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鬼节，被我生生扭转为一场献给大地的庆典。
此刻，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我才真正看见它的模样——整个关中平原仿佛被点燃。
我踏着石阶登上咸阳宫最高的望楼，凭栏远眺。
视线所及，村庄的屋顶、打谷的空场，铺满了切成薄片的火薯干。
阳光泼洒而下，那一片片金黄在露珠蒸腾中闪烁跳动，像无数细碎的金箔在风中翻卷；空气里弥漫着微甜的焦香，那是薯干在热气中缓慢脱水的气息。
指尖触到冰凉的女儿墙，石面沁出夜露的湿意，而远处人声隐约传来，是农妇拍打席子的“啪啪”声，混着孩童追逐嬉笑的清脆呼喊。
苏禾呈上的情报一卷卷展开，竹简边缘还带着驿站快马奔袭后的尘土味。
上面的字迹因激动而略显潦草，墨痕在麻纸上微微晕开。
“君上，十七县，三百余村，皆已‘晒薯立誓’！”
“各村拼出的字样不同，有‘顺生’，有‘天佑大秦’，还有……”苏禾的声音顿了顿，抬起头，那张素来清冷的脸上，竟也染上了几分暖意，“最多的，是‘谢姜娘子’四个字。”
我的目光越过层层叠叠的金色屋脊，落在村口夯土墙上——几个歪斜的炭笔字跃入眼帘：“深耕、密植、除草……”原来更有意思的是那些蒙学的孩童。
他们似乎把这一切当成了一场盛大的游戏，赤脚踩在晒得发烫的地面上，用烧剩的炭条，在石桥桥墩上、在祠堂外壁间，一笔一划地写着“五务口诀”。
指尖划过粗糙墙面时留下的黑痕，像是土地自己长出的文字。
有行商路过，蹲下身细细端详，掏出随身携带的薄纸与松烟墨块，轻轻拓印下来，纸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如同春蚕食叶。
知识，正以一种最原始、最生动的方式，从庙堂之上，流向田埂垄间。
当晚，我带着一卷拓片求见嬴政。
他刚处理完政务，正捏着眉心，烛火映照下，面容透着一股玉石般的疲惫，但那双眼睛，在看到我时，瞬间亮了起来。
“又带了什么新鲜物事来？”他唇角微勾，接过了我手中的纸卷。
那是一张粗糙的麻纸，上面印着一个七岁孩童用炭条写下的“轮作图”三个字，笔画稚嫩，却力道十足，像三棵扎根在土地里的小树，每一笔都带着泥土的重量与生命的倔强。
“陛下，臣请立《农政石经》。”我语声平稳，却掷地有声。
嬴政抬起眼，眸中闪过一丝诧异。
我接着说道：“此石经，不刻《诗》《书》，不录《礼》《易》。只刻三样东西：一是‘轮作图’‘沤肥法’‘火薯育苗十二步’这样的实用农术；二是各县农官上报的土壤、气候、产量实录；三是……”我顿了顿，将那张拓片推到他面前，“……由我稷下学宫幼蒙科的学生，执笔初稿。”
“以童子之言，勒石为经？”
开口的是匆匆赶来的李斯。
他显然是听到了风声，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忧虑，“大司成，此举不合先王之道，恐惹天下儒生非议啊！若百家私议皆可为经，则朝廷诏令何以尊？官方典籍之权威，岂不荡然无存？”
我没有看他，只是注视着嬴政，目光灼灼：“敢问丞相，先王之道为何？是让百姓在宗祠里饿着肚子歌颂尧舜，还是让他们在田埂上唱着俚俗的歌谣吃饱饭？”
我一字一句道：“若仓廪实、黎民安，便是这天地间最大的‘道’！至于非议？一个吃饱了饭的农夫，他的声音，远比一百个饿着肚子的儒生，要响亮得多！”
李斯被我噎得哑口无言，嘴唇翕动，终究未能再言。
嬴政沉默良久，修长的手指在案几上轻轻叩击，发出“笃、笃”的声响，像是在敲打着一个时代的脉搏。
窗外忽传来一阵稚嫩诵读声，断断续续：“奶奶说这是姜娘子教的好……”嬴政闻言一怔，眸光渐亮，仿佛窥见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可能。
终于，他提起朱笔，在那份拓片背后，写下一个硕大的“可”字。
