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麻荒地的稻穗沉甸甸地弯下腰时，北平城里的韩渊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经受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淬炼。
最后一个学期的校园，涌动着反蒋的激昂浪潮。韩渊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曾在暗夜长谈中劝他留在北平的陈永犀，竟是中共地下党。在陈永犀充满信念的话语感召下，韩渊毅然加入中国职业青年联盟，这个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从此，他白天穿梭在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奋笔疾书毕业论文；夜晚化身隐秘战士，在北平的街巷里协助开展地下工作。双重压力如同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过度劳累最终拖垮他的身体。连续半个多月，高烧如同恶魔纠缠着他，全身力气仿佛被抽干，只能虚弱地瘫卧在床。多亏同学们伸出援手，将他送进医院，确诊为死亡率高达 25％的斑疹伤寒。在病痛的折磨与同学们的关怀中，他终于战胜病魔，可此时学校的毕业分配接近尾声，只剩东北铁路运输局几个无人问津的空缺。无奈之下，韩渊只能背起行囊，与几位好友踏上前往沈阳的列车。
车厢里拥挤不堪，人们像沙丁鱼紧紧挨在一起。韩渊蜷缩在座椅下，度过漫长的二十几个小时。当他终于走出沈阳车站时，初冬的寒风裹挟着大片雪花扑面而来，仿佛要将他整个人吞噬。雪花纷纷扬扬飘落，天地间一片苍茫，他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雪地上，听着脚下积雪发出的 “咯吱” 声，恍若置身于虚幻世界。远处，一行行足迹蜿蜒向前，仔细看去，那不是一个人的脚印，而是无数人留下的重叠痕迹，新的脚印不断覆盖旧的，就像人生的道路，总是在不断前行中抹去曾经的印记。韩渊伫立在雪中，突然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他渴望能像雪花一样，挣脱尘世的束缚，让这洁白无瑕的雪洗涤自己被世俗沾染的身心，将那些悲伤的记忆，都沉淀为历史的尘埃。
短暂“雪浴” 后，韩渊乘坐着具有沈阳特色的大轮马车，前往国民政府交通部东北运输局报到。街道两旁，俄式、日式小洋楼披着雪白的外衣，静静伫立，无声诉说着沙俄侵略与日寇侵华的历史。此时的韩渊，满心疲惫，无心欣赏这些异域风情。顺利办完手续后，他坐在分配给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平淡的履职生活。在这个负责东北三省铁路运输管理的部门里，由于战争的影响，火车停运，主业瘫痪，副业更是无从谈起。处长、科长们每日无所事事，只能闲聊天打发时间，韩渊更是没有具体工作，仿佛被遗忘的角落。就这样，一年的青春时光，在碌碌无为中悄然流逝。
然而，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带来惊喜。在这里，韩渊遇见了铁路工人李冬梅，两人情投意合，很快步入婚姻殿堂。有了工资收入，韩渊的经济状况也得到改善。次年秋天，冬梅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韩红爱。在同事眼中，冬梅是个温柔贤淑的妻子，整日操持家务，不辞辛劳。每当冬日来临，雪花纷飞，韩渊下班归来，远远就能看见冬梅抱着儿子，站在窗前翘首以盼。一进家门，冬梅便会贴心地为他拍去肩上的积雪，那一刻，韩渊心中满是温暖。每天下班途中，他都会在小卖铺买上几个当地特产国光苹果，作为给妻子的小惊喜，这也成了他们生活中的甜蜜惯例。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让韩渊尽情享受着家庭的温馨。
