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头那口老井，打我太爷爷那辈就枯了。井口用青石垒着，上面压着块厚重石板，只留了道能落孩子的缝。老辈人说，那井邪性，民国三年大旱，村里人淘井，淘出的不是水，是半井筒子的白骨，有人的，也有说不清是啥畜生的。
那年我八岁，浑名小海，皮得像只没笼头的马。七月中旬那天，我溜达到井边，拾起几块碎石子，顺着缝隙往井里扔。前两颗落下，只有闷闷的回响。第三颗脱手，井底却传来一阵清脆的“咔嚓”声，像是砸碎了满地的玻璃。
鬼使神差地，我扒着石板缝，把脑袋使劲往里探。
这一看，我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枯井不知何时竟满了水，水面平得像面镜子，映着的却不是我这张淌着黑汗的脸。水里头，一个穿着靛蓝古式短褂、面色惨白的男孩，正仰头看着我。他瘦得脱相，一双眼睛大得吓人，黑洞洞地没了神采。最瘆人的是，他见着我，嘴角慢慢扯开，露出一个僵硬的笑，然后抬起那只枯瘦的手，一下一下地向我招手。
我吓得魂飞魄散，想往后缩，脖子却像被无数只看不见的手死死按住，动弹不得。一股冰凉的寒气顺着井口扑面而来，裹着一种说不清的、像是老旧箱笼和湿泥土混合的怪味。那井水里的影子越来越清晰，我甚至能看见他衣襟上暗色的纹路。他的嘴唇没动，我却清清楚楚听见一个声音钻进了脑子：
“来呀…回家…”
我半个身子都被那股力量往井里拖，井里那水，看着清亮，却猛地翻涌起黑乎乎的水草，像是无数扭动的手臂，向上伸张。就在我脚尖快要离地的当口，后衣领子被一只粗糙大手猛地揪住，一股巨力把我硬生生拽了回来，重重摔在滚烫的地面上。
“作死啊！小兔崽子！”
我爹一张脸煞白，也不知是气的还是吓的，抬手想抽我，巴掌扬到半空，看着我这失魂落魄的样儿，又硬生生收了回去，只一把将我拎起来，夹在腋下，脚步生风地往家赶。
当天夜里，我就起了高烧，浑身烫得像块火炭，嘴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
“井里…井里有个家…”
我娘信些神神鬼鬼，连夜去求了村西头的五奶奶。五奶奶九十多了，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年轻时跳过大神，也懂些草药。她拄着拐棍来了，看了看我涣散的瞳孔，又摸了摸我滚烫的额头，叹了口气：“怕是冲撞了‘井里的那位’了。”
她让我娘找来一只白碗，盛满清水，又取了三根筷子，立在碗中。她嘴里念念有词，顺着筷子头缓缓浇水。说也奇怪，那三根筷子，竟颤巍巍地，自己站在了水碗中央。
“瞧见了？是‘它’。”五奶奶浑浊的老眼看了看我爹娘，“这东西有些年头了，怨气不散，是看上海娃子了。”
我爹是村里的会计，读过几年书，本不信这些，可眼前这景象和我的模样，由不得他不信。他闷着头，递上一包烟卷：“五奶奶，您给想个法子。”
五奶奶用艾草蘸着清水，在我头上、身上拍打，又画了几道符，烧了灰混在凉开水里给我灌下去。嘴里念叨着：“不管是哪路仙家，苦主还是个孩子，高抬贵手，缺啥短啥，言语一声，俺们后辈给您置办…”
或许是草药起了效，也或许是心理作用，后半夜我睡得沉了些，可梦魇一个接一个。梦里，我总站在那口井边，井水里那个白脸男孩就站在我身边，指着井下说：“你看，那就是咱家。”井水深处，隐隐约约能看到青砖黑瓦的屋檐，还有昏暗的灯火。
第二天，我爹去了乡里文化站，翻了一下午泛黄的旧县志。傍晚回来时，脸色比锅底还黑。他把我娘拉到外屋，压低声音说话，我支棱着耳朵，断断续续听到几句。
“……光绪年间…大旱…易子而食…李姓人家的小子…掉井里了…没捞…”
我娘倒吸一口冷气。
我烧得迷迷糊糊，心里却像明镜一样。井里那个男孩，他叫李望生？他不是吓我，他是太孤单了。那井底下的“家”，是他残存的念想，也是他冰冷的囚笼。我好像能感觉到他泡在冰冷井水里的滋味，能感觉到他日复一日仰头望着那一方井口天空的渴望。这念头一起，我对他，竟没那么怕了，反倒生出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难过。
