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战争或许只为君主私欲，或权臣野心而起。”
“但究其根本，实则是为了争夺足以维系众生生存的土地资源。”
此时天幕之下，大秦群臣目睹墨家高举“非攻”之旗，宣称“侵人之国即为不义之战”，无不嗤笑摇头。
既言侵略为不义，难道要他们束手不动，放弃开疆拓土？
可若不去征讨四方，眼下这辽阔疆土又是从何而来？
遥想夏代、商朝，乃至周王室尚未东迁之时，华夏后裔所据之地约在一亿公顷（一百万平方公里）上下。
待至周室东迁，诸侯并起；秦扫六合，一统天下，实现真正的大一统之后，
虽尚无精确丈量，但估摸今日疆域已达两亿公顷（二百万平方公里），足足翻了一倍还多！
而这多出来的土地，可是四夷部族心甘情愿双手奉上的？
显然并非如此！
说得文雅些，是昔日中原诸国与边陲族群经“商议交涉”后，对方自愿割让。
说得直白些，便是中原列国不断向外拓展，步步推进至蛮夷领地。
继而无视其抵抗，挥军直入，吞并其地，化为己有。
最终，才成就今日华夏子孙脚下的广袤山河。
这种对周边异族小邦的征伐与兼并，能称之为不义之战吗？
或许那些被征服、被吞并的边陲部族有权如此控诉，但若身为诸夏后裔，便绝无立场说出这样的话。
除非此人已决意割裂血脉，不再认同自己作为诸夏一员的身份。
况且，回望历代中原诸侯与诸夏族群行事的作风，向来强势果决，又怎会容许那些被吞并的小邦发声申辩？
试看当年秦穆公广纳贤士，自西戎迎回由余，从宛地得百里奚，而后在谋臣由余辅佐之下，向西扩张十二国，拓土千里，终成西戎霸主！
那么，“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究竟意味着什么？
答案很明确：以武力吞并十二个边远部族，为秦国夺取广阔疆域，最终确立在西部的统治地位。
可叹的是，这十二个消亡于历史长河中的部族，在史册中仅留下“益国十二”四字轻描淡写的记录。
它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人口数量无从考证，信仰习俗未曾流传，聚居之地也早已湮没于黄沙荒野。
倘若连这四个字也被抹去，那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十二个部族，就将彻底从世间消失，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自秦穆公之后，再无人记得这片土地上曾生活着这样一群族人。
而一旦这些部族的存在痕迹完全被抹除，谁还能说秦国的千里疆域是通过侵略所得？
人们只会认为，那是秦国自然扩展的结果——原本就是一片旷野无人之境，如今纳入版图，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
何来“侵略”之说？更遑论所谓“不义”？
由此可见，过往中原列国与诸夏后裔对待外族的态度，本质上便是视其为“非我族类”，不予同等看待。
若墨家反倒将这些异族之人视为同胞，恐怕就得仔细思量：他们是否还愿把墨家当作同道中人。
毕竟，没人愿意接纳一个总是偏向外人的势力作为自己人，否则哪天被人从背后捅上一刀，也怪不得旁人。
所幸，天幕之上那位“相里季”对此有着清醒认知。
当他说出“蛮夷，非人也”这句话时，遍布天下的墨者无不悄然放下心头大石。
就连现实中的相里季本人，也不禁虚擦一把冷汗，暗自庆幸那影像中的“自己”并未因年少冲动而失言。
在这个时代，中原诸国对华夷之别的界限极为敏感。
而这一观念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春秋年间。
彼时西周末年，犬戎攻陷镐京，震动天下。
中原诸侯猛然惊觉：原来那些被视为野蛮的族群，并非不堪一击。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同样有能力颠覆华夏秩序！
这场浩劫之后，诸夏族群开始正视边疆威胁，纷纷就华夷关系表达立场：
管仲言：“戎狄如豺狼，贪欲难填；诸夏乃亲族，不可背弃。”
孔丘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外族不得图谋中原，夷人不得扰乱华夏盟约，武力不得侵犯盟友。
《左传》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同血统者，终究难以同心共志。
