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中的死寂并未持续太久。寒风卷着雪沫，试图掩盖满地的狼藉和刺鼻的血腥，但那浓烈的死亡气息却如同实质，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幸存者的心头。王大力依旧跪在雪地里，肩膀耸动，对着那名年轻的抗联战士尸体，发出压抑不住的、像受伤野狼般的呜咽。老周瘫坐在一旁，眼神空洞，仿佛魂儿已经跟着那些消逝的生命一起飘走了。
宋梅生缓缓放下敬礼的手，指尖冰凉。他走到王大力身边，用力拍了拍他结实的后背，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大力，站起来！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王大力猛地抬起头，一张粗犷的脸上涕泪交加，混合着硝烟和雪水，显得异常狼狈：“副局长！他们……他们都是为了救俺们才……”
“我知道！”宋梅生打断他，眼神锐利如刀，扫过现场，“所以我们就更得活下去！把眼泪擦干！检查还有没有活口，收集能用的武器弹药，特别是鬼子的！动作要快，刚才枪声这么响，说不定还会有别的鬼子过来！”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沉浸在悲痛中的王大力。是啊，还在敌占区，危险远未解除。王大力用袖子狠狠抹了把脸，红着眼睛站起来：“俺明白！”
两人开始迅速打扫战场。情况比想象的更糟，抗联小队十二人，无一生还。日军也留下了九具尸体。宋梅生强忍着胃部的不适，在一名日军曹长尸体旁，找到了一架完好的望远镜和一个还有半壶水的行军水壶。王大力则像一头搜寻猎物的熊，麻利地卸下日军尸体上的弹药盒、手榴弹，甚至扒下了两件相对厚实的棉大衣。
“副局长，这歪把子只是卡壳了，俺能修好！”王大力兴奋地拖过那挺日军轻机枪，如获至宝。老周也勉强振作起来，帮忙收集散落的步枪子弹。
“只拿轻便必要的！我们得立刻转移！”宋梅生下令。他将自己的南部手枪子弹补满，又将一把日军军官的武士刀（战利品）别在腰后。三人匆匆用积雪草草掩盖了抗联战士的遗体（他们不敢立碑，那会暴露位置），便带着沉重的心情和缴获的物资，再次钻进密林，向着绥化方向继续亡命跋涉。
接下来的两天两夜，如同在地狱边缘行走。白天依靠指南针和地图（已被雪水浸得模糊）辨认方向，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挪动；晚上则寻找岩缝或背风处，三人挤在一起，靠那两件缴获的日军大衣和彼此的体温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干粮很快吃完，只能靠融雪充饥，偶尔王大力用日军刺刀设下的简陋陷阱能抓到一只雪兔或山鸡，便是无上的美味。
老周的身体越来越差，开始咳嗽发烧，显然是受了风寒。王大力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开路和警戒任务，这个憨直的汉子用沉默和行动表达着他的忠诚。宋梅生则时刻警惕着可能出现的追兵或巡逻队，内心的负罪感和对情报是否成功送达的焦虑，像两条毒蛇，日夜不停地啃噬着他的神经。
第三天下午，就在三人几乎到了极限，弹尽粮绝之际，他们终于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山林边缘，远远看到了通往绥化方向的公路，以及公路旁一个孤零零的伪满军检查哨卡。
“副……副局长……俺们……俺们出来了！”王大力嗓音干涩，激动地指着前方。
宋梅生心中却是一紧。出来了，也意味着要再次面对“伪满警察局副局长”这个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麻烦和盘问。
他迅速整理了一下早已破烂不堪、沾满血污泥泞的制服，勉强维持住一点体面，对王大力和老周叮嘱道：“记住，我们是遭遇了大股抗联武装的伏击，车辆被毁，经过苦战才突围出来！其他的，一概不知，尤其不能提电台和后来的战斗，明白吗？”
“明白！”王大力重重顿首。老周也虚弱地点了点头。
三人互相搀扶着，走向那个哨卡。哨卡里的几个伪满士兵看到三个衣衫褴褛、如同野人般的身影靠近，立刻紧张地举起了枪。
