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21日，春寒料峭的气息还未完全散去，郑州东郊的空气里弥漫着麦苗返青的淡腥气。对于大多数郑州人来说，这只是日历上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一，可对于南曹乡七里河村的村民而言，这一天终将化作一道狰狞的疤痕，永远烙印在记忆深处。
七里河村在彼时的郑州东郊早已是块响当当的招牌。紧挨着京珠高速公路的地理优势，让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村庄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路狂奔，上世纪90年代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村口那排整齐划一的二层小洋楼，红砖墙配着亮闪闪的铝合金窗户，在春日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南来北往的货车司机路过时，总会摇下车窗多看几眼，嘴里啧啧称赞着这片土地的富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混着饭菜的香气在村子上空盘旋，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老人们搬着小马扎在门口闲聊，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至少在3月21日傍晚七点半之前，一切都是如此。
康建伟家的东屋亮着昏黄的灯光，25瓦的灯泡将房间照得暖融融的。他和母亲魏国英正歪在沙发上看电视，屏幕上播放着当时热播的电视剧，母子俩时不时低声说上几句话。魏国英手里还攥着没织完的毛线，针脚在灯光下忽明忽暗。谁也没留意到，院门外那棵老槐树下，两个影子已经潜伏了许久。
突然，“吱呀”一声，虚掩的屋门被猛地推开。一股寒风裹挟着陌生的气息瞬间涌了进来，电视里的喧闹声戛然而止。两个男青年像两道鬼魅的影子，一闪身就跨进了门槛。前面的高个子约莫三十出头，身量足有一米八，长脸大眼，双眼皮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分明，一身深色西装裹着紧绷的身体，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匕首，刀刃在昏暗中泛着冷光。紧随其后的矮个子二十多岁，一米六五左右，圆脸，微胖，同样握着一把匕首，眼神里透着一股狠戾。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快到康建伟和魏国英都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高个子男人二话不说，箭步上前一把就将康建伟摁倒在地，膝盖死死顶住他的后背，让他动弹不得。康建伟的额头磕在水泥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脑子里嗡的一下，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里面乱撞。
与此同时，矮个子男人已经冲到魏国英面前。老太太这才回过神来，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刚要张口呼救，就被矮个子用胶带死死粘住了嘴巴。胶带拉扯着皮肤，带来一阵刺痛，魏国英“呜呜”地挣扎着，手里的毛线团滚落在地，彩色的线缠了一地。可她毕竟是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哪里是年轻力壮的歹徒的对手？没等她反抗几下，矮个子手中的匕首就像毒蛇吐信般刺了过来，一下扎在她的胸部，紧接着又一刀捅向腹部。
魏国英的身体猛地一颤，眼睛瞪得滚圆，像是要从眼眶里凸出来。她下意识地抬起手去挡，却被刀刃划开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染红了她灰色的棉袄。两刀之后，她的反抗渐渐微弱下去，手臂无力地耷拉下来，最后头一歪，再也不动了。
直到这时，康建伟才从最初的懵怔中挣脱出来，母亲倒在血泊里的样子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他的心上。他疯了一样想要挣脱高个子的钳制，喉咙里发出愤怒而绝望的嘶吼。高个子似乎有些不耐烦，粗暴地拐住他的脖子，像拖牲口一样把他拽起来，往西边的屋子拖去。矮个子紧随其后，手里的匕首还滴着血。
西屋里，康建伟的妻子周建梅正坐在床边，给刚满月没几天的女儿喂奶。小家伙裹着粉色的襁褓，闭着眼睛吮吸着奶水，小嘴巴一动一动的，浑然不知屋外的腥风血雨。周建梅听到东屋的动静，正想抬头查看，门就被撞开了。
