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笔杆子战神”张说：凭一支笔搞事业，顺便和姚崇“互怼”的一生
序章：不是所有姓张的都叫“流量”，他叫“实力派”
在武则天到唐玄宗那几十年乱糟糟的大唐职场里，要是搞个“最会用笔杆子混饭吃”排行榜，张说敢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这人祖籍洛阳，出身官宦世家，但不是那种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的顶级豪门——他爹最高也就做到刺史，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不算顶流，但也够给他铺个“考公”的基础台阶。
张说小时候就跟别的熊孩子不一样，别人爬树掏鸟窝的时候，他抱着《左传》啃得津津有味；别的小孩比谁弹弓打得准，他比谁写的文章被先生圈的红圈多。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还是“学霸型”的。不过他没走“拼爹”的捷径，而是扎扎实实走科举路——毕竟在武则天时代，科举才算真正给寒门（哦不对，他算中产）子弟打开了上升通道，不像以前全靠门阀推荐，你再有才，没人引荐也白搭。
有人可能会问：唐朝科举难不难？这么说吧，当时考个进士，比现在考清北还难，每年录取人数也就几十人，有时候甚至个位数。而张说考的还不是普通进士，是“制举”——这玩意儿比进士科还高级，相当于“特招公务员考试”，专门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人，题目更偏实务，也更考验真本事。
永昌元年（689年），22岁的张说参加制举，题目是“贤良方正科”，说白了就是考“你怎么当一个好官，怎么给国家提建议”。当时参加考试的有上千人，张说一没托关系，二没走后门，就凭一篇策论，直接拿下全国第一。武则天看完他的卷子，当场拍板：“这小伙子行！脑子清楚，文笔还溜，留中央用！”
就这么着，张说一出道就站在了别人一辈子都未必能摸到的起点——授太子校书郎，虽然官阶不高（从九品下，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但胜在平台好，能在太子身边干活，还能接触到中央核心文件。用职场术语说，这叫“入职即进核心储备人才库”，未来可期。
不过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22岁的“职场新人”，后来会成为横跨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的“政坛常青树”，还能凭一支笔写出“燕许大手笔”的名头，更能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斗争里，既没被砍头，也没被流放致死，最后还能善终，顺便给唐朝搞了个兵制改革——这人生剧本，比现在的职场爽文还精彩。
第一章：刚正不阿的“刺头”：敢跟武则天的“红人”叫板
张说入职后，凭借一手好文笔和脑子活，升职速度不算慢。没过几年，就从太子校书郎升到了凤阁舍人（中书舍人），官阶从六品上，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专门给皇帝写诏书、拟文件。这岗位是实打实的“笔杆子核心岗”，皇帝的想法能不能变成正规的“红头文件”，全看这些舍人的本事。张说在这个岗位上做得风生水起，武则天对他的文笔特别满意，有时候甚至会说：“这事儿不用让别人写了，叫张说过来，他写的朕放心。”
要是换个圆滑点的人，拿到皇帝的信任，肯定会趁机抱大腿、搞关系，比如跟当时武则天身边最红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搞好关系。这俩兄弟是武则天的男宠，仗着武则天的宠爱，简直是“大唐顶流网红”，权力大到能干预朝政，大臣们要么巴结，要么装看不见，没人敢得罪。
但张说偏不。他是个典型的“文人风骨党”，眼里揉不得沙子，见不得这俩兄弟仗势欺人。有一次，张易之想让张说帮他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想把自己包装成“贤良忠臣”，还暗示写完了就给张说升职。换别人可能就答应了，不就是写篇文章嘛，又不费力气，还能换个好前程。结果张说直接拒绝：“我是给朝廷写文书的，不是给私人写吹捧文章的。您要是有政绩，朝廷自然会表彰；要是没政绩，我写了也没人信。”
张易之当时就脸黑了：“你不给我面子？”张说还挺硬气：“不是不给您面子，是我得对得起手里的笔，对得起朝廷给我的俸禄。”