“干什么的？站住！”
宋梅生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用尽最后的力气，摆出副局长的威严，尽管这威严此刻看起来颇为滑稽：“我是哈尔滨警察局副局长宋梅生！快叫你们长官出来！”
士兵们将信将疑，但看宋梅生虽然狼狈，气度却不凡，尤其是王大力手里那挺显眼的歪把子机枪，更增添了说服力。一个班长模样的人赶紧跑进去报告。
不一会儿，一个穿着伪满军军官服、满脸惊疑的连长跑了出来，看到宋梅生的样子，吓了一跳：“您……您真是宋副局长？”
“怎么？认不出来了？”宋梅生冷笑一声，掏出那本被血渍和汗水浸得发皱的证件，“我们奉命视察途中，在肇东以北遭遇数百抗联主力伏击！随行人员全部殉国，车辆被毁，我们三人浴血奋战，才侥幸突围！快！给我们准备热水、食物和医生！立刻向绥化警察署和哈尔滨方面报告！”
那连长验过证件，又看到宋梅生三人一身惨状和缴获的日军武器（这做不了假），尤其是那挺歪把子，立刻信了八九分，不敢怠慢，连忙将三人迎进哨所，好生安置。
热水、热饭、干净的绷带……这些平常之物，此刻如同天堂的恩赐。老周被立刻送去就医，宋梅生和王大力则强打精神，接受了当地伪满军官和随后赶来的绥化警察署长的“慰问”和初步询问。宋梅生将编造的经历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沉痛中带着“悲愤”，细节丰富，逻辑“严谨”，听得那些官员唏嘘不已，纷纷赞扬宋副局长忠勇可嘉。
消息很快传回哈尔滨。警察局长亲自打来电话，语气激动地表示“宋副局长无恙，实乃皇天庇佑，满洲国之幸！”就连日本特务机关长鸠山彦也派人传达了“关切”之意。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当宋梅生三人被接回哈尔滨“休养”时，一份来自关东军某部的“嘉奖令”也送到了警察局。嘉奖令中称，据可靠情报，宋梅生副局长一行在遭遇抗联伏击后，英勇作战，不仅成功突围，更“击溃”了一股试图接应的抗联精锐小分队（指中村小队和抗联的遭遇战），缴获颇丰，有力打击了抗联的嚣张气焰，特予通令嘉奖！
警察局内一片欢腾，同僚们纷纷前来道贺，说着“宋副局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真是给咱们警察局长脸了”之类的恭维话。日本顾问也拍着宋梅生的肩膀，称赞他是“日满亲善的楷模，忠诚勇敢的勇士”。
表彰大会上，宋梅生穿着新换的笔挺副局长制服，胸前甚至被戴上了一朵可笑的大红花，站在台上，听着上司用夸张的语气宣读嘉奖令，台下是雷鸣般的掌声和无数羡慕、敬佩的目光。
王大力站在台下人群里，与有荣焉，挺着胸膛，只觉得跟着这样的长官，脸上倍儿有光。只有宋梅生自己知道，此刻他脸上勉强维持的笑容有多么僵硬，内心有多么翻江倒海。
英雄？他听着嘉奖令里对自己“英勇战绩”的描述，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良心上。那些为了掩护他们而全军覆没的抗联战士，那些倒在雪地里的年轻面孔，此刻仿佛就站在台下，用空洞的眼神注视着他这个享受着他们鲜血换来的“荣誉”的刽子手。
罪人？在周围所有人眼中，他却是击溃“抗联”的英雄，是深受皇军信任的干将，是步步高升的官场新贵。这种极致的反差和荒谬感，让他几欲作呕。
“我这算不算是……吃了烈士的人血馒头，还得上台发表获奖感言？”一个冰冷而自嘲的现代梗在他脑海中闪过，让他几乎要控制不住脸上的肌肉。
表彰仪式终于结束，人群散去。宋梅生独自一人回到那间冰冷空旷的副局长办公室，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喧嚣。他颓然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哈尔滨灰蒙蒙的天空，那份华丽的嘉奖状被他揉成一团，紧紧攥在手心，直到指节发白。
英雄的桂冠，由烈士的骸骨堆砌；表面的风光，掩盖着蚀骨的负罪。这条潜伏之路，每一步都踏在荆棘和良知的刀尖之上。他知道，从这一刻起，有些东西，在他心底已经彻底改变了。那份沉重，将伴随他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