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将最后一封回信搁在案上,笔尖悬了片刻,才缓缓搁下。窗外天色已暗,檐下灯笼一盏盏亮起,映得庭院微红。他揉了揉手腕,指节有些发僵,却不觉疲倦。
《治平策》分送出去已有十余日。起初风平浪静,仿佛那书从未存在。可到了第五天,朝中便有人议论起来。先是几位老学士在翰林院闭门谈议,说书中“轻赋税、重实政”有违祖制;接着礼部一位郎中上疏,称此书“动摇纲常,惑乱士心”;再后来,街头巷尾竟出现了揭帖,说林昭借着书培植私党,图谋不轨。
这些话传到内阁时,已有三名守旧官员联名请旨,要求查禁《治平策》,并命林昭当廷自辩。
文书官捧着奏本进来,脸色发白。林昭接过看了,一页页翻完,只道:“记下名字。”
“大人不打算回应?”
“他们要的是争吵,我要的是明白。”林昭起身,“去准备一下,我要在国子监开一场讲会。”
消息传出,京中震动。六部官员、翰林学士、各地来京会试的举人皆可旁听。有人说是林相终于要亲自出面辩解,也有人说这是宰辅以势压人,借讲学之名行胁迫之实。
讲会当日,国子监大堂座无虚席。林昭穿青袍入堂,未带随从,只提一个布包。他在台上站定,不开口谈理念,也不讲政见,而是从包里取出三份册子,命人分发给在场众人。
一份是浙东垦荒前后粮产记录,由地方府衙盖印确认;
一份是岭南驿道修通后三年赋税增长明细,附工部核查批文;
第三份是临安官学近五年寒门子弟入学人数统计,连同学生籍贯与后续科考成绩。
“诸位若质疑新政,我便拿数据说话。”林昭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屯田免赋三年,是因为百姓初垦无力纳税;裁减皇庄岁供,是在宗室占地案结之后才推行;重实学而轻雕琢文章,并非废经义,而是让读书人能办实事。”
台下有人冷笑:“数据可以伪造。”
林昭点头:“你说得对。所以我把原始奏疏和回文都带来了。若有怀疑,现在便可查验。”
当即有御史起身,取过册子细看。一页页翻过,印章齐全,时间衔接无误。他又问了几处细节,林昭一一作答,毫无迟疑。
那人坐下了,没再说话。
又有老臣质问:“祖宗之法不可变,你此举岂不是背离根本?”
林昭反问:“三十年前江南大旱,饿死万人,当时可有人敢减赋?十年前进贡使团因路坏延误,外邦讥笑我朝无能,那时可有人提修路?如今百姓有饭吃,边地有兵守,这才是根本。”
堂中渐渐安静。
讲会散后,反对声并未停止。三日后,礼部尚书联合五名侍郎上疏,称林昭“擅聚士子,蛊惑人心”,请求天子下诏禁止《治平策》流传。一名御史更弹劾他“以宰辅之尊行讲学之事,逾越礼制”。
奏章递进宫中,尚未批复。
林昭没有上表自辩。他命人将讲会上的问答整理成文,连同那三份册子一起誊抄百份,送往各大书院、州府衙门、边镇军营。每套材料都附一封信,是他亲笔所写:“凡有疑问,不论大小,皆可来信。我必亲自回复。”
信件陆续寄出那天,谢允来了书房。
“你何必如此?”他说,“他们本就想逼你动怒,你越冷静,他们越难下手。”
林昭正在拆一封刚送到的信,来自荆州某县学教谕,问屯田政策是否适用于湖区垦荒。他看完,提笔写下答复要点,递给文书官去拟稿。
“我不是为了让他们闭嘴。”他说,“我是为了让真正想做事的人知道,该怎么做。”
谢允沉默片刻,忽然道:“我明日要在御史台主持一次议政,主题是‘历代变法得失’。你要不要看看记录?”
“不必。”林昭摇头,“你只管讲事实,别讲立场。商鞅如何强秦,王安石为何失败,张居正死后为何被清算——把这些说清楚就够了。”
谢允点头离去。
三天后,议政记录传抄全城。其中一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凡利民之策,初必遭谤;唯行久而效显,谤自息。”
随着各地回信不断送来,质疑的声音慢慢弱了下去。有人开始请教具体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有边镇将领附图询问屯田布局,还有年轻学子写信表达敬意。
守旧派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有人坚持认为《治平策》危险,必须禁绝;但也有人私下承认,书中所言确有实效,只是不愿公开表态。
一个月后,天子未对任何弹劾作出批复。那份联名奏疏被留中不发,如同从未存在。
这一夜,林昭在书房批完最后一封回信。烛火跳了跳,他抬头看了看窗外。暮色四合,宫墙轮廓隐在黑暗中,唯有几盏灯还亮着。
案头堆满了信。他抽出最上面一封,打开来看。纸页略黄,字迹潦草,出自一名偏远州县的小吏,问他:“若地方豪强阻挠新政,当如何应对?”
林昭蘸墨,提笔写下第一句:
“先查其田亩,再核其赋税,证据确凿,则无需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