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资助的贫困生骂我父亲死得活该时，我当众播放了他跪求资助的录音。 母亲被无业游民砸死在高速上那天，我正在为她熬治胃病的中药。 多年后饭店来了位眼熟女客，递给我一沓发黄作业本。 每页背面都写满“对不起”，和一份份汇款凭证—— “你父亲买的种子，迟了二十年才在我们心里发芽。”
王氏饭店的空调总是开得很足，冷气沉甸甸地压下来，像块无形的冰，覆在人的皮肤上。王景明站在柜台后，慢条斯理地用一块软布擦拭一只釉色温润的瓷杯。下午三点，店里空无一人，只有日光透过大幅玻璃窗，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寂静的光斑。
门上的铜铃哑涩地响了一下。
一个女人走进来，带着一身外面的燥热。她约莫四十上下，穿着素净的灰色裙装，身形瘦削，脸上带着一种被生活长期磋磨后的疲惫与平静。她没看菜单，也没找座位，目光在空荡的店里逡巡了一圈，最后落在王景明身上，脚步有些迟疑地走近。
“老板，”她的声音干涩，带着点不确定，“请问…您是王海生先生的家人吗？”
王景明擦杯子的手顿住了。冰凉的瓷壁贴上指腹，激起一阵细微的战栗。王海生。这个名字有多少年没被外人提起过了？久得像上辈子的事。他抬起眼，仔细地打量眼前的女人。面容陌生，但那双眼，深处藏着一点惶然和极重的愧怍，隐隐有些熟悉，却又抓不住确切的线索。
“我是他儿子。”王景明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出奇，像在说一个与己无关的人。
女人的肩膀微微塌下去一点，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被更沉重的东西压垮了。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我叫赵秀芹。”她报出一个名字，眼神带着探寻，似乎期待能从王景明脸上找到一丝回应。但王景明只是沉默地看着她。赵秀芹…他飞快地在记忆里搜索，模糊的碎片掠过，却拼凑不出清晰的形象。父亲资助过的人太多，像撒出去的把把谷粒，他那时年纪小，记不住所有飞来又飞走的麻雀。
赵秀芹眼底的光黯了一下，她低下头，颤抖着手打开帆布包的搭扣。里面没有别的，只有一摞用旧牛皮筋捆着的作业本，纸张完全发黄发脆，边角卷损得厉害，散发着一股陈年的纸张和霉尘混合的气味。
她双手捧着那沓本子，像捧着一件极易碎裂的珍宝，又像捧着一块灼热的炭，近乎虔诚地、又带着巨大不安地，将它递过柜台。
“这个…给您。”她的声音更低了，含着哽咽，“对不起，现在才…才拿来…”
王景明没有立刻去接。他的目光落在那摞本子上，父亲的形象却猛地撞进脑海——不是后来病床上那个形销骨立、被疼痛折磨得双目浑浊的男人，而是更早时候，穿着半旧衬衫，伏在昏黄灯下，一封封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求助信，然后认真在本子上记下名字和金额的父亲。那笔记本的纸张，也是这样的黄。
他终是伸出了手。作业本落入掌心，沉得超乎想象。那牛皮筋几乎要断裂，脆弱的纸张隔着岁月，硌着他的皮肤。
赵秀芹像是完成了某种使命，身体又晃了一下，手飞快地缩回身后，头埋得更低。“您…您看看。”她喃喃道，然后便不再说话，只是僵硬地站着，等待着审判。
王景明走到窗边光线最亮的那张桌子旁，坐下。解开发出细响的牛皮筋，最上面是一本封皮印着红色牡丹花的田字格本，上面用铅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名字：赵秀芹。字迹稚嫩，旁边还用圆珠笔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他翻开。
第一页是拼音，第二页是生字。一撇一捺，写得认真又吃力。他快速翻过，那些稚嫩的笔迹逐渐变得工整、流畅。这只是一个普通女孩最普通的作业。父亲当年看过的，就是这样的本子吗？透过它们，想象着一个个陌生孩子的人生？
直到本子快要翻完，在最后一页的背面，几行截然不同的、仓促又用力几乎划破纸背的字，猛地攫住了他的目光——
“王海生叔叔，对不起！！！”
三个巨大的感叹号，像三根钉子，狠狠砸进眼里。
王景明的手指僵住了。一股寒意毫无预兆地从脊椎窜起。
他猛地丢开这本，拿起下面一本。封皮是蓝色的，名字叫李建军。同样是作业，一页一页，规规矩矩。他直接翻到最后。背面同样有字，同样墨迹深重，写的是：“我不是人！我对不起您！我该死！”