1947 年下半年，运输局的处境愈发艰难，裁员大潮袭来。关内有家的人纷纷返乡，韩渊也回到北平。他不愿打扰亲戚，暂住母校辅仁大学的教职工宿舍。没想到，在这里与老同学陈永犀意外重逢。韩渊这才知道，自己寄居的地方，竟是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据点之一。在这个充满思想碰撞的环境中，周围师生深刻的见解如春雨滋润着他的心灵，潜移默化间，他与大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陈永犀时常将私藏的 “禁书” 借给韩渊，在他的引导下，韩渊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后来，在陈永犀的帮助下，韩渊进入国民党 “华北剿总” 司令部工作。表面上，他是一名国民党员，从事文员工作；实际上，他已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在付寒的单线领导下，积极参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各项活动。那段时间，北平城内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警车呼啸，四处抓捕进步学生。韩渊在紧张与兴奋中，学习解放区文件，研读毛主席的文章，奔走联络、宣传，为心中的信仰默默奋斗。这段特殊的经历，为他日后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韩渊的故乡麻荒地，也在时代的浪潮中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
1946 年的秋天，仿佛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秋风像个调皮又任性的孩子，裹挟着片片秋叶在空中嬉戏。秋叶怀揣着对太阳的向往，被秋风高高托起，却被太阳无情地呵斥，重重摔落在地。乌云见状，为秋叶打抱不平，瞬间遮住太阳，刹那间，金灿灿的稻田失去光泽，仿佛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然而，稻谷的清香依旧弥漫在空气中，为这变幻莫测的秋日增添一丝诗意。
马友志带领十几个人，正在稻田里收割稻子。这些稻子，如同没有生命的物件，只能任人摆布，就连这片稻田也命运坎坷。它原本属于史槐，土改时没有分给穷人，而是归村公所和农会耕种，收获自然也归他们支配。眼看晌午将至，稻子即将收割完毕，武委会主任牛满气喘吁吁跑来，脸上满是焦虑：“老天！快别割了，让大伙赶紧回家吃饭！”
“二哥，都快割完了，割完再回去吧。” 马友志擦擦额头的汗水说。
“你还割！国民党要打过来了，八路军准备撤退了！” 牛满的声音里带着恐惧与慌张。
马友志一听，心里猛地一紧，手中的镰刀差点掉落。他哪还有心思收割，赶忙招呼众人回村。大家一开始还满脸疑惑，当得知缘由后，也都慌了神，匆匆忙忙往村里赶。
马友志刚回到村里，就被叫到农会，领了几个牲口，带着 30 多人前往九堡送子弹。一路上，阳光虽暖，可众人的心情却无比沉重。牲口似乎察觉到气氛的异样，时而悠闲地嗅着路边的花朵，啃食青草，时而回头张望，像是在安抚主人。马友志吆喝一声，它们便小跑几步，随后又慢下来。
乌龙河的水越来越少，河水缓缓流淌，发出的声音仿佛是低沉的哀乐。马友志等人骑着牲口过河，没有激起一丝水花。到达九堡后，他们在一座庙里见到许多正在整装待发的八路军，将子弹交接完毕准备返程时，在村口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中年人。此人鬼鬼祟祟四处张望，被区干部拦下盘问。他自称是百姓营的，却连村长是谁都说不清楚，身上还搜出一叠中央票和多半袋小药，显然是国民党的探子。区干部却没有将其抓捕，这让马友志等人意识到，八路军真的要撤退了。回程路上，他们又看到九堡的大车从韩新宅拉着八路军储存的小麦和白麻运往九堡，更加证实了这一消息。
过了乌龙河，走到大梗房时，马友志遇到从村里提拔的区干部高大智。高大智双手抱胸，眼神中满是失望与慌乱，他对马友志说：“三兄弟，你们回村后派人去南庄子打听一下，看看国民党的部队到哪了。”