关于华夏后裔与边远族群之间的论争，历来被称为“华夷之辨”。
正是在这场持续不断的思辨中，华夏族群逐渐形成了几个根本性的认知。
其一：判断一个人或族群属于华夏还是四夷，关键在于是否践行华夏的礼乐文明——也就是周公所创立的那一整套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
凡主动接受并遵循这套礼制者，即便出身异族、生于荒远之地，亦可被视作华夏血脉的一员，视为同根同源的兄弟。
反之，若拒绝遵行此等礼义，则即便祖上出自中原、位列诸侯，也会被视为化外之民，不再承认其为华夏同类。
在春秋至秦这一历史阶段，区分“华”与“夷”的首要依据是文化修养，而非血统出身或地理归属。
举例而言，楚国早年自认蛮夷，但随着其礼乐渐兴、政教日备，中原诸国便与其结盟往来，不再以蛮视之；
而郑国本属华夏正统，一旦行事悖礼、背弃道义，反而会被讥为与夷狄无异。
到了先秦以后，“华夷之辨”的标准则逐渐演变为文化、血统、地域三者并重。
通常来说，在这三项标准之中：
若侧重以文化作为判别尺度，则表明华夏对自身文明充满自信，对外来影响具有强大的包容力与主导力。
正因为对自己礼乐制度的高度认同，才不会过分计较对方是否出身异族，也不拘泥于其所居之地是否曾为蛮荒。
只要你愿意奉行我们的伦理准则和行为方式，便可纳入同胞之列。
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强势地位，才能让四方族群心悦诚服地追随、效仿华夏的秩序与规范。
然而，一旦评判标准越来越依赖血缘亲疏和地理边界，则往往反映出华夏在面对外部族群时的信心不足。
此时，华夏不仅缺乏文化上的引领能力，甚至可能正处于外患频仍、疆土受侵的危局之中。
唯有当自身无法凭借文教感召他人时，才会退而求其次，转用更为刚性、直观的种族与疆域界限来维系身份认同。
其二：中原大地，乃是华夏子民世代栖居之所，绝不容外族染指。
无论各诸侯国之间平日如何兵戎相见、杀伐不断，哪怕彼此打得头破血流、仇恨深重，
一旦有外来势力妄图踏入中原腹地，所有诸侯必须放下私怨，携手抵御外侮。
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若有边境部族大举入侵，原本相互攻伐的中原诸国往往会暂时休战，
在当时最具实力的霸主带领下，联合出兵，共御强敌。
待外患解除之后，各国再重新开启彼此间的争霸之争。
其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华夏之人看待周边族群时，常怀有一种深切的戒备心理——总觉得他们居心叵测，时刻图谋侵害自己。
只要想到对方可能正在暗中策划不利于己的阴谋，便会萌生“先发制人，后发被动”的念头，抢先出击将其铲除。
以为只要将眼前的异族清除干净，便可高枕无忧，免遭背叛与侵袭。
于是社会上渐渐形成一种普遍倾向：不将边地族群视为平等之人，只想着如何剿灭、驱逐。
当然，围绕华夷之辨，尚有不少其他见解。
但总体而言，以上三点构成了先秦时代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从中不难看出，彼时的华夏群体对周边族群抱有何等程度的警惕与疏离。
正因如此，倘若天幕中的“相里季”公然站在所谓“蛮夷”一方发声，势必会激起华夏士人的强烈反感。
更何况，当他进一步指出所谓“不义之战”，实指华夏诸邦彼此攻伐、互相吞并之时，
在场诸多学派学者更是嗤之以鼻，不屑回应。
这一时期的战事，早已不能单凭“谁攻伐谁”来简单定性为正义或非正义。
试想当年周室强盛之际，礼乐制度由天子制定，征讨之权亦出自王廷。
……
凡有诸侯国在祭祀、朝觐时违背周礼规制，便会遭到周天子联合其他诸侯以“悖逆王命”之名兴兵问罪。
此时，我们能说周天子与那些奉命出征的诸侯，对违礼者的征伐是不义之举吗？
当然不能！
因为在那个时代，周礼便是天下共遵的道义准绳，周天子所代表的正是正统与公理。
违礼者，才是背离大义的一方。
因此，战争是否正义，只看其是否合乎周礼——
合于礼者，即为义战；
悖于礼者，便是不义之战。
可等到周王室日渐衰微，乃至纲纪崩解，列国纷纷崛起自立之时，情形便完全不同了。
各诸侯国皆可为其扩张之举，寻得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刀兵之举显得名正言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