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雍正朝的“职场逆袭王”与满汉官场的“欢乐喜剧人”
第一章 早年“职场冷板凳”：一个满臣的逆袭前序
在康熙朝的官场版图里，鄂尔泰的名字一度比朝堂角落的铜鹤还要不起眼。这位出身满洲镶蓝旗的贵族子弟，按理说该有“自带编制”的优越感，可他的早年仕途，活脱脱一部“满清版职场失意录”，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在日记里吐槽“功名蹭蹬，老大无成”。
鄂尔泰生于康熙十九年，祖上虽算军功世家，但到他这一辈早已没了“拼爹”的硬资本。他19岁考中秀才，20岁补廪膳生，21岁就入了国子监——放在今天，相当于刚读完大学就拿到了“中央党校进修证”，起点不算低。可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他像是被官场按下了“暂停键”：从笔帖式（秘书）到侍卫，再到户部主事，官阶始终在“从六品”徘徊，连个正处级都没混上。
康熙五十五年，37岁的鄂尔泰在户部当差，某天被上司派去核对库房账目。彼时的户部尚书是权臣隆科多，仗着自己是康熙的小舅子，对下属向来颐指气使。鄂尔泰核对完账目，发现有几千两白银的亏空，二话不说就如实上报。隆科多的亲信私下找他：“鄂大人，这账稍微‘调一调’就平了，何必较真？”鄂尔泰翻了个白眼：“我这手是写字的，不是改账的，要改您找会计去。”结果可想而知，他不仅没得到表扬，反而被隆科多扣了三个月俸禄，理由是“办事迂腐，不通人情”。
那段日子，鄂尔泰过得相当憋屈。同僚们要么靠家世步步高升，要么靠钻营平步青云，只有他守着“原则”当“愣头青”。有次朋友请他喝酒，劝他：“你看那谁，不就是给尚书家送了两匹好马，就升了员外郎？你也学着点。”鄂尔泰端着酒杯叹气：“我要是想送，早送了。可这官帽子要是靠送礼换来的，戴在头上硌得慌。”说罢，一口闷了杯中的劣质烧酒，辣得直皱眉——就像他当时的人生，又辣又涩。
不过，失意归失意，鄂尔泰从没放弃“充电”。晚上别人去听戏逛窑子，他就在家读《资治通鉴》，还练得一手好书法。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西林觉罗·铁头”，不是说他真有铁头功，而是暗指自己“头铁不低头”。这种“死磕精神”，后来成了他逆袭的关键筹码。
康熙六十年，42岁的鄂尔泰终于熬到了正六品的户部员外郎。消息传来，家里人想摆酒庆祝，他却泼了盆冷水：“员外郎算个啥？顶多是个‘中层骨干’，离我想干的事还差得远。”没人知道，这个在官场底层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的满臣，心里藏着比太和殿铜狮还大的野心——他要的不是一官半职，而是能实实在在做事的舞台。
谁也没想到，这个舞台，即将由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搭起来。而鄂尔泰的人生剧本，也将在康熙驾崩后，迎来惊天逆转。
第二章 雍正“伯乐上线”：君臣cp的养成记
康熙六十一年，雍正登基，这位以“多疑”“勤政”闻名的新皇帝，一上台就给官场来了场“大清洗”。他嫌旧臣要么贪污要么怠政，要么拉帮结派要么混吃等死，正愁找不到靠谱的“自己人”。就在这时，一份尘封的奏折被翻了出来，落款人正是鄂尔泰。
那是几年前，还是皇子的雍正想请鄂尔泰帮忙办点“私事”——大概是想从户部挪点银子补贴王府。按说这是攀附皇子的绝佳机会，可鄂尔泰直接回了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您好好当皇子就行，别瞎掺和官场的事”。这话要是搁别的皇子身上，鄂尔泰早被穿小鞋了，可雍正偏不，他觉得这小子“有骨气”“不趋炎附势”，记在了心里。
雍正一继位，就点名召见鄂尔泰。此时的鄂尔泰还在户部当员外郎，接到圣旨时差点以为自己犯了错，哆哆嗦嗦地进了宫。没想到雍正一见他就笑了：“当年你敢怼我，如今朕给你个机会，让你怼遍官场的歪风邪气，敢不敢？”鄂尔泰愣了愣，随即磕头：“臣敢！只要皇上给权，臣能把官场的‘烂泥潭’给蹚平了！”
雍正要的就是这句话。当天就下旨，把鄂尔泰从正六品的员外郎，直接提拔为从四品的江苏布政使——相当于从处长跳级成了副省长，连升四级，堪称康熙朝以来最快的“升职火箭”。消息传出，官场一片哗然：“鄂尔泰是谁？凭啥爬这么快？”有人嫉妒，有人质疑，还有人等着看他笑话。
