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张俊传：被重名耽误的宋朝“职场老油条”
第一章 开局暴击：我不是那个坑岳飞的“张将军”！
提到“张俊”这俩字，十个历史爱好者里有九个会拍桌子瞪眼：“这不就是南宋那武将吗？跟秦桧合伙把岳飞坑得家破人亡，后来还混了个‘中兴四将’的虚名，典型的‘职场叛徒’！”
剩下一个挠着头琢磨：“不对啊，我好像在哪见过‘文臣张俊’的记载？既没带过兵，也没跟秦桧扯过关系，反而天天跟粮食、漕运、流民打交道，活像个宋朝版‘民生博主’。”
没错，咱们今天聊的这位，就是历史长河里被“重名刺客”按在地上摩擦的文臣张俊——一个生在北宋末年，熬到南宋初年，把“考公”当主线任务，把“职场摸鱼但又没完全摸”当支线任务，最后靠“接地气”在史书里挣了半页篇幅的普通官员。
为了避免大家再认错，咱们先给两位张俊贴个“身份标签”：
- 武将张俊：陕西人，会打仗，会站队，会贪污，最后靠“诬告岳飞”在史书里留了个“奸臣预备役”的位置，退休后家里金银堆成山，连吃顿饭都要摆几十道菜。
- 文臣张俊：安徽宣城人，会读书，会算账，会唠嗑，一辈子没拿过兵器，最大的政绩是把江南漕运从“烂摊子”改成“高效率物流线”，退休后回老家喝喝茶、下下棋，连邻居都夸他“没架子”。
最搞笑的是，文臣张俊活着的时候就常被认错。有一次他奉命去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出差，当地官员听说“张俊来了”，以为是那位战功赫赫的张将军，赶紧带着兵马、捧着好酒去城外迎接，结果看见一个穿着文官袍、背着公文包的中年人从马车上下来，官员当场懵了：“您……您是张将军？怎么没穿铠甲啊？”
文臣张俊憋笑憋得脸通红，赶紧摆手：“别叫将军，我是文官，连骑马都怕摔下来，哪会打仗？您要是找那位张将军，他估计在临安府跟皇帝讨论军事呢。”
官员听完脸都绿了，赶紧把兵马撤了，尴尬地说：“实在对不住，都怪这名字太像了，闹了笑话。”
后来这事传到文臣张俊耳朵里，他非但没生气，还跟下属开玩笑：“以后咱们出差，不如先给地方发个‘身份认证’，写上‘本人张俊，文官，不擅武，爱吃宣城烧饼’，省得再被当成将军。”
就这么个爱开玩笑、没官架子的文官，却在北宋末年的“内卷浪潮”里，硬生生走出了一条“平凡但靠谱”的路——咱们得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
第二章 宣城少年的“考公血泪史”：背书不如吃烧饼？
文臣张俊的老家在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那地方现在以“宣纸”“宣笔”出名，当年却是北宋有名的“读书人内卷重灾区”。
为啥？因为宣城离京城开封不算太远，又没什么矿产、牧场，老百姓想出头，除了“读书考科举”几乎没别的路。用张俊后来在《仕途记》里写的：“我小时候出门，看见的不是放牛的小孩，是捧着《论语》背书的小孩；听见的不是童谣，是‘之乎者也’的读书声；连卖烧饼的老板都能跟你聊两句‘孔孟之道’，就因为买烧饼的大多是读书人——你说卷不卷？”
张俊的爹是个县衙小吏，官不大，工资不高，但好在稳定，能供儿子读书。不过老张对儿子的要求可不低，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把张俊薅起来背书，手里还拿着戒尺：“今天背不完《孟子》的‘得道多助’，就别想吃饭！”
张俊小时候哪懂什么“得道多助”，满脑子都是隔壁王大爷家的烧饼——那烧饼外酥里嫩，咬一口掉渣，还能夹点咸菜，比干巴巴的书本香多了。有一次他背书的时候走神，想着烧饼，被爹用戒尺打了手心，他委屈地哭：“背书有什么用？还不如学做烧饼，能吃饱饭！”
老张气得吹胡子瞪眼：“你懂个屁！做烧饼能当官吗？能让你以后不受欺负吗？只有考上科举，当上官，才能堂堂正正做人！”
现在看来，老张的话有点“功利”，但在那个年代，确实是实话。张俊虽然委屈，但也知道爹是为他好，从那以后，他背书的时候就给自己找了个“奖励机制”：背完一篇课文，就跟妈要一个烧饼；背完一本书，就跟爹要一本新的小人书（宋朝叫“话本”）。
就这么着，张俊的“考公之路”从“被迫背书”变成了“为烧饼奋斗”，成绩也慢慢提了上来。不过北宋的科举可不是那么好考的——当年全国考生超过十万，录取率却不到1%，比现在考“985”还难，比考公务员难十倍。
