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在我身后彻底关上的那一刻，世界被分割成两半。
外面是喧嚣的、流动的、活生生的人间，而我这里，是精心伪造的坟墓。
我不再踏出供销社小屋一步。
每天，当时钟的指针指向固定的时刻，我会启动李聋子改装过的那台老旧心电图机。
微弱而规律的电流声在死寂的空气里响起，像一只金属昆虫在耳道深处低鸣，伴随着线路轻微的震颤，传导出模拟的“心跳”信号，无声地汇入阿九他们的监控网络。
那不是我的心跳，而是一段被判了死刑的，虚假的生命体征。
生存的第一课，是学会如何“死”得更彻底。
镜子是我唯一的老师，也是最严苛的看客。
我掐住自己的大腿，皮肉下的刺痛像是烧红的铁丝钻了进来，肌肉纤维在神经末梢炸开一串细小的火花，但我死死盯着镜中的脸，命令每一块肌肉都保持松弛。
眉毛不能皱，嘴唇不能抿，甚至连眼球深处最细微的战栗，都必须被强行抚平——仿佛那双眼睛只是两粒蒙尘的玻璃珠，嵌在没有知觉的脸上。
这是“脑死亡模型”的第一步：切断痛觉与表情的本能连接。
接着是呼吸。
我用盆里的冷水猛地泼向自己的脸，冰冷的刺激像一记耳光，水珠顺着额角滑落，划过颧骨时留下针尖般的寒意，鼻腔被冷气刺得发酸，肺部本能地收缩，企图攫取更多空气。
但我必须稳住，保持呼吸的频率不增不减，胸膛的起伏微弱如枯叶在风中轻颤，仿佛我只是一具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的躯壳。
一次，两次，直到我的肺部开始灼痛，像被无形的铁钳夹紧，直到镜子里的那张脸，在水珠下显得陌生而麻木，眼白泛着青灰，嘴唇微微发紫。
顾昭亭端着饭碗进来时，正好看见我浑身湿透，面无表情地盯着镜子。
他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瓷底与木面碰撞出一声闷响，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焦虑：“你别练了，再练下去，你真的快把自己练没了。”
我转过头，扯出一个僵硬的，或者说，根本算不上笑的表情。
“没了才好。”我轻轻地说，声音因为长时间的静默而有些沙哑，像砂纸磨过干裂的树皮，“我要让他们相信，LwZ-07不仅死了，甚至连做梦的本能都丧失了。”
我的金手指像一台永不停歇的精密仪器，持续记录着阿九那边的监听频率。
数据显示，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校验程序。
每隔四十八小时，监控系统就会自动向我的“身体”注入一针微量的肾上腺素。
他们要看的，不是心跳的剧烈波动，而是人在受到突来刺激时，最原始的、无法伪装的神经本能反应。
哪怕只是一次极轻微的肌肉颤抖，或是瞳孔的瞬间收缩，都足以让他们判定我还“活着”。
他们想用科学来验证我的死亡，那我就用更精密的科学，为他们打造一个完美的死亡骗局。
李聋子送来的那台废弃心电图机里，储存着一段他从县医院弄来的数据。
那是位肺癌晚期老人临终前最后三小时的生命体征图谱，波形缓慢衰减，像一支燃尽的蜡烛在风中最后摇曳。
我将这段充满了衰败与终结的数据截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混入我每日播放的假信号里。
它成了我死亡乐章里最悲怆，也最真实的一个音符。
然后，我开始等待。
等待那四十八小时一次的“真实性校验”。
根据金手指的计算，肾上腺素的注入时间点，误差不会超过五秒。
我需要的，就是在这五秒之内，完成我的反向欺骗。
我从姥爷的旧病历里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癫痫。
不是真正的癫痫，而是一种由特定药物引发的，在脑电波上呈现为“癫痫样”的神经崩溃信号。
这种信号的特征是短暂、剧烈、混乱，紧接着是长时间的平直线，代表着神经元的彻底衰竭。
这在他们看来，只会是残留药物与肾上腺素产生了不可预知的化学反应，最终导致了神经系统的彻底崩盘。
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被外力摧毁的“死亡”。
那一晚，我能想象到阿九在监控屏幕前看到的景象。
代表着“LwZ-07”的生命曲线，在某个瞬间突兀地爆起一团杂乱无章的毛刺，像被投入火中的干柴，疯狂燃烧了最后几秒，然后“啪”地一下，彻底熄灭，归于永恒的水平。
监控终端上弹出的分析报告冰冷而客观：“LwZ-07出现不可逆脑损伤，生理活性极低，建议转入长期封存。”
我甚至能感觉到阿九的目光，穿透了屏幕，落在我这具“尸体”上。
他盯着那条平直的线，很久，很久，却没有在那份封存签批单上落下名字。
他还在怀疑什么？
答案很快就来了，以一种我最不愿意见到的方式。
那天下午，供销社的门缝里被塞进了一张小纸条，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一角。
我捡起来，上面是小石头歪歪扭扭的字迹：“林姐姐，他们要叫醒你。”
叫醒？我已经“死”了，怎么叫醒？
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熟悉的冰冷感从脊椎骨蔓延开来，像蛇沿着骨缝缓缓爬升。
小石头喜欢去村西头的废弃殡仪馆玩捉迷藏，那里是孙会计的地盘。
孙会计，阿九最信任的执行人之一。
几乎是瞬间，金手指捕捉到了我脑海中一闪而过的、与“叫醒”相关的记忆碎片——一段声音。
我立刻明白了。
他们要用的，不是电击，不是药物，而是比这些更残忍的东西。