可鄂尔泰没让人笑话多久。到了江苏，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当时江苏官场流行“陋规”：州县官给布政使送礼，布政使给巡抚送礼，一层压一层，最后全摊到老百姓身上。鄂尔泰上任第一天就贴出告示：“凡送礼者，不论礼品大小，一律打二十大板，礼品充公。”有个知县不信邪，夜里偷偷送了两箱银子，结果被鄂尔泰抓了现行，当场打了板子，还革了职。这一下，江苏官场瞬间“安静”了，没人再敢搞“潜规则”。
雍正收到奏报，龙颜大悦，在奏折上批了八个字：“做得好！朕没看错人。”之后更是对鄂尔泰“一路开挂”：雍正三年，升广西巡抚；刚到广西没半年，又改任云南巡抚，兼管贵州军务；雍正四年，直接授云贵总督，成为手握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短短三年，从副省长升到省长再到总督，鄂尔泰的升职速度，比当时的驿马跑得还快。
君臣俩的“互动”也越来越有意思。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新政，遇到阻力就给雍正写奏折，雍正总是秒回，还经常加“表情包式”批注。比如鄂尔泰说“云南土司难治，臣快愁白了头”，雍正批：“朕知道你辛苦，头发白了朕给你找乌发膏！”鄂尔泰说“臣一定不负皇上重托”，雍正批：“朕信你，比信自己还信！”当时的大臣都羡慕鄂尔泰：“这哪是君臣，分明是‘灵魂搭档’！”
不过，雍正对鄂尔泰也不是无条件信任。有次鄂尔泰推荐自己的门生当知府，雍正没批，反而回了句：“你这门生朕知道，能力是有，但太滑头，得再磨两年。朕给你换个人，更靠谱。”鄂尔泰一看，雍正推荐的人果然是个实干派，赶紧上奏认错：“皇上眼光比臣毒，臣服了。”这种“君臣互怼又互信”的模式，成了雍正朝的一道奇景。
而鄂尔泰也没辜负这份信任，他在云南干的一件大事，不仅改变了西南的格局，更让他成了雍正朝“第一能臣”。这件事，就是大名鼎鼎的“改土归流”。
第三章 改土归流：把“土皇帝”拉下马的硬核操作
提到“改土归流”，得先说说当时西南的“土司制度”。简单说，就是朝廷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交给“土司”管理，这些土司相当于“土皇帝”，手握生杀大权，不交税、不服管，还经常互相打群架，甚至造反。康熙朝就想解决这事，可每次都因为“难度太大”不了了之。
鄂尔泰到了云南，一看这情况就急了：“这些土司比皇上还威风，老百姓苦不堪言，这哪行？”他立刻给雍正写奏折，提出“改土归流”的主张：废除土司，改派朝廷官员（流官）管理，直接归中央管辖。雍正一看奏折，拍案而起：“朕等这句话好久了！你放手去干，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出了事朕扛着！”
可真干起来，才知道有多难。土司们经营了几百年，势力盘根错节，手里还有私人武装，说白了就是“地方军阀”。鄂尔泰知道，硬拼肯定不行，得“软硬兼施”。他把土司分成三类：听话的，给好处；观望的，吓唬加利诱；不听话的，直接打。
首先被“开刀”的是贵州的长寨土司。这土司叫沙治清，不仅不交税，还抢了邻县的粮食，当地官员管不了，只能上报。鄂尔泰二话不说，派了三千兵过去，先派人劝降：“只要你交权，朝廷给你养老钱，子孙还能当官。”沙治清嚣张得很：“想让我交权？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鄂尔泰冷笑一声：“那就打！”
这场仗打得相当惨烈。土司的人熟悉地形，躲在山里打游击，清军一开始吃了亏。鄂尔泰亲自到前线督战，给士兵们打气：“拿下长寨，每人赏五两银子；退缩的，军法处置！”他还想出个招：放火烧山，把土司的人逼出来。果然，没几天沙治清就撑不住了，带着残兵投降。鄂尔泰当场宣布废除长寨土司，派了流官过去，还把没收的土地分给老百姓。老百姓高兴得敲锣打鼓，给鄂尔泰送了块“青天老爷”的牌匾。
有了长寨的例子，其他土司开始慌了。云南的丽江土司主动找上门，说愿意交权；四川的乌蒙土司一开始还想抵抗，听说鄂尔泰要派兵，赶紧上表投降。可总有“硬骨头”不服，比如云南的车里土司，联合了几个小土司造反，还杀了朝廷派去的官员。鄂尔泰这回没客气，直接调了一万精兵，分三路进攻，不到一个月就平定了叛乱，土司头目被押到北京问斩。