看到丈夫被两个陌生男人拖拽进来，其中一个手里还滴着血，周建梅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怀里的孩子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恐惧，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高个子男人反手一拧，将康建伟的胳膊死死按在背后，疼得他龇牙咧嘴。矮个子则直接扑向床边，一把将周建梅按倒在床上。
“放开我媳妇！”康建伟目眦欲裂，他亲眼看到了母亲的惨状，绝不能让妻子也落入魔掌。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让他猛地挣脱了高个子的束缚，转身就扑向矮个子。可他赤手空拳，哪里敌得过两个手持凶器的歹徒？高个子见状，立刻上前帮忙，两把匕首在狭小的房间里寒光闪烁。
康建伟死死抱住高个子的腰，用尽全身力气将他往旁边撞，嘴里嘶吼着：“建梅，快跑！带着孩子快跑！”周建梅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但丈夫的嘶吼像一声惊雷，让她瞬间清醒过来——她不能死，孩子更不能死！趁着歹徒被康建伟缠住的空档，她猛地从床上翻滚下来，连鞋都顾不上穿，光着脚一把抱起吓得哇哇大哭的女儿，疯了似的冲出了屋门。
“杀人啦！救命啊！”周建梅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得尖利沙哑，她赤着脚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狂奔，石子硌得脚底生疼，可她丝毫不敢停下。鲜血顺着她的裤脚滴落下来，那是刚才挣扎时被匕首划破的伤口。
两个歹徒见状，立刻放弃了康建伟，提刀追了出来。康建伟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被矮个子回头补了几刀，鲜血从他的胸口汩汩涌出，染红了身下的土地。他望着妻子奔跑的方向，眼睛里最后一点光亮渐渐熄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白色面包车正好从村口驶过，刺眼的车灯照亮了惊慌失措的周建梅和紧追不舍的歹徒。司机似乎察觉到了异常，放慢了车速，还按了几声喇叭。歹徒见状，知道再追下去可能会被人发现，对视一眼后，迅速分两个方向逃窜，转眼就消失在夜色中。
周建梅瘫坐在地上，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浑身止不住地颤抖。邻居们听到呼救声，纷纷打开门跑了出来。当邻居曹某第一个冲进康建伟家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东屋里，魏国英趴在地上，背后的棉袄被血浸透；西屋里，康建伟躺在血泊中，胸口还在微微起伏，但已经说不出话来。曹某的手抖得厉害，好不容易才摸出腰间的“大哥大”，哆哆嗦嗦地按下了110。
晚上7点46分，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的电话响起。十分钟后，局长、政委、副局长带着技术侦查人员和刑侦干警，呼啸着赶到了七里河村。警戒线迅速拉起，将围观的村民挡在外面。法医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勘察现场，闪光灯在黑暗中一次次亮起，照亮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
经过初步勘察，康建伟的胸部和腹部共被捅刺19刀，每一刀都深可见骨；魏国英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刀，手上还有明显的抵抗伤。两人都是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现场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康建伟放在桌上的诺基亚手机还亮着屏保，钱包里的几百块钱也完好无损。歹徒遗留下的，只有一卷用了一半的透明胶带，和一盒拆开的金芒果香烟，烟盒里还剩三支烟。
周建梅在邻居的搀扶下，断断续续地向民警描述着歹徒的模样：“两个男的，一个高一个矮……高的三十多岁，穿深色西装，长脸……矮的二十多岁，圆脸，也拿着刀……他们一句话都没说，上来就打……前后也就六七分钟……”她的声音哽咽着，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撕扯伤口，“他们不像村里的人，看着像城里人……”
