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人背朝着我站在黑板面前。我很惊异地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知道他站在那儿干什么?这是一间很大的教室。大得几乎如礼堂。座位也是一排一排的长椅,没有课桌。教室内除了我和站在黑板面前的那个人外,没有其它人,教室内很安静。我能听得见自己心跳,也能听见那个人的呼吸声,他突然举起手臂在黑板上写起字来。“叽叽吱吱”的声音很快便传了过来。他的呼吸声也突然变得很大。他呼吸时产生的气流喷得粉笔灰到处飞扬。黑板上却并没有出现一个字,他突然回过头来,我看到的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这张脸突然狰狞了起来,一副咆哮如雷的样子,露出腥红的牙床……
在我的记忆中,站在黑板前的那个人,似乎从未也没有面目如此狰狞过。
不论那个人是男是女。在我上学的那些年月,站在黑板前的那个人并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这不是社会的荣耀而是社会的可耻。更可怕的是,这份可耻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站在黑板前的那个人敢如此地狰狞和摆出一副咆哮如雷的架势吗?
在我刚上初中时倒确实发生过一桩有辱师尊的事，曾让我惴惴不安。那次,我们几个刚上初中的男生,放学走出学校南大门西侧的那个边门,踏上那条连通牛场弄的大路时,远远看见小学的后侧门外,站着一个小学的男教师。我们几个都是刚从小镇这所小学毕业出来的,当然一眼便认出他是谁。也不知是谁,提了一个恶作剧的建议；“一起喊xxx(这个男教师的姓名)是个贼!”
我还没弄清为什么喊他是个贼?他可是我最熟悉的小学老师,是我们家那个邻家女孩的亲舅舅。按我母亲的说法,我从小字写得特别恭正,完全得益于他的教导。我正犹豫呢,他们却喊开了。而且,边喊边朝牛场弄那边逃去。我虽然没有喊,但我却跟着同伴们一起逃。老师很快便追了来,理所当然地抓住了逃在最后的我。他抓住我后厉声问我,为什么骂他是贼?我辩解说:
“我没有喊!”
他应该看到了我确实没有喊。但却仍不相信地问我:“那你为什么要逃?”
是啊,我又没有喊,我为什么要逃呢?我嗫嚅着说不出话来。我只能重复着说:“我没有喊!”
他又问我:“那几个人是谁?”
我却始终不肯说出那几个逃掉了的人的名字。他没有了办法,只得忿忿地放了我。
那时也奇怪,离开小学之后,对小学竟然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愤恨。我不知道,这种愤恨源于什么?也许这种愤恨根本就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情绪在男生中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也许是毕竟在小学生活了几年,这是人生中不得不离开家庭后的第一个驿站。生活了几年,必定会产生难以割舍的依恋。当最终不得不割断这份依恋又不得不离开后,这份依恋产生了逆转,愤恨由此而生。这应该是人性走向成熟中的自我保护的体现。但是,谁能读懂这愤恨背后的隐藏呢?谁能体谅人生走向成熟过程中的这份幼稚呢?
我被他抓住,又被他放了之后,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其实,远没有结束。他专门去找了我母亲,在我母亲前告了我一状。母亲后来问我事情的经过,我才知道,这事居然惊动了我母亲。我如实讲了当时的情形,显然,我讲的,跟他告的状,情节上并没有太大的出入。母亲也问我,跟我在一起的是哪几个人?我仍然不肯说出他们的名字。母亲见我很倔,便也不再追问。只是抱怨说:
“这是你舅舅呀,你怎么跟着人家胡闹呢?”