张俊第一次参加科举是在19岁，那会儿他刚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信心满满地去了开封。结果进了考场，看到题目就懵了——皇帝问的是“如何解决流民问题”，可张俊长这么大，除了宣城和开封，就没去过别的地方，连流民长啥样都没见过，怎么写？
他坐在考场上，抓耳挠腮，想了半天，只能硬着头皮写：“流民者，无家可归之人也，当给其粮、建其屋、授其业……”翻来覆去都是些空话，连他自己都觉得写得烂。
不出意外，第一次科举，张俊落榜了。
他灰溜溜地回了宣城，老张见他没中，没骂他，反而给了他一个烧饼：“没事，第一次考不中很正常，爹当年考吏员也考了三次。下次咱们多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别光啃书本。”
张俊拿着烧饼，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这才明白，爹不是只让他背书，是让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那以后，张俊每年都会抽出时间，跟着商队去周边州县走一走，看看农民怎么种地，看看流民怎么生活，看看小吏怎么办事。他还把看到的、听到的都记在本子上，比如“溧水有流民三百，靠挖野菜为生”“芜湖有商人囤粮，粮价涨了三倍”“常州有官员修水库，农民收成好了不少”。
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后来成了他科举答题的“秘密武器”。
三年后，张俊第二次参加科举，题目还是跟“民生”有关——“如何稳定粮价”。这一次，他不再写空话，而是把自己这些年的见闻写了进去：“臣曾见芜湖商人囤粮，粮价暴涨，百姓买不起粮；又见常州官员平抑粮价，方法是‘设常平仓，丰年收粮，荒年放粮’……臣以为，稳定粮价，当从‘打击囤粮’‘建立常平仓’‘疏通漕运’三方面入手……”
主考官看完他的卷子，眼前一亮，批了句：“接地气，有见地，非书呆子可比。”
就这么着，22岁的张俊终于考上了科举，成了一名“预备官员”——虽然只是个“同进士出身”（科举最低等级），但对他来说，已经是“从烧饼爱好者到公务员”的巨大跨越了。
第三章 溧水主簿的“螺丝钉日常”：今天你处理鸡毛蒜皮了吗？
考上科举后，张俊被分配到了江宁府溧水县（今江苏南京溧水）当“主簿”——这个官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秘书”，主要负责记录文书、管理户籍、处理民事纠纷，偶尔还要帮县太爷跑腿。
用张俊自己的话说：“主簿这活儿，就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大到县里的税收统计，小到张三丢了鸡、李四欠了粮，都得管。”
他刚到溧水的时候，县太爷是个快60岁的老头，姓王，为人和蔼，对他很照顾：“小张啊，你刚从京城来，可能不习惯基层的活儿，别着急，慢慢学，有不懂的就问我。”
张俊点点头，心里却有点打鼓——他虽然走了不少地方，但真要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还是第一次。
第一天上班，就出了个小插曲：一个老农哭哭啼啼地来找县太爷，说自己的牛被人偷了。王县太爷让张俊去处理，张俊跟着老农去了村里，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村民们要么说没看见，要么说不知道，还有人跟他开玩笑：“张主簿，你是文官，能抓着小偷吗？”
张俊没生气，反而蹲在地上，看着牛蹄印琢磨：“这牛蹄印很新，应该刚丢没多久；印子朝着东边，东边是河边，小偷可能想把牛赶到船上运走。”
他赶紧带着老农和几个村民往东边跑，果然在河边看到一个男人正牵着牛往船上赶。张俊大喝一声：“站住！这牛是你的吗？”
男人慌了，想跑，被村民们按住了。原来这男人是个流浪汉，偷了老农的牛想卖掉换钱。
把小偷交给衙役后，老农拉着张俊的手，一个劲地道谢：“张主簿，您真是好官！要是找不到牛，我家今年的地就没法种了！”
张俊心里美滋滋的——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处理民事纠纷，还成功了，比考中科举还开心。