晚上9点10分，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以及刑侦支队的领导也赶到了现场。临时搭建的指挥部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一言不发，下手狠毒，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抢劫杀人。”局长掐灭烟头，眉头紧锁，“情杀？仇杀？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案情扑朔迷离，像一团乱麻。一个以管城分局局长为组长，政委、副局长为副组长的专案组迅速成立。3月22日凌晨4点，天还没亮，专案组的5个行动小组、27名民警就进驻了七里河村，他们带着黑眼圈，眼神却异常坚定——一定要尽快抓住凶手，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接下来的两天里，民警们挨家挨户地走访，村里的每条小巷、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他们询问了400多位村民，记录了厚厚一摞口供。从村民的讲述中，一个大致的康建伟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他今年32岁，为人老实本分，和妻子周建梅感情很好，夫妻俩刚添了女儿，小日子过得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安稳。他没什么存款，也没和人结过什么大的经济纠纷。
就在调查似乎陷入僵局时，几个细节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有村民反映，1999年1月29号晚上11点多，康建伟在自家门口被三个年轻人打伤过，他自己也说不认识那几个人，更不知道为什么被打。还有人提到，康建伟、康岭山（另一位村民）、李学军等人，最近经常一起跑到省市有关部门，反映村委会干部承包市场不合理、存在贪污腐败等问题。
更关键的线索来自村里的选举。1999年1月8号，七里河村进行第二次村委会选举，康建伟和康岭山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选举过程中，康建伟和原村委会委员康刘顺发生了激烈冲突，康建伟的哥哥康建强一时冲动，把康刘顺给打伤了，那次选举最终也因此失败。
“情杀的可能性不大，康建伟夫妻关系和睦，没听说过有作风问题。”专案组组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图财害命也不像，现场没丢东西，手机钱包都在。那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报复杀人！”他的手指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这起案子，很可能和村里的选举、和他们反映的那些问题有关！”
排查范围迅速扩大，七里河村村委会的司机康中锋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这个29岁的年轻人也是七里河村人，却有着不光彩的过去：1990年因抢劫罪被管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1995年5月减刑释放；1998年又因盗窃罪被判了六个月。更可疑的是，案发前一天，也就是3月20号，康中锋还在郑州市的一家宾馆里，和货运部的康某发生争执，把人打伤后跑了。
3月23号晚上7点，侦查员得到消息，康中锋躲在市郊的一个出租屋里。抓捕小组迅速出击，没费多少力气就将他抓获。面对民警的讯问，康中锋对3月20号在宾馆打人的事供认不讳，可一提到3月21号的杀人案，他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是我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我根本不在村里！”
专案组对康中锋进行了仔细调查，却没找到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他参与了杀人案。无奈之下，只能先根据他之前的违法行为，对他实行劳动教养。
就在康中锋被抓的同一天晚上，七里河村的副村长曹广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悄无声息地失踪了。他的家人说，晚上还一起吃了晚饭，饭后他说出去散散步，就再也没回来。曹广杰的突然失踪，让专案组的民警们心头一紧——他会不会和321案件有关？
接下来的日子里，专案组又收到了不少线索，可一一核实后，都和321案件扯不上直接关系。曹广杰就像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民警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每天超负荷工作，饿了就啃口干面包，困了就在村委会的长椅上眯一会儿，案情分析会开了一次又一次，黑板上的线索画了又改，改了又画，可案件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5月8号，距离案发已经整整51天。侦查员们的足迹遍布了七里河村附近的轮胎市场、润滑油市场、摩托配件商城等大型批发市场，走访了2000多人，收集了400多份材料，却连歹徒的影子都没摸到。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但谁也没有放弃。
