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天刚蒙蒙亮，局里食堂的烟囱就冒了青烟。李振邦走进食堂时，大师傅正用铁铲翻动锅里的稀粥，粥水泛着白泡，米沉在锅底，能清晰看到碗底的花纹。他拿了两个实心馒头，是昨天剩下的，表皮有点硬，又盛了一碗稀粥，就着碟子里的酱萝卜干——萝卜干切得细，咸度刚好，是食堂老张的手艺。
“李科长，今早又去外头查案？”老张擦着手问，手里还拿着块抹布。
“去杨树浦那边。”李振邦咬了口馒头，馒头渣掉在桌上，他伸手抹进嘴里，“中午可能不回来吃了。”
“那我给你装两个馒头带上。”老张说着，从竹筐里拿了两个热馒头，用油纸包好，递过来。
李振邦接过，塞进中山装内袋，油纸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暖了暖肚子。他喝光稀粥，擦了擦嘴，往办公楼走——老吴和小孙已经在门口等了，两人都穿了便装，老吴是灰布中山装，小孙是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上海市工厂安全生产检查细则》和空白检查记录表，还有相机和卷尺——这是“安全生产检查小组”的全套装备。
“都备齐了？”李振邦问，指了指小孙的包。
“齐了，李科。”小孙打开包，翻了翻，“检查细则、登记表、相机、卷尺，还有手电筒，以防去仓库查。”
老吴补充道：“我还跟局里要了第三印刷厂的基本资料，厂长叫周德贵，五十七岁，山东人，抗战时参加过游击队，解放后调来当厂长。厂里有四个车间，主要承印政府文件和教科书，夜班工人一共十二个，都是去年下半年招的。”
李振邦点点头，三人坐上局里的吉普，往杨树浦去。车开得慢，早高峰的街上人多，自行车、三轮车挤在一块，还有拉货的板车，车夫喊着“让让”，声音洪亮。李振邦看着窗外，脑子里过着检查流程——先见周德贵，看安全生产台账，再去车间查设备，重点盯夜班工人的工装和步态，最后去废料处理车间核对记录。
四十多分钟后，车到了第三印刷厂。厂子在杨树浦工业区，周围都是纺织厂和机械厂，烟囱林立。印刷厂是栋红砖楼，四层，窗户又高又窄，窗框是铁的，锈迹斑斑。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上海市第三印刷厂”，下面还有行小字“国营”。两个穿蓝色工装的工人在扫地，扫帚是竹编的，扫得地面扬起细灰，空气中飘着油墨和纸张的混合味，有点刺鼻。
三人下车，走到门卫室。门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杨，穿褪色的蓝色制服，戴着顶旧帽子，正趴在桌上看报纸。
“您好，我们是市安全生产检查小组的，这是证件。”李振邦递过介绍信和工作证，介绍信上盖着“上海市工业局安全生产办公室”的红章，是提前开好的。
老杨接过，眯着眼看了半天，又把证件递给旁边的年轻门卫，两人嘀咕了几句，才打电话给厂长办公室。没过多久，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快步走出来，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整齐，手里攥着个笔记本——正是厂长周德贵。
“欢迎欢迎，领导辛苦！”周德贵快步上前，伸手要握，手掌粗糙，带着老茧，“我是厂长周德贵，早就接到通知，说今天有检查，都准备着呢。”
“不用特意准备，我们随便看看，按流程来。”李振邦握了握他的手，“先去你办公室看台账，然后去车间。”