从那以后，张俊就把“接地气”当成了自己的工作准则。他每天早上都提前上班，在县衙门口摆个小桌子，专门接待老百姓：有人来告状，他就认真听；有人来咨询政策，他就耐心讲；有人家里困难，他就帮着申请救济粮。
有一次，一个寡妇来找他，说自己的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却没钱读书。张俊知道溧水有个“义学”（免费学校），但名额有限，他就去找义学的先生，跟先生说：“这孩子很聪明，就是家里穷，您就给个名额吧，学费我来帮他出。”
先生被他感动了，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这个孩子还考上了科举，专门来感谢张俊：“张叔叔，要是没有您，我这辈子都只能当农民。”
张俊笑着说：“不是我帮你，是你自己努力。以后当了官，要记得多帮老百姓做事。”
在溧水的三年里，张俊还干了一件大事——修水库。
那年夏天，溧水遭遇了大旱，地里的庄稼都快枯死了，老百姓急得团团转。王县太爷召集官员开会，讨论怎么抗旱，有人说“求雨”，有人说“从河里引水”，但河里的水也不多了。
张俊站起来说：“我之前在常州见过，他们修了水库，把雨水存起来，旱的时候就用水库的水灌溉。咱们溧水西边有个废弃的池塘，不如把它扩建成水库，再挖几条水渠，把水引到地里。”
王县太爷觉得这个主意好，就派张俊负责修水库。张俊每天都泡在工地上，跟农民一起挖土、搬石头，手上磨起了水泡，也不喊累。有农民劝他：“张主簿，您是官，不用跟我们一起干活。”
张俊说：“水库是为大家修的，我也该出份力。再说了，跟你们一起干活，我心里踏实。”
水库修好后，正好赶上一场大雨，水库里存满了水。等到旱季的时候，张俊又组织农民挖水渠，把水库里的水引到地里。那年秋天，溧水的庄稼不仅没减产，还丰收了。
王县太爷在给上级的奏折里，专门夸了张俊：“张俊此人，虽年轻，却心系百姓，有勇有谋，可堪大用。”
就这么着，张俊在溧水的三年，不仅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还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三年任期一满，他被调到了京城开封，担任“太常寺丞”——虽然还是个小官，但总算是进了中央，离“实现理想”又近了一步。
第四章 京城官场的“生存法则”：不站队也能当“靠谱哥”
北宋末年的京城开封，表面上繁华热闹，背地里却暗流涌动——朝堂上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变法派”，主张继续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加强中央集权，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派是“保守派”，主张废除新法，恢复旧制，注重民生。
这两派就像现在公司里的“激进改革派”和“稳扎稳打派”，天天在朝堂上吵架，从“税收政策”吵到“教育制度”，从“官员任免”吵到“对外政策”，有时候还会互相弹劾，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
张俊刚到京城的时候，就听说了两派的斗争，心里有点慌——他在溧水待惯了，习惯了“踏实干活”，没见过这种“办公室政治”。
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官员的宴会，变法派的领头人章惇（当时的宰相）问他：“张俊，你觉得新法怎么样？”
张俊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是在试探他。他想了想，说：“新法里的‘青苗法’（给农民贷款）、‘市易法’（稳定物价），我觉得很好，能帮老百姓；但有些条款执行起来有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官强迫农民贷款，反而害了老百姓。”
章惇点点头，没说话。
过了几天，保守派的领头人司马光又问他：“张俊，你觉得新法该废除吗？”
张俊又说：“有些条款确实该改，但‘青苗法’‘市易法’要是改好了，还是能帮到老百姓的。比如我在溧水的时候，就用‘青苗法’的思路，给穷农民借粮，让他们度过了灾年。”
司马光也点点头，没再追问。
身边的人跟张俊说：“你怎么不站队啊？要么跟章宰相，要么跟司马大人，不然两边都不待见你，以后怎么升官？”