不过，鄂尔泰也不是“战争狂魔”。对于愿意归顺的土司，他很够意思：比如广西的泗城土司交权后，鄂尔泰奏请雍正，给了他个“散官”的头衔，还赏了一万两银子；云南的景东土司主动交出兵权，鄂尔泰让他的儿子进国子监读书，相当于给了“保送名额”。这种“恩威并施”的办法，让很多土司放下了戒备，主动配合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的效果立竿见影。以前西南地区“一年一小打，三年一大打”，改流后打架的少了；以前土司收税“想收多少收多少”，改流后朝廷定了统一税率，老百姓负担轻了；以前少数民族子弟不能参加科举，改流后朝廷在当地设了学校，允许他们考功名。雍正收到西南的奏报，笑得合不拢嘴，在朝堂上夸鄂尔泰：“西南之事，全赖鄂尔泰！他是朕的‘擎天玉柱’！”
可就在鄂尔泰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朝堂上的非议也多了起来。有人说他“滥用兵权，杀戮太重”，有人说他“培植亲信，独断专行”，还有人偷偷给雍正递小纸条，说他“有不臣之心”。面对这些流言蜚语，鄂尔泰没辩解，只是给雍正写了句：“臣但求做事，不求人夸；但求利民，不怕人骂。”雍正看完，直接把小纸条扔了，给鄂尔泰批了句：“朕护着你，谁也动不了！”
这份君臣信任，成了鄂尔泰最硬的“后台”。而他接下来的人生，即将从“封疆大吏”走向“朝廷重臣”，但也随之卷入了一场更大的风波——与张廷玉的“党争”。
第四章 朝堂“龙虎斗”：鄂尔泰与张廷玉的相爱相杀
雍正十年，鄂尔泰被调回京城，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成了“宰相”级别的人物。此时的朝堂上，还有另一位“大佬”——张廷玉。张廷玉是汉人，康熙朝就入了军机处，雍正朝更是深得信任，负责编修《明史》，还制定了军机处的制度，堪称“汉臣领袖”。
两个“大佬”同处军机处，按理说该同心协力辅佐雍正，可偏偏成了“死对头”。这倒不是因为私人恩怨，主要是“满汉之争”加“派系之别”。鄂尔泰是满臣，身边聚拢了一群满洲官员，比如哈元生、张广泗；张廷玉是汉臣，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比如汪由敦、蒋廷锡。两派在朝堂上明争暗斗，从官员任免到政策制定，几乎事事都要争一争。
最经典的一次“交锋”是在雍正十一年。当时朝廷要选一个两江总督，鄂尔泰推荐了自己的门生张广泗，说他“熟悉军务，能镇住地方”；张廷玉推荐了自己的老乡姚文然，说他“清正廉洁，善于理财”。两人在朝堂上吵了起来，鄂尔泰说：“两江之地多盗匪，得用懂军事的！”张廷玉反驳：“两江是财赋重地，得用懂理财的！”吵到最后，雍正拍了板：“张广泗去两江，姚文然去江苏当巡抚，各管一摊，行了吧？”两人这才不说话，可心里都憋着股气。
私下里，两派的人也互相拆台。鄂尔泰的人说张廷玉“只会耍笔杆子，不懂实务”；张廷玉的人说鄂尔泰“只会用武力，不懂文治”。有次鄂尔泰过生日，满朝官员都去送礼，张廷玉不仅不去，还在家请客吃饭，故意跟他“打对台”；张廷玉编修《明史》，想让自己的门生当总纂，鄂尔泰偏偏推荐了个跟张廷玉不对付的学者，气得张廷玉好几天没理他。
不过，这两人的“斗”也有底线——绝不耽误正事，更不背叛雍正。有次黄河决堤，鄂尔泰负责调兵，张廷玉负责调粮，两人虽然没说话，但配合得相当默契，没几天就把救灾物资送到了灾区。雍正看在眼里，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这种“制衡”其实是好事，能防止一家独大。有次他私下对两人说：“你们俩就像朕的左右手，少了谁都不行。别整天争来争去，朕看着累。”鄂尔泰和张廷玉赶紧磕头认错，可转头该争还是争。
其实，鄂尔泰和张廷玉也不是完全“水火不容”，偶尔还会“互相欣赏”。张廷玉的书法好，鄂尔泰虽然自己也练书法，但还是忍不住夸：“张大人的字，跟他的人一样，工整严谨，没话说。”张廷玉也承认鄂尔泰的实干能力：“鄂大人在西南的功绩，我比不了。”有次鄂尔泰得了风寒，张廷玉还让人送了药过去，虽然没亲自去看，但也算“破冰”了。
这场“龙虎斗”一直持续到雍正驾崩。雍正临终前，特意下旨：鄂尔泰和张廷玉百年后都配享太庙。要知道，配享太庙是臣子的最高荣誉，整个清朝，汉人里只有张廷玉有这待遇。雍正还特意嘱咐乾隆：“鄂张二人，都是国家栋梁，你要好好用他们。”乾隆点头答应，可他心里清楚，这两位“老臣”的存在，也是自己亲政的“绊脚石”。
雍正驾崩后，乾隆继位，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党争”不仅没停，反而愈演愈烈。而这一次，鄂尔泰却因为自己的“门生”栽了跟头。
第五章 晚年“翻车”与身后名：从“权臣”到“传奇”