病拖拖拉拉十来天，我才勉强能下炕。人瘦了一圈，眼神也呆滞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疯跑，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望着村头老井的方向发呆。村里孩子们见了我都躲着走，大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小海这娃，魂儿让井鬼勾去一半了。
期间，村里几个老人合计着，请人来做了场法事，又在井边烧了不少纸钱元宝。但我知道，没用。夜里我依然能听见那若有若无的召唤，像一根冰冷的丝线，缠在我的心上。
转机出在那年秋末。村里要修路，规划路线正好经过那口老井。施工队开来，几个壮小伙用撬杠吭哧吭哧挪开了井口的石板，准备用土石把它填平。
我也跑去围观，挤在大人腿缝里朝里看。井口大开，阳光照进去，能看见井壁上墨绿的苔藓和几丛枯草。井底是干涸的，只有些落叶和淤泥，哪有什么清亮如镜的水。
就在第一锹土将要落下时，村里那个有点癔症、时常自言自语的放牛光棍陈老歪，突然冲了过来，扑到井边，指着井底怪叫：“娃娃！穿蓝褂子的娃娃！蹲在那儿哭哩！”
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准备填井的人，手都僵在了半空。一股无形的寒意顺着每个人的脊梁骨往上爬。
施工队长是个不信邪的愣头青，骂了句脏话，夺过铁锹就要继续干。我爹猛地冲上前，一把按住他的手。
“等等！”
我爹脸色铁青，额头青筋暴起。他看看那幽深的井口，又看看呆立在一旁、脸色苍白的我，眼神里挣扎着恐惧、无奈，还有一种下定决心的狠劲。他或许不信井底有鬼，但他信他儿子差点死在这口井里，信这井牵扯着村里几十年的风言风语和眼下这让人头皮发麻的诡异。
“这井…不能这么填。”我爹的声音干涩，“得先‘送’。”
最终，村里听从了我爹和几个老人的意见。没有大张旗鼓的法事，怕影响不好。只是在一个月圆之夜，我爹、五奶奶，还有几个胆大的本家叔伯，带着香烛纸马、一叠用彩纸剪的小衣裳、还有几样果品点心，再次来到井边。
五奶奶让我远远站着。她自己在井边点燃香烛，把纸衣和纸钱慢慢烧化，灰烬打着旋儿往井里落。她苍老的声音在夜风里飘忽不定，像是在叮嘱，又像是在送别：
“走吧…走吧…苦处受了，就别缠磨活人了…找个好人家，好好托生去…”
我爹把点心和一件我小时候穿的旧蓝布褂子，轻轻放在了井沿边。
那晚的风特别大，吹得火焰明灭不定。在纸钱将尽未尽时，我似乎看到井口深处，有一点微弱的蓝光闪了一下，像夏夜的萤火，旋即熄灭。同时，我心头那根缠绕多日的冰冷丝线，啪地一声，断了。浑身一轻，一直浑浑噩噩的脑子，也瞬间清明起来。
自那以后，那口井被彻底填平，上面铺了青石，成了村路的一部分。我再经过那里时，再也没有那种心悸的感觉。
许多年过去了，我离开了那个村庄，在城市里读书、工作。但那口井，那个叫李望生的男孩，成了我心底一个隐秘的印记。我查过更多资料，推测他大约是光绪三年那场席卷华北的大旱灾中，无数被牺牲的卑微生命之一。他的“家”，或许是他跌落前最后记忆的残影，被无尽的怨念和孤独，禁锢在了那口冰冷的井里。
前年夏天，我带着女儿回老家看望父母。车子驶入村口，经过那段用青石铺就的路面时，三岁的女儿突然指着窗外，奶声奶气地说：
“爸爸，你看，井边有个穿蓝衣服的小哥哥，他在对我笑呢。”
我猛地一脚刹车，惊出一身冷汗，倏然回头。
车窗外，夕阳把青石路面染得一片金黄，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晚风穿过白杨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消散在久远的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