5月12号，侦查员赵连庆再次来到康建伟家回访。康建伟的大哥康建强红着眼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对了，1月29号晚上建伟被打的时候，现场留了一把菜刀和几个碎酒瓶子。后来听人说，那三个年轻人可能是鹿邑县的，之前在七里河村附近打过工。”
这个消息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专案组沉闷的气氛。副局长张俊立刻带领几名刑警，连夜驱车赶往鹿邑县。在鹿邑警方的配合下，他们很快查到了线索：鹿邑县阳湖口乡东流村村民刘秋峰，之前在郑州给一个做铝合金生意的老板王建军打工，1999年1月29号晚上，他确实在七里河村参与过打人。
5月14号晚上，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马英举带领队员，在郑州市航海东路的一个批发市场里，将王建军堵了个正着。这个外号叫“老虎”的32岁男人，是南曹乡二十里铺村人，在航海路、政通路一带做铝合金装修生意。起初他还想抵赖，可在警方摆出的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很快就崩溃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1月29号打人事件的来龙去脉。
原来，1999年1月中旬的一天，康中锋找到了王建军。“建军，帮我个忙，找几个人收拾一下我们村的康建伟。”康中锋递给他一支烟，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威胁。王建军愣了一下，问道：“为啥呀？他咋得罪你了？”康中锋吐了个烟圈，压低声音说：“这你就别管了，是我们村委的曹广杰曹副村长的意思。收拾他，就是为了不让他掺和村委选举的事。”他顿了顿，抛出了诱饵，“要是能把他的脚筋挑断，给你5000块钱。”
王建军心里盘算了一下，康中锋虽然只是个司机，但毕竟是村委的人，跟领导走得近，以后说不定能用上；再说，打个人就能赚5000块，这买卖划算。他当即就答应了。随后，王建军找到了在郑州打工的老乡刘秋峰、刘玉河等人，许诺给他们每人一千块钱。
1月29号晚上，康中锋开着村里的桑塔纳轿车，把刘秋峰他们三个送到了七里河村康建伟家门口。正好碰上康建伟从外面回来，刘秋峰等人二话不说，拿起酒瓶子就往他头上砸。康建伟被砸得头破血流，情急之下往地上一躺，屏住呼吸装死。那三个人见状，以为出了人命，吓得扔下菜刀就跑，坐康中锋的车溜之大吉。
这条线索的出现，让专案组的民警们精神大振——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5月16号，专案组秘密将康中锋从郑州市劳教所提了出来，带到莆田派出所进行讯问。
一开始，康中锋还想狡辩，只承认参与了1月29号的打人事件，对321杀人案矢口否认。侦查员们不急不躁，把证据一件件摆在他面前，耐心地给他讲法律知识。十几分钟的沉默后，康中锋的脸色变得苍白，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哆哆嗦嗦地说：“能……能给我根烟吗？”
侦查员递给了他一支烟，还给他点上了火。康中锋猛吸了几口，烟雾缭绕中，他的肩膀垮了下来：“我……我坦白……”
他断断续续地供述了事情的经过：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曹广杰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找了两个“广州倒车票的朋友”，要来“修理”康建伟，让他帮忙安排住宿。曹广杰随后联系了经三路东源宾馆的经理周某，让村委会的一个叫康涛的人，带着1000块钱去给那两个人开了房间。
几天后，康中锋开着车，和曹广杰一起到城东路的巨龙阁浴池见了那两个人。在浴池的包间里，曹广杰交给其中一个人块钱，说是“定金”。他还让康中锋画了一张康建伟家的地图，那两个人拿着地图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又让康中锋开车带着他们去二里岗厨具市场买了两把匕首。最后，康中锋把车停在离康建伟家不远的地方，指着那座二层小楼说：“就是那家，门口有棵老槐树。”