这事儿还不算完。后来张易之兄弟陷害宰相魏元忠，想让张说做伪证，证明魏元忠“谋反”。张易之提前威胁张说：“你要是敢不配合，小心你的脑袋！”到了武则天面前对质的时候，张说一开始有点犹豫——毕竟跟张易之硬刚，风险太大了。但他看到魏元忠被冤枉的样子，又想起自己的初心，当场改口：“陛下，臣刚才是被张易之胁迫的，魏宰相是忠臣，从来没说过谋反的话！”
这话一出口，满朝震惊。武则天也愣了，张易之兄弟更是气得跳脚，当场就喊“张说撒谎”。但张说既然敢说，就没怕过——他把张易之怎么胁迫他的过程全说了出来，条理清晰，证据（虽然是口头的）确凿。
武则天虽然宠信二张，但也不是完全糊涂，知道张说没撒谎，可又不想让二张下不来台，最后折中处理：没治魏元忠的死罪，但把他贬官了；张说因为“言辞不当”，也被贬了——从中央的中书舍人，一下子贬到钦州（现在的广西钦州）当司户参军，相当于从中央办公厅秘书贬到地级市的民政科科员，落差不是一般大。
有人说张说傻：“跟二张硬刚有什么好？丢了官，还去那么偏远的地方受苦。”但张说不这么想，他在去钦州的路上，还写了首诗：“万里南迁客，三年厌瘴气。不知吾罪也，天造此山川。”意思是“我虽然被贬了，但我没做错，这是老天爷让我来体验生活呢”。
你还别说，他在钦州还真没躺平。当时钦州是偏远地区，经济落后，百姓生活苦，还经常有少数民族冲突。张说到了之后，没摆“前中央官员”的架子，而是深入基层，跟百姓聊天，了解他们的困难。他还帮当地修水利、教百姓种庄稼，甚至还调解了几起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当地百姓都觉得：“这个贬来的官，跟别的官不一样，是个办实事的。”
后来有人把张说在钦州的政绩报告给武则天，武则天也有点后悔，觉得当初贬得太狠了。没过几年，就把张说调回了内地，先在岳州（现在的湖南岳阳）当刺史，后来又调回中央。
这一次贬谪，让张说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职场里不能太刚，得学会保护自己；第二，不管在什么岗位，只要好好干活，总能被看见。不过他骨子里的“刚”，其实没怎么变——后来跟姚崇互怼，还是因为他觉得“不对的事，就得说”。
第二章：中宗复位：职场“复读生”的逆袭，顺便成了“修史达人”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革命”，逼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唐朝又回到了李氏手里。这时候，当初因为得罪二张被贬的官员，大多都被召回中央，张说也不例外——他被任命为兵部员外郎，后来又升为工部侍郎，相当于从“地方官”重新回到“中央部委领导”序列，成了职场里的“复读生”，但这次复读，他的起点比第一次更高。
中宗时期的唐朝政坛，其实挺乱的——中宗性格软弱，老婆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想当第二个武则天，到处安插亲信，朝政被搞得乌烟瘴气。很多大臣要么投靠韦后，要么明哲保身，只有少数人敢站出来说话，张说就是其中一个。
有一次，安乐公主想让中宗立她为“皇太女”（相当于储君），还让大臣们表态。很多人不敢反对，只有张说站出来：“陛下，自古以来，储君都是立皇子，没听说过立皇太女的。要是立了皇太女，天下人会怎么看？朝廷的规矩还怎么立？”
安乐公主当场就火了，指着张说的鼻子骂：“你算什么东西，也敢管我的事！”张说也不怂：“我是朝廷的大臣，就得管朝廷的事。皇太女这事不符合规矩，我不能同意。”
中宗虽然宠女儿，但也知道张说说得有道理，最后没敢立皇太女。这事之后，韦后和安乐公主都恨上了张说，总想找机会整他。张说也知道自己在中央待不下去了，就主动申请外放，去相州（现在的河南安阳）当刺史。
在相州任上，张说还是老样子，办实事——修城墙、整吏治、安抚百姓，把相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中宗被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李隆基（也就是后来的玄宗）和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了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睿宗李旦复位。
睿宗复位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说——因为张说不仅有才华，还一直反对韦后，是“自己人”。于是，张说又被调回中央，这次直接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从地方官到宰相，张说只用了两年时间，这速度在唐朝政坛里算是“火箭提拔”了。不过当上宰相后，张说的第一个大任务，不是处理朝政，而是“修史”。
睿宗让张说主持编修《则天实录》，也就是记录武则天时期的历史。这活儿不好干——武则天是睿宗的妈，既要客观记录她的政绩（比如重视科举、发展经济），又要记录她的过错（比如重用酷吏、宠信二张），还不能得罪睿宗，更不能让后人觉得唐朝“不正统”。