第三本，一个叫孙丽萍的女孩，作业本背面密密麻麻，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写满了整整一页，那字迹到最后几乎癫狂，仿佛写字的人已经崩溃。
第四本，第五本…整整一摞，十几个作业本，每一本的最后一页或封底背面，都写满了“对不起”。有的长篇累牍诉说悔恨，有的只有泣血般的三个字，有的字迹工整像是下了极大决心，有的潦草模糊像是被泪水泡过。每一句“对不起”，都像一声沉闷的鼓响，敲在王景明沉寂多年的心湖上，震起滔天巨浪。
在这些道歉之间，夹杂着一些别的东西。
是一张张小心粘贴上去的汇款凭证回单。
金额不等，五十，一百，三百…收款人都是“王景明”，汇款人姓名栏，是那些作业本上的名字：赵秀芹、李建军、孙丽萍…汇款日期，从他母亲去世后那个月开始，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一直持续到近期。最早的那些票据，已经黄得几乎透明，上面的蓝墨水字迹也已晕开模糊。
他的呼吸停滞了。血液轰鸣着冲上头顶，又在瞬间冰冷下去。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不得不用手撑住桌子。玻璃窗外车水马龙，阳光刺眼，世界却在他耳边失声了。
只有那些密密麻麻的“对不起”，和那些发黄的票据，在他眼前无限放大，旋转，最后狠狠地砸回二十年前那个冰冷绝望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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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像一层黏腻的膜，糊在口鼻处。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父亲粗重艰难的喘息声，一下，又一下，拉扯着王景明的神经。
胃癌晚期。癌细胞啃光了父亲所有的血肉和精神，只剩下一把枯骨外面绷着一层蜡黄的皮。曾经那个能扛起两袋粮食、笑声爽朗的男人，如今连喝口水都会引发剧烈的呕吐和疼痛。
王景明拧了热毛巾，小心地给父亲擦拭额头渗出的虚汗。母亲坐在床尾的小凳上，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团看不清颜色的毛线，手指无意识地抽搐着，织了拆，拆了织，好像只要手不停，心就不会彻底沉下去。家里的积蓄早已掏空，还欠了一堆债。饭店盘出去了，房子抵押了。曾经那些因为父亲慷慨而带来的短暂虚荣和热闹，此刻看来像一个冰冷讽刺的笑话。
床头柜上那只旧诺基亚手机突兀地振动起来，嗡嗡地在木头表面打转，声音刺耳。
母亲惊得一抖，毛线团掉在地上。王景明看到父亲闭着的眼皮颤动了一下。
他拿过手机，屏幕上闪烁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某个遥远的北方小城。他犹豫了一下，走到病房外的走廊接听。
“喂？是王海生老板吗？”一个年轻却毫不客气的声音钻出来，背景音嘈杂，像是在某个游戏厅或者吵闹的街头。
“我爸病了，不方便接电话，您哪位？”王景明压低声音。
“病了？哦。”那边的声音顿了一下，非但没有关切，反而带上了一丝不耐烦和理直气壮的埋怨，“我是他以前资助的学生，叫刘强。王老板以前说好的，资助我到大学毕业，这钱怎么才到高三就不打了？这马上要高考了，资料费、补习班费一大堆，等着用钱呢！这说不管就不管了？”
王景明感到一股血猛地冲上脸，耳朵里嗡嗡作响。他攥紧了手机，指节发白：“我爸…他得了癌症，现在在医院，家里实在没钱了…”
“没钱？”那边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质疑和毫不掩饰的愤怒，“骗谁呢？当初说得那么好听，装大善人！现在把我晾半道上算怎么回事？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就是你们害的！你们知不知道这对我多重要？啊？！”
恶毒的话语像淬了冰的钉子，隔着电波一根根钉进王景明的耳膜。他浑身发抖，气得几乎要喘不上气，眼前一阵发黑。他猛地挂断电话，身体靠着冰冷的墙壁，才勉强没有滑下去。
那一刻，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了。对人性残存的那点微弱信任，彻底崩塌了。
他以为这已是极致。
没想到，那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的手机成了热线。一个个陌生号码打进来，操着不同的口音，却怀着同一种理直气壮的索取和得不到后的谩骂。