写完，他却未停笔，又以不容置喙的力道，在下面加了一行小字：
“另加一条：凡入石经之文，署名必列‘某地某童某年某月书’。”
诏令下达，咸阳震动。
第一批石碑，就在咸阳南门外的开阔地上公开雕刻。
工匠们接到第一份内容时，全都愣住了——不是什么微言大义，而是一首来自柳树沟八岁女童所写的《我家种薯歌》：
“春挖沟，夏盖草，秋收薯，冬藏宝；奶奶说这是姜娘子教的好！”
少府令面露难色，请示是否润色。
我尚未答话，一道玄色身影已拂开人群而来。
“就刻这个。”嬴政立于青石之前，手指抚过那稚拙字迹，冷然道：“一字不改。朕要让千年之后的人挖出这块石头时，清清楚楚地知道，大秦的新道，是从一个娃娃的嘴里唱出来的！”
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观摩。
他们不敢靠近，只远远站着，伸长脖子看铁凿落下，火星四溅，石屑如雪纷飞。
耳边是“叮——叮——”的敲击声，节奏坚定，如同大地的心跳。
人群中，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农用粗糙的手揉着眼睛，喃喃自语：“那……那上面刻的，是我孙女写的字……俺们庄稼人的娃，写的字……也能上碑了？”浑浊泪水滚落，砸进脚下的黄土，洇开一圈深色印记。
石经初立，墨鸢又带来惊喜。
她从工部作坊走出，身上沾着机油与松香混合的气息，眼神却亮得惊人：“石经固定，传播太慢。我们可以做‘活字农报’。”
她摊开图纸：“先有匠人尝以陶字排版，虽易碎却启我思路。今我以锡合金翻铸，辅以松脂固版，纸则用秸秆树皮打浆，成本极低。每月一期，内容由幼蒙科学生遴选撰写，专讲种植、天气、评说新政。”
我大喜过望，当即命轲生组建“童子编辑部”。
第一期《活字农报》刊头语出自赵小石头之手：“大人们总说我们不懂。可我们种的地，结的薯，是真的！我们看见的丰收，也是真的！”
这份薄薄却沉甸甸的报纸，随官驿文书同行，由县学童生抄录张贴于村口。
三月后，北地守将奏报，已有归附部落仿刻图示用于耕作指导。
那幅“轮作图”本就无字，只绘春播秋收之序，配以孩童执锄插薯之形，译者稍加解释，牧民便能通晓。
月末深夜，苏禾如鬼魅现身书房，急报传来：“巡夜的信风使在南门工地截获盗贼，正欲毁碑。”
“审问了么？”我头也不抬。
“不必审。”她语气讥诮，“那人被抓时跪地痛哭，反复念叨：‘我家三代博士，耗尽心血，写的字都没能上过一面宫墙……凭什么！让泥腿子娃娃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万世传颂！’”
我停笔，墨滴在纸上晕开一个黑点。
我没有愤怒，反而笑了。
这才是真正的恐惧——我摧毁的不是他们的权力，而是那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壁垒。
“不必关押。”我淡淡吩咐，“把那块差点被毁的石板，现在就给我立起来，就立在启明书院门口。”
我抬眼望向窗外沉沉夜色，声音带寒：“并在碑旁加刻一行小字：‘此字有根，生于泥土，长于民心。’”
夜深人静，我独自伫立在新立的石碑前。
墨迹未干，在清冷月光下泛着幽蓝光泽。
晚风穿过这片即将成为碑林的空地，呜呜作响，像是古老灵魂的叹息，又似新生时代的呼吸。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稚嫩而清晰的诵读声，断断续续，却无比坚定：
“春挖沟……夏盖草……秋收薯……冬藏宝……”
我闭上眼，任那声音渗入骨髓。
原来变革不只是铁凿落石的声音，更是千万孩童口中传唱的歌谣。
就在我几乎融入这片寂静之时，衣袂轻响。
苏禾悄然现身，递来一封密信，蜡封尚带夜露寒意。
“君上，”她低声道，“关中各地《农政石经》已立碑三十七处。那些世家大族……终于坐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