很多人都劝张说：“你就多写点武则天的好，少写点不好的，免得惹麻烦。”张说却不这么干，他说：“修史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要是光说好话，那史书还有什么用？后人怎么知道历史的真相？”
于是，张说带着一群史官，查遍了武则天时期的宫廷档案、奏折、民间记载，花了一年多时间，编成了《则天实录》。这本书里，既写了武则天开创殿试、发展农业的功绩，也写了她重用酷吏、滥杀无辜的过错，还客观记录了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革命”的过程。睿宗看完后，不仅没生气，还夸张说：“你编的这本书，既不偏袒，也不抹黑，是真正的‘信史’。”
后来，玄宗即位后，也让张说继续修史，编修《唐六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记载唐朝官制的书，相当于现在的“唐朝政府机构说明书”。《唐六典》详细记录了唐朝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职责、官阶、俸禄，甚至连官员的服饰、礼仪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本书编了十几年，张说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为后来唐朝的官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
有人说：“张说一个宰相，不好好处理朝政，天天跟史书打交道，是不是不务正业？”其实不是——在古代，修史是国家大事，尤其是唐朝，特别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张说通过修史，不仅梳理了唐朝前期的历史脉络，还为后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比如他在《唐六典》里提出的“精简机构、明确职责”，后来就被玄宗采纳，成了唐朝中期官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不过，就在张说修史修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一生之敌”——姚崇。这俩人都是宰相，都有才华，都想为唐朝做事，但性格和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一场“宰相互怼大戏”，就此拉开序幕。
第三章：“姚张之争”：务实派VS文艺派，宰相办公室的“神仙打架”
姚崇比张说大11岁，是个典型的“务实派”官员——他不擅长写文章，但特别会处理实际问题，比如治理蝗灾、整顿吏治、稳定边疆，都是一把好手。而张说则是“文艺派”官员——文笔好，有学问，擅长制定长远规划，但有时候会显得“理想化”，不太接地气。
两人一开始没什么矛盾，甚至还互相欣赏——姚崇觉得张说有学问，能帮朝廷制定规章制度；张说觉得姚崇会办事，能解决实际问题。但自从两人都当上宰相后，矛盾就慢慢出来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用人之争”。姚崇用人，只看能力，不看出身和资历——哪怕你是寒门子弟，只要有本事，他就推荐你当官；哪怕你是世家子弟，没本事，他也不重用。而张说用人，更看重“学问”和“品行”——他觉得当官的得有文化，得有风骨，不然就算再会办事，也容易走歪路。
有一次，姚崇推荐一个叫魏知古的官员当宰相。魏知古是寒门出身，没什么学问，但特别会处理财政问题。张说当场就反对：“魏知古虽然会管钱，但他没读过多少书，连基本的礼仪都不懂，当了宰相，怎么跟其他大臣交流？怎么给陛下提建议？”
姚崇反驳：“陛下让我们当宰相，是让我们解决问题的，不是让我们比谁读书多的。魏知古能解决财政问题，这就是他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当宰相？”
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睿宗拍板：“魏知古先当门下省侍中，暂不拜相，先看看他的表现。”这事虽然暂时解决了，但两人的矛盾也加深了。
第二，“政策之争”。姚崇主张“精简机构、裁汰冗官”——当时唐朝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太多，很多人拿着俸禄不干活，浪费国家财政。姚崇想把这些“闲官”裁掉，减轻国家负担。而张说反对，他觉得这些官员大多是“开国功臣之后”或者“跟着陛下打天下的人”，裁掉他们会“寒了人心”，还可能引发动乱。