周德贵的办公室在一楼，不大，摆着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和一个文件柜。桌上堆着几本台账，最上面的是《设备维护记录》。李振邦拿起翻开，里面用钢笔写着每天的维护情况，字迹工整，3月10日那页写着“罗兰202型印刷机1号机，更换滚筒轴承，操作员：赵卫国”，4月2日写着“罗兰202型印刷机2号机，校准油墨刮刀，操作员：孙建军”。
“夜班的设备维护是谁负责？”李振邦问，手指停在“赵卫国”的名字上。
“主要是赵卫国，他技术好，去年十月调来的，以前在私营印刷厂干过，懂罗兰机。”周德贵站在旁边，有点紧张，手不自觉地搓着笔记本，“夜班工人都是他带的，有什么技术问题都找他。”
“夜班考勤表给我看看。”
周德贵从文件柜里拿出考勤表，翻开——夜班是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每天两人值班，赵卫国几乎每天都在，只有3月15日和4月2日调了白班。李振邦记下这两个日期，和之前钱仁安来访的时间对上了。
“走吧，去车间。”李振邦合上台账，起身。
车间在二楼，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机器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有点抖。推开门，一股浓重的油墨味扑面而来，比门口的更浓。车间里摆着四台印刷机，都是罗兰202型，深灰色机身，上面沾着点黑色油墨。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围着机器忙碌，纸张在滚筒间穿梭，“哗啦啦”响。
李振邦放慢脚步，目光扫过工人们的工装——新款工装是深蓝色，棉质，左胸印着“上海三印”的白色厂徽，扣子是黑色金属的，直径2厘米，边缘光滑；只有两个老师傅穿的是老款灰色工装，塑料扣子，直径2.5厘米，边缘有斜纹，其中一个老师傅的工装左胸第二颗扣子掉了，用线缝了个布扣代替。
“周厂长，老款工装怎么还在穿？”李振邦问，指了指那两个老师傅。
“他们舍不得扔，说老工装穿着舒服。”周德贵解释，“去年十二月开始换新款，老工装都让交上来统一处理，这两位师傅说家里困难，想留着当便服，我就同意了。”
李振邦没说话，走到赵卫国负责的1号印刷机旁。赵卫国正弯腰调试滚筒，穿的是新款蓝色工装，扣子都扣得整齐，头发有点长，遮住了额头。他调试的动作很熟练，左手扶着滚筒，右手转动调节旋钮，手指修长，虎口处有块老茧——是长期握刻刀留下的，和刘明德手上的很像。
“赵师傅，这机器用着还行？”李振邦凑过去，声音提高，盖过机器的轰鸣。
赵卫国抬起头，眼神有点警惕，点了点头：“还行，就是有时候油墨会漏。”
“漏墨的问题报上去了吗？维护记录里没写。”李振邦翻了翻手里的设备维护记录。
赵卫国愣了一下，说：“小问题，我自己能修，就没报。”
李振邦“哦”了一声，目光落在他的右腿上——赵卫国站着的时候，右腿稍微有点弯曲，重心放在左腿上，走路时右腿落地比左腿轻，像是有旧伤。他不动声色地记下，又走到其他机器旁，问了几个工人设备的情况，重点看了他们的工装扣子，都是黑色金属的，没有灰色塑料扣。
从车间出来，三人去了废料处理车间。车间在一楼角落，不大，堆着成捆的废纸边和废弃印刷品，用麻绳捆着，上面贴着标签，写着日期和重量。两个工人正在打包，用铁钳把麻绳勒紧，“咯吱”响。
“废料怎么处理？”老吴问，拿起一张标签看，上面写着“4月10日，废纸边，150公斤”。