5月18号中午，专案组在郑州航海东路的省建浴池，将康涛抓获。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没什么城府，一见到民警就慌了神，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3月16号下午，他接到曹广杰的电话，让他去经三路东源宾馆给两个“东北来的广州人”开房间。3月17号上午，他还带着康建伟参加选举时的录像带，到宾馆给那两个人看，给了他们1000块钱生活费，还把康建伟的照片交给了他们。案发之后，他又按照曹广杰的吩咐，给其中一个凶手送去了块钱“尾款”。康涛说，那两个人里，有一个好像叫“小伟”。
康涛和康中锋描述的两名凶手的体貌特征，和周建梅之前反映的基本一致。案情取得了重大突破，曹广杰成了本案的关键人物。可“小伟”只是个外号，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没人知道。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只知道外号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专案组再次展开深入调查，发现案发前一段时间，曹广杰和广州有过多次电话联系。5月20号，副局长张俊带着几名民警，登上了南下广州的飞机。
5月21号上午，张俊等人在广州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先后到新市镇派出所、矿泉派出所、三元里派出所，对辖区内的暂住人口进行全面排查。他们翻阅了3000多名暂住人口的登记资料，眼睛看得酸涩，却始终没有找到符合“小伟”年龄和体貌特征的人。
当天傍晚，张俊在广州市局刑侦支队民警小谢的陪同下，在三元里大街挨家挨户地走访。走到5巷27号时，房东老太太向他们抱怨：“这里之前住过一家三口，男的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大概25岁，女的带着个一岁多的小孩，听口音是北方人，说普通话。3月24号早上，男的出去了，上午10点多，女的也带着孩子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房租还欠着呢！”
张俊心里一动，立刻让房东打开了那间屋子的门。房间里收拾得还算整齐，不像仓皇逃离的样子。侦查员们仔细搜查，在一本破旧的台历上，发现了一行用圆珠笔写的字：“吴连梅，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铁厂镇西帽尾”。在里屋的双人床底下，他们找到了一本病历和一张女人的照片，病历上写着一个男孩的名字“蒋浩楠，1.5岁”，照片上的女人正是台历上提到的吴连梅。
更关键的是，在床头柜右侧的墙上，贴着几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是“0371-6881xxxx”。虽然号码中的“618”几个数字被人用刀刮过，但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出痕迹。而这个“0371-6881”开头的号码，正是曹广杰办公室的电话！
张俊立刻向上级汇报了情况。领导指示：情况紧急，立即北上吉林寻找吴连梅，查清“小伟”的真实身份；同时留下侦查员朱晓斌在广州，会同广州警方严密监控这间出租屋，防止嫌疑人返回。
5月22号中午，张俊带着侦查员陈国伟登上了飞往吉林长春的飞机，当天晚上11点就赶到了通化市。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他们很快查到了吴连梅的信息：24岁，住通化市二道江铁厂镇西帽尾22组。
可当他们找到吴连梅家时，她的家人却显得十分警惕，眼神躲闪，对民警的提问避而不答，甚至连吴连梅的丈夫叫什么都不肯说。5月24号上午，张俊等人再次来到吴连梅家，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说：“连梅出去好几年了，没结婚就生了孩子。前阵子好像回来过，带着孩子，没过几天又走了，不知道去哪了。”
当天下午，张俊在铁厂镇派出所开了个座谈会。派出所指导员突然想起一件事：“前几天，吴连梅好像来所里，给她爱人办过临时身份证，还是熟人介绍来的。”民警们立刻查阅了5月21号的身份证登记表，上面赫然写着：吴连梅的丈夫叫蒋伟，25岁，住铁厂镇西环北25组，初中文化，在市矿务局铁厂处洗煤厂第二小学工作，体貌特征是“矮个子，较胖，小平头”——这和之前掌握的“小伟”的特征完全吻合！
进一步调查发现，半个月前，蒋伟去了北京。5月21号下午，吴连梅带着蒋伟的临时身份证和孩子，跟蒋伟的姑姑、姑父等人也去了北京。5月25号一大早，侦查员调取了蒋伟家的电话长途记录，发现从1月12号到5月8号，蒋家的电话一共跟北京联系了19次。而郑州的专案组民警在七里河村调查时，电工班班长也反映，他曾在村委办公室值班时，接到过曹广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线索越来越清晰。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常世忠会同政委王建中，研究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随后带领大队长王铁山、副大队长马英举、侦查员赵连庆等人，开车从郑州赶往北京。张俊也带着刑警从长春直飞北京。5月26号，两路人马在北京汇合。