我倒是确实一直依着邻家女孩的叫法,称他为舅舅的。邻家女孩后来碰到我,从未问起过此事。显然,他并没有将此事说与外甥女听。这让我很是宽慰。
那时的初中,虽然已经复课闹革命。所教的课程却很浅。似乎遵循着教育必须为现实服务的宗旨,这在物理这一门课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物理课那时更名为农机课,从名称上就很清楚也显示出这门课所授的内容。是的,这门课所讲的都是农业机械,也仅限于拖拉机,发动机这一类。发动机的活塞运动原理倒确实属于物理学的范畴。但脱离了物理学基本原理的把握，活塞运动就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学到的,也只能是一些常识而已。
数学毕竟是纯理论的学科,我似乎一直对用公式解答数学题的这一套提不起兴趣。认为数学这门课缺乏想象力。虽然,整个中学阶段,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差。目的也只是成绩不至于落在旁人的后面而已。
化学这门课是最需要借助实验室的。也不知是因为学校的原因还是老师的原因,我似乎从未踏进实验室一步。学校有没有实验室还是一个问题。没有实验,分子的融合与分解,分子结构式的变化都成了空对空了。光去死记硬背元素周期表就显得荒唐可笑了。
将化学当作数学来教,将化学当作数学来学,其结果,只能是拉大我与化学这门课的距离。化学其实是最需要想象力的。但如果这份想象是老师通过授课来灌输的，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虽然中学期间,我的化学成绩并不差。可就我内心来说,也只是了个门面账而已。
相比之下,我似乎对文科的这一类学科,兴趣更大一些。历史一直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学科。虽然中学时期所讲授的历史大多以农民起义作串连。对历代农民起义的成因、过程、失败都从以对现实有益的角度作出肤浅的评价。恰恰是因为这些肤浅的评判,让我对课堂上所讲的历史产生了怀疑,这反而激起了我对历史的探究之心。
中学的地理是将天文和地理融合在一起的学科。这门学科与我们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自然现象,既接近又遥远,这自然会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最感兴趣的,应该是语文。这绝对是受了中文系毕业的老师的影响。
我对文字语言的韵律有着天然的敏感。在初中阶段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大家正忙着摘抄报纸上文字拼凑自己的作文的时候,我却暗中反复诵读唐诗宋词。虽然那时我对所诵读的这些诗词的内容并不十分了解,也不懂诗的格律和词的曲调,但我总觉得这些诗词的韵律很美。能让我反复玩味。
老师布置的作文,我是从来不用发愁的,这应该得益于我在写黑板报时,老师常常逼我急就章。我也曾模仿着唐诗宋词的韵律,尝试着赋诗填词,很有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况味。但终因不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而达不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从而不能实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事。
老师常常逼我写急就章,实在让我受益匪浅。使我不得不常常一边编写黑板报,一边构思文章。渐渐养成了一心二用的习惯。文章构思好后,也不再打底稿,直接写上黑板。这样急就而成的文章,与那时同学写的,被选用作黑板报的文章相比,毫不逊色。行文常常如行云流水,没有生涩或故作深奥的那种初中生写文章常常极容易犯的毛病。
老师有时会偶尔跟我谈起我这些急就而成的文章,说我写的这些文章。语言口气似乎不应该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如果能坚持着常常写的话,今后一定能形成自己的文章风格。我那时哪里懂得什么文章风格?常常觉得写文章只是为了讲道理,只要将该讲的道理讲明白了,文章也就写好了。要让文章有新意,只需寻找一个讲道理的新的角度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讲人家曾经讲过的话,否则,读者一定会以为是从哪儿抄来的。这样的文章构思方式,一直影响着我。
我后来上高中,踏上社会,进机关,读大学,从事文字工作,走上领导岗位,凡是需要写文章的,我都会以这样的构思方式,来构思我的文章。而且,动笔前,我必定先打好腹稿,腹稿未成立前,我决不会轻易动笔。
常常文章急着要用,我却像个没事人一般地做其它事情,旁人为我着急。其实,如果他们仔细地观察我的话,一定会发现,此时的我,目光一定是散乱的。谁能知道,我的头脑正在急速的运转啊。我不太会像他人那样：桌面上摊一张白纸,手指夹着一支旋了帽的钢笔,面对着白纸,抓耳挠腮。或者,在白纸上写了涂,涂了写,废纸团丢得满地都是。写上半天,白纸上只写上一行字。
腹稿形成后,我会急速地写，很少会打顿。不长的文章,我常常一挥而就。而且,一般不会再作大的修改。常常听人说,文章是改出来的,这话有道理,但不尽然。在我看来。需要大改的文章,作者在撰写时,思路肯定是混乱的。一个文思特别清晰的人,不会在自己思路混乱时去轻易动笔。大改出来的文章,决不会再有一泻而下的那种文气。一篇文章如果没有了它独特的文气。这篇文章是不太可能成为一篇好文章的。
在年轻时,我常常会口出狂言,三千字以内的文章,我是从来不打草稿的。其实,草稿是打的,我的草稿在腹中,旁人看不见。
真正让我感到文字的魅力的,是初中时期的一堂语文课。老师讲的是报载的一篇通讯。那时上课,使用报纸上的文章比较多。政治课是更不必说了。课堂上所讲的一切,必须完全吻合报纸上的精神,尤其是所谓“两报一刊”的社论,那更是政治的风向标。