“王海生吗？怎么搞的？这个月的钱还没到！”
“说好的事怎么能变卦？你们这是毁我前途！”
“没钱？当初别充大头啊！现在装死？”
“死骗子！不得好死！”
甚至父亲虚弱地睡过去时，都会被这些催命一样的铃声和恶毒的诅咒惊醒。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睁着浑浊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眼角无声地滑下一点湿痕。那湿痕比任何哭嚎都更让王景明刺痛。
母亲扑过去一次次按掉电话，最后哭着拔掉了手机电池。世界终于清静了，那种死寂却更加令人窒息。
王景明在一个父亲又一次呕血抢救的深夜，翻出了父亲那只破旧的皮箱。里面整齐码放着一沓沓信件和几个笔记本。他颤抖着翻开，找到了那个叫刘强的资料，后面果然记录着每一笔汇款。他还发现了一盒旧磁带，上面贴着标签：“刘强（求助录音）”。
鬼使神差地，他找到了医院附近一家还有录音机功能的文具店，塞进磁带。
按下播放键，一个年轻、卑微、带着浓重哭腔的声音流泻出来：
“…王叔叔，求求您了…我爹瘫了，娘跟人跑了，奶奶眼睛瞎了…我真的想读书，我考上县一中了…求求您拉我一把，我给您当牛做马…我一定考上大学，报答您的大恩大德…我给您磕头了…真的求求您了…”
录音里传来“砰砰”的闷响，像是头真的磕在地上。
王景明听着，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极致的愤怒过后，是一种冰冷的、近乎绝望的平静。他把磁带抠出来，放进口袋。
父亲走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把病房照得透亮。他回光返照，精神好了些，能含糊地说几个字。他望着窗外一棵抽芽的梧桐树，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转动眼珠，看向王景明和妻子，嘴唇翕动。
“…种子…”他气若游丝，“…撒出去…总会…有…发芽的…”
他说完这句话，眼睛慢慢合上，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极淡的、虚幻的期待。监测器上的心跳拉成一条冰冷的直线。
母亲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王景明没有哭。他站在那里，像被抽空了灵魂。父亲直到最后，还相信着他撒出去的种子。可他不知道，有些土地，从一开始就是盐碱地，开不出花，只会反射出人性最毒的烈日。
追悼会设在殡仪馆最小的一个厅。冷清得可怕。亲戚寥寥，几个父亲生前的老友红着眼圈拍了拍王景明的肩膀。他和母亲穿着孝服，站在门口。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灵堂里只有哀乐在空荡地回响。
他们等了很久。
没有一个人来。
那些拿过钱、写过感谢信、在电话里发过誓要报答的人，一个都没有出现。
世界用一片死寂，回报了父亲一生的善。
母亲彻底垮了，眼神空洞，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不该是这样的…”
王景明扶着她，目光落在父亲遗像那温和的笑容上，心里那片冰冷的废墟里，最后一点余温也熄灭了。他甚至扯不动嘴角做出一个嘲讽的表情。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家彻底空了。还欠着医院一大笔钱。母亲像是骤然老了二十岁，鬓边头发全白了，胃痛的毛病越来越厉害，常常痛得整夜整夜睡不着。
她开始拼命找活干。一天打三份工，天不亮就去给人做早餐店帮工，上午去写字楼做保洁，下午还要去一户人家做钟点工。王景明劝她，她只是摇头：“没事，妈不累。欠的钱得还…你以后…还得成家…”
那天下午，天色阴沉得厉害。母亲的胃痛又犯了，痛得脸色蜡黄，冷汗直流。王景明强行把她按在床上休息，想起邻居说有个老中医的偏方对胃病有效，便翻出攒下的零钱，跑去抓药。
小小的出租屋里，弥漫开苦涩的中药味。他用一只破旧的砂锅守在煤炉上，小心地看着火候。药汁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水汽氤氲了他苍白消瘦的脸。他看着那翻滚的褐色汁液，心里盘算着，这副药下去，妈的病能不能好一点…也许，日子再难，总能一点点熬过去…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急促得几乎要砸穿木板的敲门声。