当晚，金手指的监听网络里，捕捉到了一段微弱的信号校验。
孙会计在和阿九通话：“阿九哥，LwZ-07的‘哭声诱饵’已经准备好了，是她妈去年在县医院住院时候的录音。最清晰的一段。”
我的瞳孔骤然缩紧。
血液仿佛在刹那间冻结了，指尖泛起一阵麻木，耳膜内嗡鸣不止，像有无数细针在颅骨内轻轻敲打。
他们要用我最深的恐惧，最痛的记忆，像一把钩子，把我从伪装的死亡深渊里，硬生生地拽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恐惧是他们的武器，那么我就必须成为驾驭恐惧的主人。
我重新躺回床上，闭上眼睛，开始练习一种全新的反应模式——“被唤醒后的呆滞反应”。
眼神必须是涣散的，仿佛灵魂还没有完全回到这具躯壳里。
嘴角要微微地颤抖，不是因为悲伤，而是一种神经末梢不受控制的抽搐。
最关键的是我的左手。
我要让手指无意识地、反复地抓挠左腕的内侧——那里有一道浅浅的旧疤，童年噩梦后留下的印记。
这个动作，连我自己都快忘了，但它一定记录在组织的心理评估档案里。
我要把这个最真实的“我”，当成表演的道具。
三天后，孙会计来了。
他提着一个银色的手提箱，以“例行检测”的名义。
供销社的小屋昏暗潮湿，墙角结着蛛网，空气中漂浮着铁锈与陈年木头腐朽的气息。
我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得像风中的游丝，胸口几乎看不出起伏。
他没有多余的话，熟练地打开设备，金属箱盖弹开时发出“咔”的一声轻响，注射器针头在昏黄灯光下泛着冷光。
他将一支针剂推进了早已埋设好的静脉通路里。
是肾上腺素。
我的金手指早已精确预判了药剂的剂量和起效时间。
就在药物即将触及心脏，引发本能反应的前一秒，我主动释放了早已准备好的“癫痫样脑波”信号。
同时，我控制着全身的肌肉，进入一种瞬间的强直状态。
四肢僵硬如冻土中的枯枝，牙关紧咬，下颌骨传来细微的咯咯声。
这是死亡前最后的痉挛。
孙会计显然被屏幕上那瞬间的爆裂和随后的死寂所震慑。
他俯下身，用微型手电检查我的瞳孔。
光束刺入我的眼睛，视网膜上炸开一片白炽的光斑，但我没有丝毫反应。
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巧的播放器，凑到我的耳边。
“晚晚……妈妈疼……”
是我母亲的声音。
虚弱，痛苦，混杂着压抑的哭泣。
那声音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刺进我的耳膜，直抵灵魂深处。
我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几乎要停止跳动。
我的左手，我的左手克制不住地想要抬起，去抓挠手腕上那个能带给我一丝慰藉的地方。
不。不能动。
我用尽全部的意志力，将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记忆，所有的痛苦，都死死地钉在原地。
播放器里的声音只响了半秒，就被孙会计关掉了。
他观察着我，足足有半分钟。
我的脸依旧松弛，眼神依旧空洞，那只企图抬起的左手，也安分地躺在身侧。
他终于点了点头，在手里的便携设备上记录着什么：“无意识残留，生理反应消失，符合深度封存标准。”
在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他背对着我，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低声说：“别怪我，我也想活着。”
我的眼皮纹丝未动，但我在心里回答他：“我知道。”
门被关上，脚步声远去。
我缓缓地睁开眼睛，天花板在视野里模糊成一片苍白。
我抬起手，指尖冰冷得像没有生命的石头。
我成功了，我骗过了他们最残忍的测试。
可为什么，我的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只剩下呼啸而过的风声。
顾昭亭走进来，把一块温热的毛巾递给我。
我没有接，而是突然蜷缩起来，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膝盖，身体开始无法控制地微微抽搐。
我模仿着曾经见过的，那个叫小满的“模型”被眼罩束缚时的姿态，声音轻得像一句梦呓：
“我是不是……也开始像个模型了？”
话音未落，屋外，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咳嗽声。
短、短、长，然后是突兀的停顿。
这是阿九手下的联络暗号，我早已烂熟于心。
可这一次，声音传来的方向不对。
不是村口，也不是阿九他们固定的几个监控点。
是从村东头传来的。
我猛地抬起头，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被重新点燃。
村东头，那是张婆婆家的方向。
而张婆婆，就在昨天，她提着一篮子鸡蛋站在我的门口，浑浊的眼睛盯着我，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丫头，你这双眼睛里，没有老气。”
窗外，月光惨白得没有一丝温度，静静地洒在供销社的屋檐上。
我感觉那月光就像一道追光，随时会精准地打亮一个正在废墟里，努力学会如何“死”去的活人。
而那个咳嗽声，像一把钥匙，正在打开一扇我从未预料到的，通往更深黑暗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