“每天下午五点，运输队来拉，运到造纸厂回炉。”负责废料处理的车间主任姓刘，是个矮胖的中年人，递过来一本《废料出库登记台账》，“每车都有记录，运输队签字，我们这边也签字，一式两份。”
老吴接过台账，翻开仔细看，李振邦和小孙也凑过去——台账上记录得很详细，日期、重量、运输队司机姓名、签字，一目了然。但翻到3月和4月的记录，老吴发现了问题：3月10日，登记出库200公斤，运输队签字是王队长，但造纸厂的入库记录只有150公斤，差了50公斤；3月25日，出库230公斤，入库只有150公斤，差了80公斤；4月5日，出库180公斤，入库只有120公斤，差了60公斤。
“刘主任，这三次怎么差这么多？”老吴指着台账上的红圈，“造纸厂的入库记录我们查了，和你们的出库对不上。”
刘主任的脸色变了，搓着手：“这...可能是运输路上掉了？王队长跟我说过，有时候路不好走，麻绳松了，会掉几包。”
“掉了为什么不报备？也没有损耗记录。”李振邦追问，眼神锐利。
“这...我以为是小问题，王队长说他会处理，我就没报备。”刘主任的声音变小了，不敢看李振邦的眼睛。
李振邦没再追问，走到废料堆旁，假装看废纸边，手指在里面翻了翻——大多是普通的书写纸，印着政府文件的边角，突然摸到一张沾着油污的纸片，比其他纸厚，质地挺括。他趁人不注意，把纸片塞进兜里，又继续翻了翻，没再发现异常。
中午，三人在厂食堂吃饭。食堂在一楼，用木板隔成的，摆着几张长桌，工人们拿着铝制饭盒排队打饭。今天的主菜是白菜炖粉条，飘着几点油花，每人一勺，主食是馒头或米饭，限量供应。李振邦要了两个馒头，一碗白菜炖粉条，和老吴、小孙坐在角落。
“那纸片得让老陈化验。”李振邦压低声音，从兜里掏出纸片，用油纸包好，递给小孙，“上面有半个徽记，看着和之前的像，你下午回局里，让老陈重点查纸张和油墨成分。”
“好。”小孙接过，塞进内袋。
老吴咬了口馒头，说：“夜班工人我都记下来了，除了赵卫国，还有孙建军、李大海、张红梅，都是去年十月调来的，孙建军和李大海以前在纺织厂干过，张红梅是学徒，只有赵卫国是印刷出身。”
“赵卫国的步态有问题，右腿旧伤，和旧车间的脚印对得上。”李振邦喝了口菜汤，汤有点咸，“下午去门卫室查来访登记簿，重点看三月和四月的，特别是钱仁安来访那两天。”
饭后，周德贵要留他们休息，李振邦推辞了，说要去门卫室查安全记录。门卫室里，老杨正趴在桌上打盹，被叫醒后，有点迷糊，指着墙角的柜子：“来访登记簿在里面，从去年到现在的都有。”
柜子里堆着几本线装的登记簿，纸张泛黄，封面写着“来访登记 1952”。李振邦拿出三月和四月的，翻开——里面用毛笔写着来访人员的姓名、单位、事由、时间，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翻到3月15日，一行字映入眼帘：“来访者：钱仁安，单位：沪江文化用品商店，事由：洽谈业务，时间：14:15-14:40，接待人：周德贵”；4月2日：“来访者：钱仁安，单位：沪江文化用品商店，事由：洽谈业务，时间：10:00-10:20，接待人：周德贵”。
“老杨，3月15日下午，钱仁安来的时候，你一直看着他吗？”李振邦问，手指停在“14:15-14:40”的时间上。
老杨想了想，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水：“那天下午我当班，钱同志是走路来的，穿灰色长衫，戴顶帽子。他先跟周厂长在门口说了几句，大概十分钟，然后说要上厕所，往东边的小路走了——那边有个公共厕所，离旧车间近。他去了大概十五分钟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牛皮纸包，不大，揣在怀里，然后就走了。”
