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三节
洗衣板底下塞着的那堆自行车散件，搁了两天就真成了没人惦记的东西。我忘了，家里也没人留意——许是日子本就杂沓，这点零碎实在算不上什么。直到父亲回来，不知是弯腰捡东西还是挪洗衣板，那堆铁片子“哗啦”一声滑出来，才撞进了他眼里。
他蹲下身，捡起块沾着灰的脚踏板，眉头拧着问我：“这东西哪来的？”
我没敢瞒，照直说了前因后果。原以为少不得一顿揍，毕竟先前闯祸，父亲从不含糊。可那天他只是把散件往墙角一归拢，声音沉得很，却没抬手。“你这孩子，”他先劈头盖脸训了句，“做事怎么这么没分寸？人家惹了你，你记着，可不能用这种法子折腾。”
他拉我在小板凳上坐下，摸出衬衫口袋里的烟放在嘴上并不点燃，我摸出火柴嚓一下点着凑了上去，他用手挡着风吸了几口，等烟灰簌簌掉了下来。才开口，“我跟你说厉害关系，”他看着我，眼仁在昏黄的灯下透着认真，“你偷着拆了人家车子，藏家里，这要是被发现了，说轻了是孩子气，说重了，那就是偷。传出去，你往后怎么在街坊跟前站？”
我低着头，手指抠着凳腿。“我就是气不过……”
“气不过也得忍。”父亲打断我，语气软了些，“人活着，谁没点恩怨？你长大了，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毫无顾忌，迟早要栽大跟头。”他顿了顿，把手中的香烟用脚踩灭了，“记住，能翻过去的恩怨，就像看书，一页翻过去了，就别再回头揪着。退一步，路才宽。”
末了，他指了指墙角的散件：“把它重新装起来，送回去。”
我蔫蔫应着，心里却发慌：“爸，零件少了，泥板和车尾架找不着了，装不回原来的样子了。”
“装不回也得处理。”父亲没松口，“不能留家里，看着堵心，也不是咱们该占的东西。”
“好。”我应了。
那天后晌，我蹲在院里摆弄那些零件。缺了泥板，车轮露着光秃秃的辐条；没了车尾架，后座空荡荡的，看着确实寒碜。可脚蹬子、链条、车座都还在，拧巴拧巴，竟也能骑。只是要送回原主家，我实在怵——怕撞见了，自讨没趣，说不定还得再吵一架。
琢磨到天黑，忽然想起火车站的停车处。那里常年堆着不少车，看车的老师傅天天守着，丢车、找车的事常见。我心一横：就停那儿去。没人领，看车人自然会处理；车梁上有钢印，真要是报了失，派出所一查，也能通知他们来领。
后半夜，我推着那辆缺胳膊少腿的自行车往火车站走。夜风吹得路边的树叶子沙沙响，路灯昏昏沉沉的，把影子拉得老长。到了停车处，看车的棚子黑着灯，老师傅该是睡熟了。我轻手轻脚把车往最里头一塞，挨着辆旧二八车放好，又扯了把草盖住缺泥板的地方，才猫着腰往家走。走老远回头看，那车缩在黑影里，倒真像没人要的弃物，心里才算落了底。
可这事刚了，父亲看我的眼神又沉了几分。他许是觉得我胆儿越来越肥，从拆车到半夜送车，没一件是安分的。“不能再这么闲下去了，”一天晚饭时，他跟母亲念叨，“再晃荡，迟早要出事。”
没过几天，他就托了关系，真把我塞进了建筑队，做小工。
那年深秋，我揣着父亲给的粗布手套，去了工地。日薪一块四毛二，是普工的薪水，听着不多，可实打实是现钱。我被派在勤俭路的司法局大楼工地，活儿杂得很：拌沙浆，一铁锨一铁锨往水泥里掺沙子，胳膊抡得生疼；拎泥桶，两只铁皮桶灌满了灰浆，一手一个，沿着跳板往楼上跑，师傅们在架子上砌墙，喊着“浆来”，我就得赶紧递上去，慢了要挨骂；有时候还得扛水泥，一百斤的水泥袋往肩上一压，腰杆得硬挺着，从卡车旁挪到料棚，一趟下来，汗珠子砸在地上，能洇出个小湿印。
奇怪的是，没干多久，力气竟真见长。先前拎一桶泥都晃悠，后来两桶拎着跑，能跟上两个师傅的用料；扛水泥也敢“噌”地一下就上肩，爬楼梯不打怵。