张俊笑着说：“我来京城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站队。要是为了升官而站队，以后做事就会偏心，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话是这么说，但张俊也知道，在京城官场，光“不站队”还不够，还得“会做事”——而且要做“两边都认可的事”。
当时开封有个问题：城里的粮食供应老是出问题。因为开封人口多，粮食大多靠江南漕运运来，但漕运效率低，粮食经常迟到，有时候还会发霉、被偷，导致城里的粮价不稳定，老百姓怨声载道。
皇帝让大臣们想办法，变法派说“要加强对漕运官的监督，严惩贪污”，保守派说“要降低漕运成本，让商人参与进来”，两边又吵了起来，吵了半个月，也没拿出个方案。
张俊主动站出来说：“臣愿意去江南考察漕运，找出问题所在，再制定方案。”
皇帝很高兴，答应了他的请求。
张俊带着两个下属，沿着漕运路线，从开封一直走到江南，走了两个多月，每天都跟船夫、漕运官、商人聊天，记录下了很多问题：
1. 漕运官贪污严重，把好粮食换成坏粮食，再把好粮食卖了赚钱；
2. 船夫偷懒，故意放慢速度，还经常中途停靠，耽误时间；
3. 关卡太多，每过一个关卡都要交过路费，增加了成本；
4. 没有统一的调度，漕船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都没人管。
回到开封后，张俊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提出了四个解决办法：
1. 建立“漕运打卡制”：船夫每天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都要登记，迟到要罚钱；
2. 实行“粮食称重制”：漕船出发前和到京后，都要称重，少了粮食，漕运官要赔偿；
3. 减少关卡：只保留必要的关卡，取消其他关卡，过路费减半；
4. 设立“漕运调度司”：专门负责调度漕船，让漕运更有序。
皇帝看完奏折，觉得很靠谱，就让张俊负责推行这些办法。
变法派的人说：“张俊这办法里有‘监督’，跟我们的思路一样。”
保守派的人说：“张俊这办法里有‘降成本’，跟我们的思路一样。”
两边都没反对，张俊的方案顺利推行了。
结果呢？仅仅半年，漕运效率就提高了一倍，粮食迟到的次数少了，发霉的少了，贪污的也不敢了，开封的粮价稳定了，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没粮吃”发愁了。
皇帝高兴地说：“张俊这小子，真是个‘靠谱哥’！不管什么事，只要交给你，我就放心。”
从那以后，张俊在京城官场就有了“靠谱哥”的名声——不管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有什么棘手的事，都会推荐张俊去做，因为他们知道，张俊不会因为“派系”而偏心，只会“把事做好”。
就这样，张俊在京城站稳了脚跟，从“太常寺丞”升到了“户部郎中”（管财政的官员），再升到了“江南转运使”（管江南地区财政、漕运的官员）——他用“不站队、只做事”的生存法则，在复杂的京城官场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第五章 南宋初年的“救火队长”：从漕运到流民，哪里需要哪里去
就在张俊的仕途顺风顺水的时候，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爆发了——金国大军攻破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北宋灭亡了。
张俊当时正在江南负责漕运，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哭了——他虽然只是个普通官员，但也知道“国破家亡”意味着什么。
后来，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登基，建立了南宋，号召天下官员来投奔。张俊毫不犹豫地带着下属去了临安，见到宋高宗后，他说：“臣愿为陛下效力，不管是管漕运，还是管流民，臣都愿意去做。”
宋高宗很感动，任命他为“户部侍郎”，让他负责江南地区的粮食供应和流民安置——这可是个“烫手山芋”，因为南宋初年，战乱不断，流民遍地，粮食短缺，很多官员都不愿意接手。