“东边小路通哪里？旧车间是干什么的？”
“小路通旧车间和仓库，旧车间是以前的制版车间，去年设备搬走后就空了，里面堆着些废弃的机器零件。仓库放的是纸张和油墨，有锁。”老杨说，“我当时在整理报纸，没跟过去，就听见旧车间那边有‘叮当’的声音，像是金属碰金属，没在意。”
李振邦让老杨带路，去东边小路。小路是土路，坑坑洼洼，两边长着杂草，走了大概五十米，就到了旧车间。车间是红砖砌的，门是铁皮的，锈迹斑斑，上面挂着把大锁，锁芯里都是灰尘，像是很久没开过了。窗户用木板钉着，木板之间有缝隙，能看到里面堆着的旧机器。
“最近有人来过这里吗？”李振邦问，蹲下来看地面——土路上有凌乱的脚印，有的清晰，有的模糊。
“没见过，除了打扫卫生的，没人来。”老杨说。
李振邦用手电筒照向地面，仔细看那些脚印——其中一组脚印很清晰，长度约25厘米，鞋码大概42码，鞋底是解放鞋的纹路，右脚印的后跟压力面只有左脚印的三分之二，边缘有拖痕，说明走路时右腿用力小，有旧伤，和赵卫国的步态一致。他让小孙用相机拍下脚印，又用石膏粉拓印了一个，装在物证袋里。
从旧车间出来，三人回到办公楼，周德贵正在办公室等他们。
“周厂长，3月15日和4月2日，钱仁安来洽谈业务，具体谈的是什么？”李振邦问，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
周德贵擦了擦汗，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他说想让我们印一批文化用品，比如笔记本封面，我跟他说我们厂只承印政府订单，不接私活，就婉拒了。他没多说，坐了会儿就走了。”
“他去旧车间那边，你知道吗？”
周德贵愣了一下，摇头：“不知道啊，他说去厕所，我以为他去了办公楼的厕所，没想到去了旧车间那边。”
李振邦盯着他的眼睛，看他不像撒谎，就没再追问：“今天先查到这里，台账我们借走，明天送回来。有问题我们再联系你。”
离开印刷厂，李振邦让小孙回局里，把纸片和脚印拓片交给老陈化验，他和老吴去运输队——运输队叫“上海市第三运输队”，离印刷厂不远，在杨树浦路350号，有个大院子，停着十几辆卡车，大多是解放牌，只有两辆是万国牌。
找到队长王师傅，五十多岁，皮肤黝黑，穿蓝色工装，正给卡车换轮胎。“王队长，我们是公安局的，想了解一下你给第三印刷厂运废料的情况。”李振邦递过工作证。
王师傅的动作停了，有点紧张：“警察同志，怎么了？我都是按规矩运的啊。”
“3月10日、3月25日、4月5日，这三次运废料，为什么造纸厂的入库量比印刷厂的出库量少？”老吴拿出运输记录，放在他面前。
王师傅的脸白了，搓着手，半天没说话。李振邦耐心等了几分钟，他才开口：“是...是赵卫国让我这么做的。他说每次多装几十公斤废料，运到杨树浦的一个旧仓库，不要记在台账上，每次给我五十块钱。”
“旧仓库在哪里？具体地址。”
“在杨树浦路180号，以前是纺织厂的仓库，现在空着。”王师傅说，“我每次把废料卸在仓库门口，就走了，没见过其他人。赵卫国说会有人来取。”
“赵卫国怎么跟你联系的？什么时候让你开始这么做的？”
“去年十二月，他找到我，说有批‘货’要帮忙运，给的钱不少，我就答应了。他一般在夜班下班后跟我联系，要么在印刷厂门口，要么打电话到运输队办公室。”王师傅的声音发抖，“警察同志，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贪钱...”