中午饭在旁边电影院对面的院墙里对付。那是个大众食堂，几张旧桌子，菜价便宜——一碟炒青菜几分，一碗番茄蛋汤一毛，有时候买俩馒头就着菜吃，有时候馋了，就叫两碗阳春面，清汤寡水的，可热乎，吃下去浑身都舒坦。
我骑了辆旧自行车，早出晚归，从不迟到早退。工头看我手脚勤，偶尔让我加个班，加班费另算。一个月下来，工资发到手，数数竟有五十多块！比做医生的妈妈挣得还多。我揣着钱回家，抽了二十块给母亲，“妈，贴补家用。”母亲捏着钱，眼眶红了，没说啥，就往我碗里多夹了块咸菜。剩下的钱揣在兜里，成了我的生活费，心里头踏实得很——这是我自己挣的，硬气。
可好景不长，没干俩月，就跟个师傅闹了矛盾。那师傅比我大几岁，身板壮实，胳膊上的肌肉块子鼓鼓的。那天我正往楼上拎沙浆，他嫌我挡了路，嘴里就不干不净骂起来，先是骂我“眼瞎”，后来越骂越难听，捎带着扯到了家里人。
我从小就不喜欢骂人，听着那话像针似的扎耳朵。一开始忍着，可他骂起来没个完，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火“腾”地就窜上来了。管他比我结实呢，打过了才知道谁狠！我把手里的抬杆往地上一戳，顺手抄起来就朝他抡过去——那抬杆是根硬木杆，平时用来抬预制板的，沉得很。“砰”一声，正砸在他腰背上，他“哎哟”一声，没等反应过来，就直挺挺栽倒在地。
我心里头还憋着气，看也没看他，转身就往楼梯口走，想下楼歇口气。没料到他躺在地上不老实，伸手捞起我刚才丢下的竹竿——就是拌沙浆时搅和用的细竹竿，“嗖”地就朝我扔过来。
那会儿我刚跨上脚手架的横梁，正想往下跳到地面，腿弯子冷不丁被竹竿绊了一下。“哎哟”一声，重心顿时没了，整个人往前扑出去，“咚”地一声摔在地上。脑袋先着的地，撞在垫着的毛竹上，一阵懵，紧接着就觉得额角发烫，伸手一摸，黏糊糊的——血下来了。
巧的是，工头正好走进工地，看见我栽在地上，额角淌着血，吓了一跳，赶紧跑过来：“小兔崽子！怎么回事？”他也没再问缘由，架起我就往斜对面的地建医务室送。
医务室的医生拿酒精棉擦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他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脑子里嗡嗡响，忽然想起平时看母亲医学书里的话，就照实说：“头晕，想恶心，想吐。”
建筑队的医生听了，又翻了翻我的眼皮，初步诊断是轻微脑震荡。工头在旁边看着，他只瞧见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又是在上班时间，没多问就往诊断书上填了“工伤”俩字。医生开了张病假单，让休息一个月，工头签了名，递给我：“回去歇着吧，工资照发。”
我捏着病假单，心里头竟有点窃喜——啊哈，不错啊，还能带薪休假。
那个被我打了的师傅，后来也赶来了医务室。他见我额角包着纱布，脸色发白，估计也吓着了，没敢提打架的事。我心里门儿清：他要是敢说，这工伤就不算了，他得赔我医药费和误工费，他哪儿敢？
晚上他还特意送我回家，一路跟我道歉：“兄弟，对不住，我嘴贱，不该骂你。”又说，“你火气也太旺，我这体格算结实的，换个人，你这一棍真能打残。”说着，他把上衣脱了，后腰背那儿一片青紫，肿起老大一块，看着确实吓人。我没吭声，心里的气也消了大半。
就这么着，一个冬天没去工地，工资倒领了三个月。父亲拿着我领回来的钱，总觉得不自在：“这不是占人家单位便宜吗？”
过了年，二月底，他抽了个空，带我去了蚕种场，找倪福生场长。
倪场长家在春波桥下，我们去的时候，他家正吃饭。倪场长见了父亲，笑着往屋里让：“来得巧，没吃吧？坐下一起垫垫。”父亲也没客气，拉着我就坐下，蹭了顿晚饭。