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下，他们查到，位于北京市东外斜街44号的红利饭店，是吉林通化人徐静秋开的。今年5月初，一个矮个子、小平头、圆方脸的通化老乡找到徐静秋，说想在北京开个饭店，让她帮忙找个地方。徐静秋后来在朝阳区麦子店，帮这个人盘下了一个店面，开了家东北风味饭店。
当天晚上8点40分，张俊带着侦查员张朝西，在徐静秋的指认下，来到麦子店的那家东北风味饭店附近侦查。他们在饭店对面的一个小饭馆坐下，拿出蒋伟和吴连梅的照片，密切注视着对面的动静。大约15分钟后，一个女人在饭店里来回走动，张俊一眼就认出，那正是照片上的吴连梅。5分钟后，一个矮个子男人从屋里走出来，到隔壁饭店看了看，又回到了自己的店里——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小伟”蒋伟！
晚上10点多，蒋伟在麦子店街被警方抓获。审讯室里，面对铁证，蒋伟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供述了他在曹广杰的雇佣下，伙同“林子”在郑州杀害康建伟母子的罪行。他说，曹广杰一共给了他们5万块钱，“林子”是他在广州火车站认识的，身高一米八左右，吉林人，在广州火车站倒卖火车票，真实姓名他不知道。
专案组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常世忠局长带队，押解蒋伟返回郑州；一路由王铁山大队长带队，继续在北京调查；第三路由张俊副局长带队，搭乘第二天中午12点10分的飞机再次飞往广州，抓捕“林子”和曹广杰。
到了广州，侦查员们在火车站附近摸排了两天，却始终没找到“林子”和曹广杰的踪迹。5月29号上午，有人向他们反映，火车站地区有个“倒票大哥”，在这一带混了17年，对所有倒票的人都了如指掌。民警们立刻找到这位“大哥”，他想了想说：“没听过叫‘林子’的，不过有个叫‘少林’的，一米八左右，吉林人，长得挺壮，就住在三元里附近。”
常世忠局长得知后，建议押解蒋伟到广州指认。当天晚上，他亲自带队，押着蒋伟乘坐火车赶往广州。一路上，常世忠没离开蒋伟身边，和他同吃同住，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讲法律，讲政策，也讲人情。蒋伟被这位公安局长的真诚打动了，答应配合指认。
有了蒋伟的指认，加上“倒票大哥”的帮忙，抓捕“少林”变得易如反掌。“倒票大哥”给“少林”打了个电话，说有笔“好生意”介绍给他。没过多久，一个高个子男人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约定的茶馆，刚坐下就被埋伏在周围的民警抓获。他正是“林子”，真实姓名叫杜少林。
经过审讯，杜少林对1999年3月21号在郑州七里河村杀害康建伟母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6月3号中午，蒋伟和杜少林被押解回郑州。至此，321大案的主要凶手全部落网，案情终于水落石出——七里河村副村长曹广杰是这起雇凶杀人案的主谋。
可曹广杰自从3月23号失踪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两个多月来杳无音信，手机和传呼机都停了机，家人也说没联系过他。专案指挥部决定，对曹广杰的亲戚朋友进行全方位监控，重点排查他曾经工作过的双凤皮鞋厂。
调查发现，曹广杰在双凤皮鞋厂工作时，经常去江苏无锡联系业务。他的表哥苗顺平，平时和他关系密切，曹广杰失踪后，苗顺平曾多次去无锡“出差”。6月18号，在警方的强大压力下，苗顺平终于交代：4月30号，曹广杰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出了大事，不敢回家，约他在无锡长安宾馆见面。5月1号，苗顺平和亲戚张建军从郑州坐火车到无锡，在长安镇长安宾馆附近，给了曹广杰3万块钱，帮他继续外逃。
侦查员调取了苗顺平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除了4月30号曹广杰在无锡打来的电话，还有几个山东烟台的号码。6月19号，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由张俊带队去无锡，一路由王铁山带队去烟台。
6月24号，烟台的侦查员在温泉路一家工厂门外的公用电话亭，查到了与江苏靖江一个叫孙金贤的人通话的记录。而孙金贤的亲戚陆某，正是一家皮鞋加工厂的老板——这和曹广杰之前在双凤皮鞋厂的工作经历对上了。
