干柴；厨房里，那口缺了口的铁锅还放在灶台上，旁边的地面上，还能隐约看到暗红色的血迹，那是谢培红留下的。最让人揪心的是，房子的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只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塑料布就 “哗啦哗啦” 地响。
“为啥不装玻璃啊？” 妇联的工作人员问道。
旁边的邻居叹了口气：“哪有钱装啊？谢培红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买酒喝了，有时候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全靠周桂花和谢华种点粮食，还有村民们接济。以前周桂花想装玻璃，谢培红说‘装那玩意儿干啥，浪费钱’，还把她攒的一点钱抢去买酒了。”
工作人员又走访了村里的其他村民。几乎每个村民，都能说出几件谢培红家暴的事。
“有一回我路过谢家，听到里面传来打骂声，还有周桂花的哭声。我趴在门缝里看，谢培红正拿着一根棍子打周桂花，周桂花抱着头蹲在地上，谢华想拦，也被他打了一巴掌。”“还有一次，谢培红喝醉了，闯到我家要酒喝。我没给他，他就把我家的桌子掀了，还砸了我家的碗。最后还是我给了他两瓶白酒，他才走的。”“谢华小时候，有一次因为没考好，被谢培红抱着扔到院子里的泥坑里，差点淹死。还是周桂花拼死把他救上来的。”
村民们的话，让走访的工作人员心里沉甸甸的。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他们还找到了谢培红的姐姐们。没想到，就连谢培红的亲姐姐，也对他充满了不满。
“我弟弟那个人，从小就被我爸妈惯坏了，长大了更是无法无天。” 谢培红的大姐抹着眼泪说，“他不光打老婆孩子，连我爸妈都打。我妈手里有点积蓄，被他知道了，硬是抢了过去买酒喝。我妈不给他，他就把我妈推倒在地上，还踹了好几脚。我爸想拦，也被他打了一顿。”
“我们姐妹几个也劝过他，可他根本不听，还说‘我家的事，不用你们管’。” 二姐接着说，“虽然他是我弟弟，他死了我也难过，可我真的不怪周桂花和谢华。他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换成谁，也受不了那样的日子。”
走访快结束的时候，周桂花提出要带工作人员去一个地方。她带着大家走到后山的一处山坝，那里堆着一大堆空酒瓶，有白酒瓶，有啤酒瓶，五颜六色的，堆得像个小山坡。
“这些都是培红喝的酒。” 周桂花指着那些酒瓶，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悲凉，“我数过，这里有 127 个瓶子，只是他喝的一小部分。以前他喝完酒，就把瓶子扔在这里。每一个瓶子背后，都是我和孩子挨骂、挨打的日子。”
她拿起一个破旧的白酒瓶，手指轻轻抚摸着瓶身：“这个瓶子，是去年冬天他喝的。那天他喝醉了，说我做的饭不好吃，就用这个瓶子砸我的头，把我头砸破了，流了好多血。谢华想拦他，他就把谢华的胳膊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说到这里，周桂花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以前总想着，为了孩子，忍忍就过去了。可他越来越过分，打我们就像家常便饭。我有时候真的想一死了之，可看着孩子，我又舍不得……”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牛仔裤、运动鞋的年轻女人匆匆忙忙地赶来，她是周桂花的女儿谢玲。听到母亲和弟弟出事的消息，她特地从广东赶了回来。
“我爸就是个魔鬼！” 谢玲一见到工作人员，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从小就活在他的阴影里，天天做噩梦。他喝醉了就打我们，有时候半夜把我们从床上喊起来，让我们给他端水、端饭，稍微慢一点，就会挨打。”
“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他喝酒回来，把我和弟弟从床上拽起来，让我们给他端饭。我弟弟年纪小，动作慢了点，他就一巴掌把弟弟打倒在地上，还踢了弟弟好几脚。我吓得赶紧去端饭，手都在抖。”
“10 岁那年，他打得更凶了。我妈怕我们被他打死，就经常带着我和弟弟躲到村外的茅草堆里。那茅草堆里有虫子，冬天冷得要死，可我们宁愿待在那里，也不敢回家。有时候他喝醉了，还会找到茅草堆，把我们拖出来打。”
谢玲擦了擦眼泪，声音变得坚定起来：“我 14 岁那年，再也受不了了。我跟我妈要了点钱，又从亲戚那里凑了 74 块钱，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偷偷跑了出去。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山沟里积满了水，我差点被淹死。可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只想离开那个家，再也不回去。”
“这些年我在广东打工，很少回家。不是我不想妈和弟弟，是我怕回去再见到我爸，我怕他再打我。我每天都给妈打电话，问她和弟弟好不好。可我没想到，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谢玲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这个家庭长期遭受家暴的真相，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家暴困局：
谢华和周桂花的案子，最终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考虑到谢培红长期实施家暴，存在重大过错，且谢华是在被殴打、辱骂的情况下激情犯罪，周桂花是出于保护儿子的目的帮助毁灭证据，最终作出判决：谢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周桂花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判决下来那天，周桂花哭了。她知道，儿子要在监狱里待八年，可她也明白，这已经是法院能给出的最轻判决了。她对着法官深深鞠了一躬，嘴里不停地说着 “谢谢”。
这个案子虽然结案了，却留下了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面对家暴，受害者该怎么办？
有人说，应该果断离婚，离开施暴者。可对于周桂花来说，离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没读过书，没有文化，也没有经济来源，离开了谢培红，她不知道怎么养活自己和孩子。而且在农村，离婚会被人说闲话，她怕孩子会因为 “单亲家庭” 的身份被人歧视。更重要的是，她见过太多离婚后依然被施暴者纠缠、甚至被杀害的例子。
她不敢赌，也赌不起。
也有人说，应该及时报警，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可周桂花也报过警。有一次谢培红把她打得浑身是伤，她偷偷报了警。民警来了之后，批评了谢培红几句，还让他写了保证书。可民警一走，谢培红就变本加厉地打她，说她 “敢报警，看我不打死你”。从那以后，周桂花再也不敢报警了， 她怕报警会招来更严重的暴力。
其实，像周桂花这样的家暴受害者，还有很多。他们被困在 “隐忍” 和 “反抗” 的夹缝中，一方面害怕施暴者的报复，一方面又看不到逃离的希望。他们中的有些人，像周桂花母子一样，在长期的压迫下选择了极端反抗，最终酿成悲剧；还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施暴者的阴影里，直到生命的尽头。
家暴不是 “家务事”，而是一种违法行为。可要彻底解决家暴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制裁，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社区应该建立家暴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并干预家暴行为；妇联应该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帮助她们走出阴影；学校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家暴是不对的，遇到家暴要及时求助……
只有当整个社会都行动起来，为家暴受害者撑起一片保护伞，才能让更多像周桂花母子这样的人，摆脱家暴的噩梦，不再走上 “以暴制暴” 的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