你不要去探究风从哪儿吹来；也不必理会为什么今天风从这边吹来,明天风从那边吹来。今天风从这边吹来,你就顺着风朝前；明天风从那边吹来,你还是顺着风朝前。哪怕你最终老是在原地打转,你的方向也错不了。
那个时期,方向正确是最重要的。有多少人正是因为在方向问题上与自己较劲,最后才弄得个灰头土脸。所以,那时的聪明人是绝对不会在方向问题上跟自己较真的。这是明哲保身的不二法宝。政治课当然该不折不扣地遵循这不二法宝。何况,政治老师,曾是在方向问题上马失前蹄的人。尽管他每天凌晨的长跑,不管天多么的黑,他照样能循着那条曾经的跑道一直朝前跑。但在课堂上,这方向问题,还是该常常提醒自己的。
但在语文课上,撇开书本,专讲报纸上的文章,这样的情形不太多。所以,理所当然地让我们竖起了耳朵。那张报纸只老师手上有,我们并没有。文章的内容,我们只能依赖于听觉去领悟。
我至今仍清楚的记得,当时那篇通讯的题目叫《为了七十二个阶级兄弟》。讲的是一家工厂发生火灾,为了抢救国家物资,有七十二名工人被烧伤。故事便从社会各方面如何伸出援手参予抢救这七十二名工人这一角度展开。
通讯将情节铺陈得丝丝入扣；而且,每一个环节的展开,都运用了独到的表达手法。这至少在当时的我耳中,是感觉到了这一份不同的表现手法的。加上老师当时声情并茂的朗诵，让文章的表达波澜起伏。老师在上语文课中,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授课的内容,是很少的。在我整个初中阶段,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但是,正是这绝无仅有的一次,深深地震撼了我。
老师一边感情投入地缓缓朗读着这篇通讯,我想,他一定已经深深地被这篇文章感染了。他一边朗读一边泪流满面,时不时地将报纸放在我们的课桌上,停下在课桌间踱来踱去的脚步,取下他的眼镜,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被泪水沾糊了的镜片。他的声调是哽咽的,像是被文章中的情节感染得读不下去了,但又要努力读下去的样子。老师的声调很快感染了我们,班上顿时唏嘘声一片。这一片的唏嘘声又回过头来感染了老师,让他更加地语不成调。
我是后来从老师手中接过了报纸,才读了这篇通讯的。但是,第一次耳听这篇通讯时的那份感觉似乎已经离去。也不知是因为曾经听这篇通讯的朗读,已经熟悉了它的内容,情节已不再新奇；还是因为阅读毕竟不同于朗读,对文字的韵律没有那么敏感。我常常怀疑,老师在朗诵时,是否已凭着他对文章的感悟,对文字的感悟,已渗入了他的再造?我第一次听他朗诵时,文字的魅力带给我的震撼，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并且,直接影响了我对文字表达的感悟。
我不知道,这堂课对其他同学产生了什么影响?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在课后将报纸直接递给了我,而没有给班里的学习委员?按照惯例,如果要求班级讨论学习这篇通讯的话,应该由学习委员组织才是!老师也没有就这篇通讯布置写读后感之类的作文。我拿到这份报纸后,找了班上几个平时作文写得比较好的同学,向他(她)们组织黑板报的稿件。
在这一期的黑板报上,大部分都是这篇通讯的读后感。我也写了一篇急就章。当然,这一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急就章。我是把它当作一篇作文来写的,讲的是怎样才能让文字的表达更出神入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师当时将报纸递给我的初衷?还是我后来的处置,无意中实现了老师的愿望。
再后来我上了高中,换了一位语文课老师；再后来我走上了社会,又作为一名知青下到了农村；再后来,我以知青身份考进了机关,被分配在小镇的基层所工作。在基层所工作时,我的主要工作是每天上午去小镇的集市上收取市场管理费。这些年中,与初中时的这位语文老师少有接触。这些年后,与老师的再逢是在集市上。老师看到我手中拿着的票夹,一脸的诧异:“你怎么做这份工作?”
这是这些年来,老师与我再碰面时说过的唯一一句话。我不知道,在老师的心目中,我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才合适。但是显然,目前的这份工作,在老师的心目中并不适合我。
许多年之后,我刚调去县城工作。那天,我外出办事,骑自行车路过县城的轮船码头。在码头的出口处碰到了老师。老师的身后,摊了一大堆橱柜,包裹之类的家什。我下车问老师,这是去哪儿呢?老师说,他想回一趟老家。这时,我才知道,他是江苏无锡人。回老家怎么一个人去?他不是生有两个儿子吗?怎么一个儿子也不陪他去?回老家,带着这么多旧家什干什么?这些破旧的家什能值几个钱呀!
我正纳闷呢。老师却问我,能不能帮他借辆车?我朝边上的那一排等客的三轮车看了看。老师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赶紧说,他刚才问过了,租三轮车太贵了。我刚来县城,人生地不熟的,我能去哪儿借到车?再说,我正去办事呢,哪里有时间去帮他!我摇了摇头。一丝失望顿时呈现在了他的脸上。我也顾不得这些,赶紧骑车去忙自己的事了。
不知后来老师是怎样将这么多的旧家什带回他的老家的?那天离开后,其实,我就后悔了。也许,我应该放下手头的工作,将他的这些旧家什弄到去无锡的长途汽车站?但是,凭我一辆自行车,怎么驮得动这么多的旧家什呢?
老师上了年纪了,这些旧家什可能已伴随了老师许多年。在我的眼中是一钱不值的东西,他却是敝帚自珍呢!也许这些旧家什,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一份难以割舍的亲情。
这一份的后悔,总是与我初中时期那点点滴滴的回忆勾连在一起。回忆更让我追悔。我后来一直沉缅在这一份后悔中不能自拔。也不知当年老师看着我离去的背影时,他是怎么想的?
不管他是怎么想的。都只能增加我的追悔。
愿老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