乾隆继位初期，因为年纪小，还得靠鄂尔泰和张廷玉辅佐，所以对两人还算客气。可随着乾隆逐渐亲政，他越来越反感“党争”，尤其是鄂尔泰和张廷玉的派系，几乎垄断了官场的晋升渠道。乾隆想“削权”，但又找不到借口，直到“仲永檀案”爆发。
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时任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他为了讨好鄂尔泰，弹劾了张廷玉的门生，说他“收受贿赂”。可没想到，乾隆派人一查，发现仲永檀自己也收了钱，而且还经常给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送信，汇报朝堂动向。乾隆抓住这个机会，龙颜大怒：“好你个仲永檀，竟敢结党营私！鄂尔泰身为老师，难道不知情？”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鄂尔泰直接参与，但乾隆还是借题发挥，把鄂尔泰骂了一顿，还削了他的伯爵爵位，降为一等轻车都尉。这一下，鄂尔泰的“威风”大减，以前跟在他身后的官员也纷纷“树倒猢狲散”。鄂尔泰又气又愧，没过多久就病倒了。
乾隆十三年，鄂尔泰病逝，享年66岁。乾隆虽然对他的“党争”不满，但念及他是先帝重臣，还是恢复了他的伯爵爵位，让他配享太庙，还亲自写了祭文，夸他“才猷敏练，器量宏深”。可没过几年，乾隆又翻起了旧账——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写了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说他“把‘浊’字加在‘清’字前面，是讽刺朝廷”，定了“文字狱”。胡中藻被处死，鄂尔泰也受了牵连，牌位被移出了贤良祠。
直到乾隆晚年，才又想起鄂尔泰的好。有次他南巡，路过江苏，看到当地老百姓还在念叨鄂尔泰当年整顿吏治的功绩，又听说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让百姓安居乐业了几十年，终于松了口：“鄂尔泰虽然有过错，但功大于过，是个难得的能臣。”又下令把鄂尔泰的牌位放回了贤良祠。
鄂尔泰的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官场剧”：早年失意，中年逆袭，巅峰时权倾朝野，晚年却因党争“翻车”，身后名还几经反复。但不管怎么说，他干的那些实事，比如改土归流，确实改变了西南的历史，让中央对边疆的控制更牢固，也让老百姓少受了不少苦。
后世对鄂尔泰的评价也很有意思。有人骂他“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有人夸他“实干兴邦，功绩卓着”。但更多人记得的，是那个在康熙朝“头铁不低头”的员外郎，是雍正朝“君臣相知”的总督，是敢跟张廷玉“叫板”的大学士。他不像张廷玉那样“八面玲珑”，也不像隆科多那样“野心勃勃”，他就是个“实干派”，脾气直，认死理，但干起活来不含糊。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形容鄂尔泰，大概就是“职场逆袭的典范”——从基层小职员干到公司高管，靠的不是关系，不是送礼，而是实力和硬气；也是“公私分明的代表”——跟张廷玉争归争，但绝不耽误工作；更是“时代的幸运儿”——遇到了雍正这样的“伯乐”，才能大展拳脚。
当然，他也有缺点，比如护短，比如太看重派系，但这恰恰让他更像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史书上那个冷冰冰的“权臣”。就像他自己说的：“臣非完人，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国，无愧于民。”从这一点来说，鄂尔泰做到了。
如今，在云南的一些地方，还有人记得那位“鄂大人”，记得他当年把“土皇帝”拉下马，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的故事。而他与雍正的“君臣cp”，与张廷玉的“相爱相杀”，也成了清朝历史上一段有趣的“段子”，被后人津津乐道。这大概就是对一个臣子最好的评价——不管过了多少年，还有人记得他干过的事，记得他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