李振邦没再追问，让他写了份证词，签上字，然后和老吴离开运输队，去了杨树浦路180号的旧仓库。仓库是红砖砌的，比印刷厂的旧车间大，门是木制的，没锁，虚掩着。推开门，里面堆着些废弃的布料和木箱，地上有几堆废纸边，和印刷厂的废料一样，上面沾着油墨。
“看来赵卫国把这里当中转站了。”老吴蹲下来，翻了翻废纸边，“这些纸边里说不定有凭证的碎片。”
两人在仓库里搜查了半个多小时，找到几张沾着油墨的纸片，上面有模糊的麦穗图案，和之前烧焦的纸片一致。李振邦把纸片收好，和老吴商量：“先不抓赵卫国，放长线钓大鱼，看谁来取这些‘货’。”
回到局里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小孙汇报，老陈的化验结果出来了：从印刷厂废料堆找到的纸片，是80克胶版纸，和宝山路仓库的一致，油墨成分含荧光增白剂，与烧焦纸片和刘明德指甲缝里的油墨完全相同；脚印拓片的尺寸和纹路，与赵卫国的解放鞋一致，右脚印的压力分布也符合他的步态。
“赵卫国就是赵永明，错不了。”李振邦坐在办公室里，翻着赵卫国的档案——档案是伪造的，写着“赵卫国，35岁，上海人，1948年在私营‘永兴印刷厂’当技术员”，但查不到“永兴印刷厂”的记录，显然是假的。
第二天，四月十二日，李振邦和老吴、小孙又去了印刷厂，这次以“员工体检”为名，让所有夜班工人去医务室检查。医务室在一楼，摆着两张病床，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准备血压计。
工人们排队体检，李振邦站在门口，仔细观察每个人的步态——孙建军、李大海、张红梅走路都正常，只有赵卫国，右腿落地轻，膝盖有点弯，和旧车间的脚印步态一致。
轮到赵卫国体检时，医生让他伸胳膊量血压，李振邦凑过去：“赵师傅，你右腿的旧伤是怎么弄的？”
赵卫国的身体僵了一下，说：“小时候爬树摔的，老毛病了。”
“摔的？我看像是枪伤。”李振邦盯着他的右腿，“抗战时当过兵？”
赵卫国的脸色变了，没说话，血压计的读数也高了。医生说：“血压有点高，注意休息。”
赵卫国没停留，体检完就走了。李振邦对老吴使了个眼色，老吴悄悄跟了上去——他们要搜查赵卫国的住处。
赵卫国住在闸北区的一个大杂院，在唐山路附近，院子里挤着七八户人家，晾晒的衣服挂满了绳子。他的住处是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在院子最里面，门是木制的，挂着把铜锁。
老吴联系了居委会，拿到备用钥匙，打开门——屋里很简陋，摆着一张木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木箱，地面扫得干净，床上铺着蓝布床单，叠着灰色被子。老吴和小孙开始搜查，书桌抽屉里放着几本印刷技术的书，有中文的，也有德文的，其中一本《凹版印刷工艺》的扉页上，写着“赵永明 1947”，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工整。
“找到了！”小孙喊了一声，从床底的木箱里拿出两套灰色旧工装，都是塑料扣子，其中一套的左胸第二颗扣子掉了，留下一个线洞，旁边还放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几枚灰色塑料扣，和李振邦之前找到的那枚尺寸、纹路完全一致。
木箱里还有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一本小笔记本，上面记着数字和符号：“3.15 50”“3.25 80”“4.5 60”，对应着三次多运的废料重量；还有几张纸条，写着“周三晚8点 送报”“周五早6点 取报”，应该是和谭工的联络暗号。
“证据确凿了。”老吴把工装和笔记本收好，“就等李副科长下令抓他了。”
下午，李振邦接到老吴的汇报，决定晚上行动——赵卫国夜班下班后，在印刷厂门口抓捕，避免在车间里影响其他工人。
晚上八点，印刷厂的夜班工人陆续下班，赵卫国走在最后，手里拎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工装。他刚走出厂门，埋伏在旁边的干警就冲了上去，按住他的胳膊。
“你们干什么？”赵卫国挣扎着，脸色铁青。