张俊却没抱怨，上任第一天就去了流民安置点。他看到流民们住在破草棚里，没饭吃，没衣服穿，还有人生病，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当即下令：
1. 给每个流民发三天的粮食，先让他们吃饱；
2. 找医生来给生病的流民看病，免费发药；
3. 组织流民搭建结实的房子，让他们有地方住；
4. 统计流民里有手艺的人，比如农民、工匠、商人，帮他们找工作。
有下属跟他说：“大人，这么做要花很多钱，户部的钱不多了。”
张俊说：“钱可以再想办法，但流民不能等——要是他们没饭吃、没地方住，很容易闹事，到时候麻烦就更大了。”
为了筹钱，张俊亲自去见江南的富商，跟他们说：“现在国家有难，流民需要帮助，希望你们能捐点钱、捐点粮。等以后国家稳定了，陛下肯定会给你们奖励。”
富商们被他的诚意感动了，纷纷捐款捐粮。张俊还用自己的俸禄，给流民买了很多衣服和药品。
在他的努力下，江南地区的流民很快就安定下来了——有手艺的人找到了工作，农民回到了地里种地，工匠开始做工，商人开始做生意。不到一年，江南地区就恢复了生机，还为南宋朝廷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税收。
宋高宗夸他：“张俊，你真是朕的‘救火队长’！哪里有麻烦，你去哪里，而且每次都能把麻烦解决好。”
除了安置流民，张俊还继续优化漕运。南宋初年，漕运路线变了，从江南到临安，要经过很多河流和湖泊，经常出事故。张俊就带着人重新勘察路线，修改了漕运路线，还发明了一种“防滑漕船”——在船底装了防滑的木板，让船在浅水里也能行驶，不容易搁浅。
他还规定，漕船上必须配备“救生衣”（用芦苇做的，能浮起来）和“急救箱”，万一船出了事故，船夫和粮食都能得救。
有一次，一艘漕船在太湖里遇到了风浪，船翻了，船夫们穿着救生衣，漂到了岸边，粮食也被其他漕船救了上来，没什么损失。船夫们都说：“要不是张大人的规定，我们这次肯定没命了！”
在南宋初年的混乱岁月里，张俊就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拧——管漕运，漕运就高效；管流民，流民就安定；管财政，财政就充足。他没有武将那样的赫赫战功，也没有宰相那样的大权在握，但他用自己的“接地气”和“靠谱”，为南宋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人问他：“你天天这么忙，不累吗？”
张俊笑着说：“累啊，但看到老百姓有饭吃、有地方住，看到漕船顺利把粮食运到临安，我就觉得值了。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志向，就想当个‘好官’，帮老百姓多做点事。”
第六章 退休生活：从“职场老油条”到“茶桌老爷爷”
张俊在南宋朝廷当了二十多年官，从“户部侍郎”升到了“尚书右丞”（副宰相），最后因为年纪大了，主动向宋高宗申请退休。
宋高宗舍不得他走，说：“张俊，你还能再干几年，再帮朕几年吧。”
张俊说：“陛下，臣年纪大了，眼睛不好，耳朵也不好，很多事都做不动了。还是让年轻人来干吧，他们有活力，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宋高宗见他态度坚决，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还赐给他很多钱和土地，让他回老家宣城养老。
回到宣城后，张俊把皇帝赐的钱和土地都捐了出去——钱捐给了宣城的义学，让更多穷孩子能读书；土地捐给了农民，让他们有地种。他自己则住在一个小院子里，院子里种了几棵桂花树，还有一个小池塘，日子过得很悠闲。
每天早上，张俊都会早起，去院子里浇花、喂鱼，然后泡一壶茶，坐在桂花树下看书——看的不是什么官场书籍，而是话本、小说，有时候还会看自己写的《仕途记》。
下午的时候，他会去街上散步，跟邻居们唠嗑。邻居们都喜欢跟他聊天，因为他没官架子，还会讲很多京城的趣事和官场的故事。有小孩问他：“张爷爷，您当年在京城见过皇帝吗？皇帝长什么样啊？”
张俊笑着说：“见过啊，皇帝跟咱们一样，也是个人，就是比咱们忙点。他也会吃饭、睡觉、发脾气，跟你爹一样。”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来找他，说自己想考科举，但不知道怎么复习。张俊就把自己当年的“备考经验”告诉了他：“别光背书，多出去走走，看看老百姓的生活，把看到的、听到的记下来，考试的时候才能写出接地气的文章。”