他心头猛地一跳。打开门，门外是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脸色凝重。
“是张慧芳的家属吗？”一个警察开口，声音沉痛。
王景明愣愣地点头，心脏疯狂地擂鼓。
“抱歉…通知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母亲在高速公路上…遭遇意外…经抢救无效…去世了…请节哀。”
世界在王景明面前碎裂、崩塌、化为齑粉。他甚至听不清警察后面关于“无业游民”、“扔石子”、“砸中车窗”、“当场身亡”的叙述。耳朵里只有尖锐的鸣响，像无数根针扎进大脑。
他僵直地转过身，看着炉子上还在咕嘟冒泡的药罐。
黑色的药汁翻滚着，溢了出来，浇灭了炉火，发出“嗤——”一声漫长而绝望的嘶鸣，如同生命最后一丝气息被彻底抽干。
白色的水汽混着焦糊味，弥漫开来，模糊了一切。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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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阳光挪了位置，刺得王景明眼睛生疼。他从那几乎令人窒息的回忆里挣扎出来，胸腔里堵着硬块，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钝痛。他缓缓抬起头，看向依旧僵硬地站在柜台前的女人，赵秀芹。
她的脸上早已泪水纵横，却没有发出一点哭声，只是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渗出血丝。
王景明的目光落回那堆作业本和汇款单上。他的手指抚过那些发黄脆硬的纸页，抚过那些力透纸背的忏悔，抚过那些跨越了二十年光阴的微小数额。
他仿佛看到，在父亲和他被绝望吞噬的那些年，在母亲死后他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的那些年，这些微薄的、带着灼人烫意和沉重负罪的汇款，是如何一笔一笔，从四面八方，艰难地汇拢而来。
它们迟到了。
迟到了整整二十年。
错过了父亲的病榻，错过了母亲的葬礼，错过了一个少年所有需要救赎的黑暗岁月。
它们本该是甘霖，却最终成了祭奠。
赵秀芹终于无法承受这沉默的重量，哽咽着开口，声音破碎不堪：“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那时候…不是人…听了刘强煽动…又怕…又自私…王叔叔去世的消息…我们后来才知道…没脸去…”
“您母亲出事…我们…我们恨不得杀了自己…”
“我们知道…这点钱…什么都弥补不了…我们就是…就是…心里过不去…不能让自己忘了…”
“刘强…他后来喝酒出车祸，人没了…死前一直喊对不起…”
她泣不成声，语无伦次。
王景明拿起最上面那本属于赵秀芹的作业本，翻到背面那三个巨大的感叹号。他的指尖冰凉。
他该恨吗？是的，那恨意曾经是他活下去的燃料。他该原谅吗？他不知道。原谅这个词，太轻，又太重，重得他搬不动。
父亲临终前的话，又一次幽幽地回荡在耳边。
“…种子…撒出去…总会…有…发芽的…”
原来，那些种子没有死在盐碱地里。它们只是被埋得太深，在黑暗的泥土里，挣扎了太久太久，久到播种的人早已化为白骨，久到等待的人心已成荒原，才终于扭曲地、痛苦地、带着满身污脏和迟来的愧怍，探出了一点芽尖。
这发芽的代价，是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是父亲含恨的眼，是母亲高速路上戛然而止的生命。
太沉重了。沉重得他几乎背负不起。
他看着眼前痛哭流涕的女人，看着这摞沉甸甸的、记录着人性最卑劣和最煎熬一面的作业本。
很久很久。
窗外市声喧嚣，阳光滚烫。
王景明缓缓伸出手，不是朝向女人，而是轻轻地，极其缓慢地，合上了那本写满“对不起”的作业本。
他将那摞本子和汇款凭证，仔细地、整齐地重新捆好，牛皮筋发出细微的啪声。
然后，他抬起头，看向赵秀芹，目光穿过二十年的绝望与光阴，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水。
声音沙哑，却清晰地穿透了饭店里沉冷的空气。
他说：
“芽发得太晚了。”
“但我爸……等到了一句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