“三哥，到底咋回事？” 马友志焦急地问。
“真的要变天了！县委在下葫芦说，现在两军对峙，国民党十六军快进城了，咱们部队停在大斜阳、桃花一带，可能会有一场大战。县委要求我们支援战斗，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 高大智的声音微微颤抖。
马友志强作镇定，大声说：“只要有党领导，咱们就藏起来和敌人斗争到底！走，回村藏东西去，给敌人来个空城计！” 说着，便带着众人加快脚步往村里赶。
另一边，马保真和马增等人给八路军送粮食回来，走到大辛庄村口时，听到村里狗叫不止，察觉到不对劲，便慌慌张张拐向乌龙河滩，打算穿河回家。深秋的乌龙河，河水浑浊，缓缓流淌，两岸杨柳的叶子已经泛黄，在秋风中瑟瑟发抖，一片片飘落，为河滩增添了无尽的凄凉。
刚到河滩，眼尖的马保真发现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他警觉地说：“你们看那个士兵！” 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顿时如惊弓之鸟，四散奔逃。
“老乡，别跑！我是掉队的八路军！” 士兵大声喊道。
马保真停下脚步，喘着粗气走上前去。问明情况后，他说：“我们是麻荒地的，你先跟我们回村，再慢慢找部队。” 士兵同意后，跟着他们回到麻荒地，向武委会主任牛满和副主任马洪有报告情况。几人商议后，下了士兵的枪，给他换上便衣，准备第二天送他回县城的部队。
然而，第二天牛满和马洪有带着士兵去县城时，被西大门教导营站岗的士兵发现并报告了营长。营长得知情况后勃然大怒，将牛满和马洪有捆起来，吊在房梁上审问，还打算行军时将他们半路枪决。
消息很快传开，支书马友才和村长马仲海闻讯，急忙赶到西大门救人。可营长态度坚决，不肯放人。好在区委书记陈显玉也在现场，两人连忙央求陈书记帮忙求情。经过陈显玉的再三解释，营长余怒未消地说：“战乱时期，随便下士兵的枪，就是叛变行为！看在你的面子上，把他俩交给你们区公所处理，必须严办！”
陈显玉赶忙应说：“是，营长同志！我们一定彻查，如果真有叛变行为，绝不姑息！”
就这样，牛满和马洪有被保下来。他们把士兵的枪和衣服归还教导营，跟着陈显玉回到伊温屯区公所。没想到，两人在区里不仅没受处罚，反而受到礼遇。教导营的队伍撤离后，他们也被放回麻荒地。紧接着，区公所的干部向南撤退，各村主要干部也纷纷转移到南山。
秋意渐浓，秋雨裹挟着秋风，带来阵阵寒意。人们都渴望能在这乱世中寻得一份安宁，可命运却由不得自己掌控。连绵的秋雨，将燥热的空气驱散，换来刺骨的寒冷。夜晚，昏黄的灯盏在秋风中摇曳，与秋声相伴。树木虽还泛着绿意，百草也依旧茂盛，却也在秋风中顽强地挣扎，守着最后一丝生机，等待着季节的轮回，期盼着重生的希望。
10 月 12 日，秋风愈发猛烈，顺宁县党政机关在秋风中无奈撤离县城，转移到南山继续斗争。撤城前，县委在萧瑟的秋风中召开会议，决定将县委分成东山组、西山组和北山组，县区干部坚持 “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干部不离群众” 的方针，开展游击战争。
10 月 13 日，秋风骤停，国民党十六军趾高气扬地开进县城，迅速建立起县党部和县政府。那些在共产党领导时期积极参与各项工作的人，此刻人心惶惶，各自打着算盘，在这秋末冬初的时节，心中仅存的一丝希望，也变得渺茫。
曾经威风凛凛的村干部们，瞬间陷入迷茫，纷纷外出躲避，不知何时才能归来。家中的老小，只能日夜期盼着他们平安归来。马洪有见势不妙，跑到漾河北的新保安，加入了国民党的四大队；牛满则跑到槐树庄，投靠了土匪头子韩小五。
国民党十六军在县城驻扎 14 天，蒋介石对军长李正先迟迟不进攻的行为严厉质问。在压力下，十六军才缓慢向雨县挺进。虽然军队离开，但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却扎根下来，成为顺宁县新的政治统治中心，这片土地的命运，也由此被彻底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