6月25号，民警找到陆某时，他很快就把消息告诉了孙金贤。6月30号，侦查员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孙金贤抓获。孙金贤交代：曹广杰4月初来找过他，他用自己的身份证给曹广杰在中亚大厦开了房间。曹广杰说自己“和老总出了大事，不敢回去了”，想长期躲在靖江。孙金贤不但没报案，还把他藏到了自己堂弟家。6月25号，孙金贤得知警方在找曹广杰，又给了他6万块钱让他赶紧跑。
“老总？什么老总？”侦查员追问。孙金贤说，曹广杰告诉他，“老总是人大代表，为了他的前途，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回去。”还让孙金贤转告“老总”，“把我的房子租出去，有机会带我爱人和孩子到沿海看看，过年过节用车的时候，让他们多关照。”
一个关键人物浮出水面——“老总”。专案组立刻召开会议，分析认为这个“老总”很可能就是整个案件的幕后真凶。经过调查，七里河村只有一个人大代表，就是村委会主任康岭山，他同时也是七里河村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村里人平时都叫他“老总”或“大哥”。
进一步调查发现，曹广杰外逃期间，康岭山的弟弟康金山多次和他联系，还托人给曹广杰送去了19万人民币。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康岭山。
7月13号，郑州市公安局向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和管城区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康岭山采取强制措施的请示报告》。两级人大常委会很快批复，同意对康岭山采取强制措施。当天中午，专案组依法传唤了康岭山。
审讯室里，康岭山一开始还想装糊涂，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都是底下人干的”。可在警方摆出的一系列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汗水浸湿了衬衫。几个回合下来，他终于低头认罪，供述了自己幕后操纵雇凶杀人的全过程。
1998年10月，七里河村进行村委换届选举，候选人是康岭山和康建兴，村委委员候选人包括康增群、康长生、康建伟、曹广杰等7人。选举中，部分村民推荐康建伟作为村长候选人，可最终康岭山、康建兴、康建伟三人的票数都没过半，第一次选举失败。
康建伟等人对选举结果不满，多次到省市区上访，反映村领导班子存在的吃喝问题、经济问题、选举不合理等16项问题。1999年1月8号，第二次选举再次失败，康建伟等人继续上访，管城区委也对七里河村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这让康岭山和曹广杰又气又怕。
1999年3月初，康岭山在办公室里和曹广杰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现在不安定因素抬头，得想办法治理一下。”康岭山意有所指地说。曹广杰心领神会：“老总，要不找两个广州人‘修理’一下康建伟？真出了人命，我来担责任。”康岭山立刻点头：“行，你看着办。”
3月18号上午9点多，康岭山在城东路某酒店参加人代会，曹广杰找到他的房间：“老总，广州人已经来了，昨天住宾馆了，也认过门了。”康岭山叮嘱道：“广杰，可不敢出意外啊。”曹广杰拍着胸脯保证：“您放心，这事不用您管，真出事了，我兜着！”
3月21号晚上，康建伟母子遇害。3月23号，康中锋被抓，曹广杰慌了神，提出外逃，让康岭山照顾他的家人。康岭山说：“你放心，只要有我吃的，你家老少我都管。”随后，曹广杰开始了逃亡之路。4月10号，康金山告诉康岭山，曹广杰打电话要16万，康岭山让弟弟把钱送到江苏，还让他转告曹广杰“再也不要回来了”。
2001年2月5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震惊中原的321特大雇凶杀人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康岭山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赔偿受害者家属人民币2万元（后终审改判为无期徒刑）；杀手蒋伟、杜少林被判处死刑，附带民事赔偿3万元；参与雇凶的康中锋被判处无期徒刑，康涛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二人各附带民事赔偿1万元；康金山等4人因窝藏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七里河村的那排小洋楼依旧矗立在京珠高速旁，只是村民们路过康建伟家的老槐树时，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