姚崇说：“国家财政都快撑不住了，再不裁官，以后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到时候才会出乱子！”张说反驳：“裁官容易，但这些人没了工作，会到处抱怨，甚至勾结起来反对朝廷，到时候更难收拾！”
两人又吵了起来，最后睿宗还是倾向于姚崇，同意裁掉一部分冗官，但也没完全按照姚崇的意思来，算是“折中方案”。
第三，“皇位继承之争”。当时睿宗的太子是李隆基（后来的玄宗），但太平公主（睿宗的妹妹）想当第二个武则天，一直想废掉李隆基，立自己的人当太子。姚崇和张说都支持李隆基，但做法不一样——姚崇主张“强硬打压太平公主”，直接把她的亲信赶出朝廷；而张说主张“温和处理”，先安抚太平公主，再慢慢削弱她的权力，避免引发宫廷政变。
姚崇觉得张说“太软弱”：“太平公主野心太大，不早点收拾她，以后会出大问题！”张说觉得姚崇“太激进”：“太平公主是陛下的妹妹，要是直接打压她，陛下会不高兴，还可能被人说‘不孝’，到时候反而会帮了太平公主！”
这次争论，两人谁也没说服谁。但太平公主知道后，却觉得姚崇和张说都是“眼中钉”，开始在睿宗面前说他们的坏话。睿宗性格软弱，经不起太平公主的挑拨，最后把姚崇和张说都贬了——姚崇被贬到申州（现在的河南信阳）当刺史，张说被贬到岳州（现在的湖南岳阳）当刺史。
就这样，两位宰相因为“政见不合”，加上太平公主的挑拨，都离开了中央。张说在去岳州的路上，写了首《岳州别梁六入朝》：“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都缘直道更难近，岂是明君好贱臣。”意思是“我被贬到南方，不是因为我做错了，而是因为我太正直，不被小人容，也希望陛下能明白我的苦心”。
不过，张说和姚崇的“互怼”，并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政见之争”。他们都想为唐朝好，只是方法不一样——姚崇像“公司的cEo”，擅长解决眼前的问题，让公司正常运转；张说像“公司的战略总监”，擅长制定长远规划，让公司未来发展得更好。后来玄宗即位后，先重用姚崇解决“眼前的麻烦”（比如蝗灾、边疆问题），等国家稳定了，再重用张说搞“长远规划”（比如兵制改革、编修《唐六典》），也算是“人尽其才”了。
第四章：玄宗朝巅峰：从“被贬宰相”到“燕国公”，还搞了个兵制改革
先天元年（712年），睿宗禅位给李隆基，也就是唐玄宗。玄宗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太平公主——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发动政变，杀了太平公主及其亲信，彻底掌握了政权，史称“先天政变”。
太平公主倒台后，玄宗开始召回那些被她陷害的官员，姚崇和张说自然也在其中。玄宗先召回了姚崇，让他当宰相，因为当时唐朝面临很多“急事”——比如河南、山东等地发生蝗灾，庄稼被蝗虫吃了大半，百姓流离失所；边疆的突厥、吐蕃也经常来骚扰，边疆不稳。姚崇是“务实派”，正好能解决这些问题。
姚崇当宰相的三年里，确实干了不少实事：他组织百姓灭蝗，保住了庄稼；他整顿吏治，裁掉了大量冗官；他安抚边疆，和突厥签订了和平协议，稳定了边疆。唐朝的局势慢慢稳定下来，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
开元四年（716年），姚崇因为儿子犯罪，主动辞去了宰相之职。玄宗这时候想到了张说——国家稳定了，该搞“长远规划”了，而张说正好擅长这个。于是，玄宗召回张说，让他担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之首），还封他为“燕国公”，食邑三千户。
从被贬的刺史，到宰相之首、燕国公，张说算是迎来了自己职场的“巅峰时刻”。他当上宰相后，干了三件影响唐朝历史的大事：
第一件事，改革兵制。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士兵平时是农民，种地养家，农闲时训练；打仗时自己带武器、粮食，打完仗再回家种地。这种制度在唐朝初期还行，因为当时人口少，土地多，农民有地种，愿意当府兵。但到了唐朝中期，人口多了，土地不够分，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没法自己带武器、粮食打仗，府兵制慢慢就崩溃了——很多府兵逃跑，甚至逃到边疆当“流民”，导致唐朝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少，战斗力越来越差。
张说看到了这个问题，向玄宗建议：“废除府兵制，实行募兵制——由国家招募士兵，给他们发工资、管吃管住、提供武器，让他们成为‘全职士兵’。这样既能保证军队人数，又能提高战斗力。”
