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清宫的御案上，堆叠着如山的奏章。朱棣烦躁地推开一份来自江南的请求减免税赋的奏疏，又拿起一份弹劾某位勋贵侵占军田的密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感到一种深深的窒息感。
登基十几年了，他北伐蒙古，南征安南，修撰《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每一件事都想着建功立业，打造一个超越父皇的永乐盛世。
然而，他越来越感觉到，有一张无形却无比坚韧的巨网，束缚着他的手脚，让他的雄心壮志在现实中处处碰壁，步履维艰。
这张网，就是由庞大的官僚集团、盘根错节的勋贵门阀以及那些与他们勾连甚深的大商人共同编织而成的利益之网！
官僚集团： 他们满口仁义道德，祖宗成法，实则结党营私，贪墨成风。办事推诿扯皮，遇到利益则一拥而上。清流空谈误国，酷吏则苛敛盘剥。他想整顿吏治，却发现牵一发而动全身，查处一个贪官，能扯出一串“座师”“同年的关系网，最终只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他们用无数的“规矩”和“祖训”，将皇权也限制在框架内。
勋贵门阀： 尤其是那些跟着他“靖难”起家的新贵们（“勋贵集团”），自恃功高，贪婪无度，侵占田产，欺压百姓，甚至把手伸向军队，喝兵血，倒卖军械。他们是他起家的根基，却也成了最大的蛀虫！动他们，就是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寒了老兄弟们的心。不动他们，则国法荡然，军纪败坏！
商人集团： 那些看似低贱的商人，实则掌握着巨大的财富。他们通过贿赂官员，获得垄断经营权，逃避税收，甚至能影响地方政策的制定。海运之利，大半落入他们和其代理官员的腰包。朝廷想要开源，他们就哭穷喊冤，指责朝廷“与民争利”。他们就像依附在国家血管上的水蛭，不断吸食着民脂民膏。
这三股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固的利益共同体。朱棣虽然贵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发现自己很多时候，竟然也在被这张网裹挟着、利用着，难以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治理这个国家。
他想起自己初登基时，也曾雄心万丈，想要澄清吏治，重现洪武朝的清廉（至少表面上的）。但很快就在各种“情有可原”、“法不责众”、“牵涉过广”的劝谏和现实中败下阵来。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妥协，不得不平衡，不得不利用一派去打压另一派，结果往往是摁下葫芦浮起瓢，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只是暂时被掩盖。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厌恶感席卷了他。他厌恶这些蛀虫，更厌恶自己有时不得不与这些蛀虫共舞的现状！
“难道朕的永乐盛世，就是要建立在这样一群蠹虫之上吗？！”朱棣猛地一拍桌子，震得笔架乱颤。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份关于朱高晟在天津施政细节的密报上。
朱高晟的做法，简单，直接，甚至粗暴，却似乎有效地绕开了这张利益巨网的大部分纠缠！
他不靠官僚体系办事，而是自己招募人手，订立规章，直接管理。 他给予匠户实际利益，激发其主动性，而不是依靠强制征发和人身控制。 他组建军队，靠的是制度和待遇，而非勋贵将领的个人影响力。 他发展商业，试图建立规则，公平征税，而不是简单地禁海或允许官员与商人勾结垄断。
他的每一招，似乎都在试图打破旧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利益输送链条和空泛的道德说教，转而建立一种基于明确规则、实际利益和效率优先的新秩序！
这当然会触动无数人的利益，会遭到疯狂的反对。但反过来想，这何尝不是一种彻底打破当前僵局的方法？
朱棣的心脏砰砰直跳。他意识到，自己其他的儿子，无论是太子还是汉王，都早已深陷在这张利益巨网之中。
太子深受文官集团影响，他的施政必然延续文官集团那套讲究平衡、尊重“规矩”（实则是保护既得利益）的模式，最多进行些修修补补，难以撼动根本。
汉王则与勋贵集团捆绑过深，他若上台，很可能变成勋贵利益的代言人，导致武夫当国，贪腐更甚，于国于民更非幸事。
唯有老四朱高晟！他长期被边缘化，与现有的官僚、勋贵、商人利益集团瓜葛最浅，几乎没有包袱！他的思维方式又如此迥异，似乎天生就对这套旧秩序缺乏敬畏，甚至充满厌恶！
更重要的是，他在天津的小规模实践，证明了他的那套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或许……只有他……”朱棣的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冒险家的光芒，“只有他这个‘局外人’，这个不守规矩的人，才能打破这该死的规矩！才能把朕想砸烂却又不敢轻易动手的这一切，砸个稀巴烂，然后……重建一个新秩序？”
这个想法让他感到兴奋，也感到恐惧。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赌博。赌赢了，大明可能迎来脱胎换骨的新生；赌输了，可能就是天下大乱，烽烟再起。
但他朱棣的一生，何尝不是在赌博？“靖难”就是以一隅敌全国，更大的赌博！他骨子里，从来就不缺乏冒险的基因！
他看着徐皇后的画像，仿佛在寻求支持：“仪华，你说……朕该不该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最不像朕，却又可能最像朕（敢于打破常规）的儿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