饭桌上，父亲给倪场长递了根烟，笑着说：“老倪，跟你说个事。我家这小子，在家闲得慌，天天晃荡也不是事儿。你看能不能在你们场里安排个活儿，临时的就行，让他动弹动弹。”
倪场长扒了口饭，看了看我，开玩笑的说：小家伙长得挺帅的嘛，要不咱结个亲家，看上我家哪个丫头说一声，我环视了一下他家的三个女儿，不敢恭维，低头不语，我想不会拿工作胁迫我吧，我宁可不工作。
他琢磨了会儿，接着点头说：“行。让他明天来上班吧，就去看护竹林。”
蚕种场在火车站对面有一大片竹林地，中间有条小路，直通螺丝滨那边。
我们的值班室就在小路中间，是间茅草屋，四处漏风，却也清净。本来有两个人在那儿看守，一个是老沈，五十来岁，话不多；一个是老戴，看着年轻，后来才知道，是新三届安排工作的，比我大不了几岁。我去了，就跟他们俩轮班。
说是看守，其实多数时候就是在草屋里喝茶、抽烟、聊天。老沈偶尔会拿个锄头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杂草，或者竹子倒了没。我和老戴年轻，懒怠动，多数时候就缩在屋里，听老沈讲些过去的事。他们知道我是场长的关系塞进来的，对我也客气，没让我干啥活，倒挺关照。
进了三月份，天气渐渐暖了，东风一吹，春雨一下土里的春笋“噌噌”往外冒，尖儿顶着嫩黄的笋衣，看着喜人。这时候就忙了，得全天二十四小时值班——怕有人偷挖竹笋。我们分成了三班倒，老沈和老戴上“铁路班”，就是按铁路上的班次来；我呢，一天白班，一天夜班，随便倒。我心里清楚，我就是个摆设，他们俩也没指望我真能看住啥，不过是给我个差事混日子。
那段日子倒也清净，可最好玩的事，是捉奸。
那年代日子过得紧巴，可人心未必都安分，花心的、偷情的事不算少。
那会儿去旅馆开房，不光得花钱，还得要身份证明，查得严。那些不敢光明正大的男女，就盯上了这片竹林——僻静，没人来，带条毛毯，往竹林深处一钻，就能躲着享受那点快活。
老沈好像特有经验。有时候有人从竹林边的小路上过，一男一女，看着不像是夫妻，女的总低着头，男的眼神躲躲闪闪，老沈就会眯着眼跟我们说：“这俩，指定是来干那事的。”
果然，过不了半个钟头，就能在竹林深处听见些窸窸窣窣的动静。
有回老沈又瞅见俩可疑的，回头跟我和老戴说：“你们俩没结婚，脸皮薄，别往前凑，就在外围待着。”他指了指竹林边缘的几棵大树，“你们在那儿弄出点声响，咳嗽两声，或者踢踢石子，给我壮壮胆就行。我老头子一个，不怕这些，看见了也没啥。”
我和老戴就听话，蹲在树后头，他咳嗽，我就往地上踢块石头，“哗啦”一声，里头的动静果然就停了。老沈拿着个手电筒，“噔”地打开，光柱往竹林里一扫，嘴里喊：“谁在里头？出来！”
多半时候，那俩人会慌慌张张地提上裤子，低着头从竹林里钻出来，脸涨得通红。他们也知道这事不光彩，被抓了现行，最怕声张。老沈也不真为难他们，就指着被踩倒的竹笋说：“你们看看，这笋子刚冒头就被你们踩坏了，这是公家的东西，能随便糟践？”
那些人自知理亏，忙不迭地道歉，然后就会往老沈手里塞点钱——五块、十块的，想破财消灾。老沈也不推辞，接了钱，摆摆手让他们走：“下次别来了，再被抓着，可就不这么简单了。”
这些钱就成了我们仨的小外快。攒多了，老沈就去小卖部买条烟，或者打斤散装白酒，晚上在茅草屋里，我们仨就着咸菜花生米，抽烟、喝酒、聊天。酒是烈的，烟是呛的，可嘴里心里都热乎——在这竹林深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寡淡了。
（戊午冬春事纪）
铁屑藏痕终见日，翻书训里悟恩仇。
沙浆桶重筋初长，抬杆声凶血换酬。
笋破土时春暗涌，毯藏莺处夜频搜。
分钱买得烟和酒，茅屋三人话未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