很多大臣反对，觉得“募兵制会让军队变成‘私人武装’，将领容易拥兵自重”。但张说反驳：“只要朝廷掌握军队的调动权和将领的任免权，就不会出现拥兵自重的问题。而且募兵制能让士兵专心训练，战斗力会比府兵强很多。”
玄宗觉得张说说得有道理，同意实行募兵制。张说亲自负责招募士兵，他规定：只要身体健康，不管是农民、流民还是手工业者，都可以报名参军；参军后，每个月发“月钱”（工资），还能免除家里的赋税。
结果不到半年，张说就招募了13万士兵，组建了“彍骑”（唐朝的中央禁军）。这些士兵都是全职军人，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后来成了唐朝抵御突厥、吐蕃的主力。募兵制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唐朝的“兵源问题”，还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提供了稳定的国防保障——这是张说对唐朝最大的贡献之一。
第二件事，整顿财政。唐朝中期，因为官员太多、军队开支太大，国家财政很紧张。张说向玄宗建议：“精简中央机构，裁掉不必要的官员；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他先从中央机构下手，把原来的“三省六部”里的一些“闲职”裁掉，比如把“门下省”的“给事中”从6人减到4人，把“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从6人减到4人，还裁掉了一些“临时机构”，比如“转运使”的一些下属官员。这样一来，中央官员的数量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国家财政负担减轻了不少。
然后，他改革税收制度——原来唐朝的税收主要是“租庸调制”（按土地收租、按人口收庸、按家庭收调），但很多地主和富商隐瞒土地和人口，逃避税收。张说派人清查全国的土地和人口，把隐瞒的土地和人口都登记在册，按照实际情况收税。这一下，国家的税收增加了近四分之一，财政状况慢慢好转。
第三件事，发展文化教育。张说本身是文人，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他向玄宗建议：“在长安和洛阳设立‘国子监’（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扩大招生规模，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还可以在地方设立‘州学’‘县学’，普及教育。”
玄宗同意了，张说亲自负责国子监的建设——他扩建了国子监的校舍，增加了“经书科”“律科”“算科”等专业，还聘请了当时最有名的学者当老师，比如孔颖达的弟子、着名经学家贾公彦。国子监的招生规模从原来的几百人扩大到几千人，不仅有贵族子弟，还有寒门子弟，甚至还有外国留学生（比如日本、朝鲜的留学生）。
张说还主持编修了很多书籍，除了之前提到的《唐六典》，还有《初学记》——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收录了从先秦到唐朝的各种文献资料，内容包括天、地、人、事、物等各个方面，后来成了唐朝读书人备考科举的重要参考书。
在张说的推动下，唐朝的文化教育事业达到了顶峰——当时长安和洛阳的书店里，书籍琳琅满目；国子监里，学生们读书的声音此起彼伏；各地的州学、县学也培养了很多人才，为唐朝的“开元盛世”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第五章：晚年风波与身后名：“笔杆子战神”的落幕
张说当了三年宰相，把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玄宗对他特别信任，甚至说：“有张说在，朕就不用担心国事了。”但人红是非多，张说也不例外——他晚年因为两件事，受到了玄宗的冷落。
第一件事，“受贿风波”。张说有个亲戚叫张昌宗（不是武则天那个张昌宗），想当“尚书省右丞”（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部长），就给张说送了很多金银珠宝，请他帮忙推荐。张说觉得亲戚开口，不好拒绝，就向玄宗推荐了张昌宗。结果有人向玄宗举报，说张说“受贿荐官”。
玄宗派人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很生气，把张说召进宫里，当面批评他：“你是宰相，应该公正无私，怎么能因为亲戚关系就受贿荐官？你让朕太失望了！”张说赶紧认错，把金银珠宝退了回去，还主动请求辞去宰相之职。玄宗虽然生气，但也知道张说功劳大，没真的罢免他，只是把他的宰相之职换成了“尚书省左丞相”（荣誉职位，没实权），算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第二件事，“争权风波”。张说虽然没了宰相实权，但还是想参与朝政，经常在玄宗面前提建议，有时候还会批评其他大臣的做法。当时的宰相是源乾曜和张嘉贞，这俩人都是“务实派”，跟张说的“文艺派”风格不一样，经常跟张说发生矛盾。