“赵永明，别装了，我们是公安局的。”李振邦走过去，拿出手铐，“你涉嫌伪造国家凭证、包庇杀人，跟我们走一趟。”
赵卫国的身体软了，不再挣扎，被干警押上了吉普。
审讯室在局里的地下室，墙壁是灰色的，摆着一张木桌和两把椅子。赵卫国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双手放在桌上，手腕戴着手铐。李振邦坐在他对面，拿出证据——灰色工装、塑料扣子、德文手册、笔记本、脚印拓片，一一摆在桌上。
“赵永明，这些东西你认识吧？”李振邦的声音很平静。
赵卫国抬起头，看了看桌上的证据，叹了口气：“认识。”
“你为什么要隐姓埋名，用赵卫国的身份进第三印刷厂？”
“为了活命。”赵卫国的声音沙哑，“解放后，我知道中央印制厂的人都被调查了，我以前给国民党印过钞票，怕被抓，就伪造了身份，进了第三印刷厂。”
“谭工是谁？你们怎么联系的？”
“我只知道他叫谭工，广东口音，戴眼镜，穿灰色中山装。”赵卫国说，“他去年十一月找到我，说给我钱，让我在印刷厂帮忙印点‘东西’，就是那些仿制的苏联凭证。我们每周三晚上在杨树浦的旧仓库见面，他给我图纸和油墨，我在夜班时试印，然后把印好的样品和废料一起运到旧仓库，他会派人来取。”
“刘明德是你杀的吗？”李振邦问，盯着他的眼睛。
赵卫国猛地抬头，摇头：“不是！我和刘明德是师兄弟，民国三十五年在中央印制厂一起学的制版，我怎么会杀他？”
“那你知道谁杀了他吗？他为什么会死？”
“我不知道他死了...”赵卫国的声音发抖，“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四月七日，在旧仓库，他说谭工让他加快制版速度，他有点担心，说那些凭证不对劲，像是要用来骗苏联人的物资。我让他小心点，别多问，没想到他...他竟然死了。”
“你们印的凭证有多少？运到哪里去了？”
“我一共印了五百多张样品，都交给谭工了，他说会有人运到香港。”赵卫国说，“正式的凭证不是在印刷厂印的，是在宝山路的仓库，刘明德负责制版，我帮忙调试机器，印了大概两千多张，都被谭工运走了，具体运到哪里我不清楚。”
“谭工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还有哪些同伙？”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的同伙。”赵卫国摇头，“他很小心，每次见面都戴口罩，说话只说任务，不问其他的，给我的钱都是现金，没有银行转账。”
审讯持续到凌晨一点，赵卫国交代了很多细节，但关于谭工的真实身份和下落，还是没线索。李振邦让干警把他押回看守所，自己则留在办公室，整理审讯记录。
老陈敲门进来，手里拿着新的化验报告：“振邦，从赵卫国住处找到的纸片，上面的油墨有特殊成分，和香港利丰商行进口的油墨一致，而且纸片上的徽记，是用罗兰印刷机印的，参数和第三印刷厂的1号机完全相同。”
“看来正式的凭证也是用罗兰机印的，宝山路仓库里的那四台就是。”李振邦说，“谭工现在肯定还在上海，他要处理那些凭证，不会轻易离开。”
凌晨两点，李振邦才回家。弄堂里静悄悄的，只有路灯亮着，投下长长的影子。他推开门，岳母还在厨房等他，锅里温着银耳汤，飘着甜香。
“淑娴睡了吗？”李振邦问，脱下中山装，挂在衣架上。
“睡了，今天孩子动得厉害，她折腾到十一点才睡。”岳母端来银耳汤，“快喝点，补补身子，看你眼睛都红了。”
李振邦坐在桌边，喝着银耳汤，甜而不腻，暖到胃里。他想起赵永明——一个有技术的人，为了钱和活命，走上了歪路，可惜了。
喝完汤，他轻手轻脚走进卧室，林淑娴侧躺着，眉头微皱，像是没睡熟。他坐在床边，轻轻抚摸她的肚子，感觉到里面的小生命动了一下，心里一阵温暖。
回到书房，李振邦打开台灯，写下今天的审讯记录，然后在笔记本上列出新的疑问：
1. 谭工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是否与香港利丰商行有关？
2. 两千多张伪造凭证的下落？是否已经流入市场或运往香港？
3. 刘明德的死是否与发现凭证的真实用途有关？凶手是谭工还是其他人？
4. 赵永明提到的“运到香港”，具体是通过什么渠道？
窗外的天快亮了，东方泛起鱼肚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