年轻人听了他的话，果然考上了科举，还专门来感谢他。
张俊退休后，还有一个爱好——下棋。他的棋艺不高，经常输给邻居老头，但他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很开心。有一次，他跟一个老头下棋，输了三局，老头笑着说：“张大人，您当年在朝堂上跟大臣辩论都没输过，怎么跟我下棋老是输啊？”
张俊说：“下棋嘛，就是图个乐子，输了也开心。要是跟你下棋还斤斤计较，那我岂不是白退休了？”
晚年的张俊，还写了一本《民生录》，里面记录了他这辈子处理过的民生问题，比如怎么安置流民、怎么稳定粮价、怎么优化漕运，还有很多给官员的建议，比如“当官要接地气”“做事要踏实”“不要为了升官而站队”。
他在《民生录》的序言里写：“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只是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我希望这本书能给后来的官员一点启发，让他们知道，当官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老百姓。”
张俊活到了78岁，在南宋那个年代，算是高寿了。他去世后，宣城的老百姓都很伤心，自发地给他送葬，还在城里建了一座“张俊祠”，纪念这位“接地气的好官”。
后来，有人把他的《仕途记》和《民生录》合在一起，出版了一本《张俊文集》，成了研究南宋官场和民生的重要资料。
第七章 历史的尘埃：被记住的，从来不是名字，而是做事
现在提起张俊，很多人还是会先想到那个坑岳飞的武将，而我们这位文臣张俊，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就像历史长河里的一颗小石子，没有掀起惊涛骇浪，却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有人说，文臣张俊的一生太普通了，没有赫赫战功，没有惊天动地的政绩，不值得被记住。但我觉得，正是这种“普通”，才让他显得真实、可爱。
他不是什么“圣人”，也不是什么“天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小时候为了烧饼背书，考科举考了两次才中，在基层当主簿的时候处理鸡毛蒜皮的事，在京城官场里不站队只做事，在南宋初年当“救火队长”，退休后回老家喝茶、下棋、唠嗑。
他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跟老百姓有关——帮老农找回牛，帮寡妇的儿子上学，修水库抗旱，安置流民，优化漕运，稳定粮价……这些事看似普通，却实实在在地帮了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吃饱饭、有地方住、有学上。
在历史的长河里，像文臣张俊这样的“普通官员”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留下赫赫名声，没有被写进太多史书，但他们用自己的“踏实”和“靠谱”，支撑起了一个朝代的民生，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文臣张俊的故事告诉我们：
1. 名字只是个代号，重要的是你是谁，你做了什么——哪怕跟别人重名，只要你做了好事，老百姓就会记住你。
2. 职场不是只有站队和勾心斗角，还有“踏实做事”——哪怕你不站队，只要你能把事做好，就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3. 平凡不代表平庸——哪怕你只是个基层官员，只是做了一些普通的事，只要你心系老百姓，就能活出自己的价值。
最后，让我们用文臣张俊在《仕途记》里的一句话来结尾：“当官者，当如草木，不求参天，只求为百姓遮风挡雨；当如溪流，不求奔腾，只求为百姓滋润土地。”
这，就是文臣张俊——一个被重名耽误，却用“接地气”在历史里留下温暖痕迹的宋朝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