有一次，源乾曜建议“减少国子监的招生规模”，因为国子监的学生太多，国家财政负担不起。张说反对，觉得“教育是国家根本，不能因为钱就减少招生”。两人在玄宗面前吵了起来，张说情绪激动，甚至还说了一些“源乾曜没文化，不懂教育重要性”的话。
玄宗觉得张说“太固执”，而且“越权行事”，就把他贬为“相州刺史”，让他回地方任职。这一次贬谪，对张说的打击很大——他已经60多岁了，身体不好，加上心情郁闷，到了相州后，就病倒了。
开元十四年（726年），张说在相州病逝，享年64岁。玄宗得知消息后，很后悔，觉得自己对张说太苛刻了，就追赠他为“太师”，谥号“文贞”，还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
张说去世后，后人对他的评价很高——《旧唐书》说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新唐书》说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简单来说，就是“张说不仅文笔好，还为唐朝的制度建设、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燕许大手笔”（“许”是指另一位文学家许国公苏颋，两人都是唐朝着名的“大手笔”）更是成了后世文人的“标杆”——宋朝的欧阳修、苏轼，明朝的归有光，都曾模仿过张说的文风；甚至到了清朝，乾隆皇帝还让人把张说的文章编集成册，供大臣们学习。
而他改革的募兵制，虽然在唐朝后期因为“藩镇割据”出现了问题，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稳定国防”的作用，为“开元盛世”的到来提供了保障。可以说，没有张说的兵制改革，就没有后来唐朝的“万国来朝”；没有张说的文化建设，就没有“开元盛世”的“文化繁荣”。
张说的一生，是“文人从政”的典范——他凭一支笔走进中央，凭真本事当上宰相，凭一腔热血为国家做事；他虽然有过被贬的低谷，有过和姚崇的“互怼”，有过晚年的风波，但始终没忘记自己的初心：“对得起手里的笔，对得起朝廷的俸禄，对得起天下百姓。”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总结张说的一生，大概就是：“一个有才华、有风骨、有担当的职场人，虽然偶尔会犯点小错，但总体来说，是个‘好员工’，更是个‘好领导’。”
尾声：历史的回响：为什么我们还记得张说？
在唐朝的众多宰相里，张说可能不是最有名的（比如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但他却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既是“笔杆子”，又是“改革家”；既懂文化，又懂政治、经济、军事。他的一生，见证了唐朝从武周的混乱，到中宗、睿宗的动荡，再到玄宗的“开元盛世”，可以说是“唐朝中期的活历史”。
我们现在还记得张说，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燕许大手笔”，更因为他的“担当”——在武则天时期，他敢跟二张硬刚，不怕被贬；在中宗时期，他敢反对韦后和安乐公主，不怕得罪权贵；在玄宗时期，他敢改革兵制，不怕被大臣反对。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文人风骨”，什么是“官员担当”。
而且，张说的故事，对我们现在也有启发——在职场里，我们可能会遇到“政见不合”的同事（比如张说和姚崇），可能会遇到“小人陷害”（比如张说被太平公主贬谪），可能会遇到“犯错受罚”（比如张说的受贿风波），但只要我们像张说一样，保持初心、坚持原则、努力做事，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最后，用张说自己写的一句诗来结束这篇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虽然这句诗其实是李白写的，但用在张说身上，也很合适）——张说的一生，虽然有起有落，但他始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始终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这大概就是他能被历史记住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