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将一份截然不同的财政简报呈送御前时,连素来沉稳的首辅李标,指尖都微微有些颤抖。
简报上赫然写着:因江南盐税、漕运整顿初见成效,加之抄没巨额赃银入库,去岁以来,原每年需额外加征以填补的六七百万两“辽饷”、“剿饷”窟窿,已不复存在。
这个消息,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霖,瞬间浸润了紫禁城干燥的空气,更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朝野。
那压得整个帝国喘不过气来的财政大山,竟真的被撬动了一角!
朝会之上,氛围为之一新。以往那种因缺饷而引发的焦躁、相互攻讦和绝望情绪,明显淡去了许多。官员们奏事的声音似乎都响亮了几分。
首辅李标趁热打铁,提出了一系列过去因“囊中羞涩”而不敢轻议的举措:
“陛下,太后!如今饷压力稍解,正当稳固根基,与民休息。
臣请旨,减免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受战火波及最重地区今明两年三成税赋,招引流民返乡复业,此乃培植元气之根本!”
“再者,各地官学、驿站多年失修,河道淤塞亟待疏浚,此等关乎文教、交通、水利之要务,亦当拨付专款,逐步恢复。”
这些提议,若是放在一年前,必会引来“空耗国帑”、“不切实际”的抨击。但此刻,在实实在在的白银支撑下,反对的声音微弱了许多。
大部分官员,哪怕是曾经的反对派,也清楚知道,让百姓喘口气,让国家机器恢复基本运转,是维系统治的必需。
然而,暗礁依旧存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触动原有的格局。
减免税赋,意味着地方官府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胥吏的“灰色”空间被压缩,难免引发新的阳奉阴违。
拨款兴修水利、官学,则成了新的肥差,朝中各派系、地方各级官员,已然开始为争夺这些工程的主导权和款项分配,展开了新的、更为隐蔽的博弈。
财政压力的减轻,对九边军镇而言,感受最为直接和深刻。
大同镇副总兵马科,第一次不再为麾下儿郎的肚皮发愁。朝廷拨付的粮饷虽仍不算丰厚,却已能按时足额发放。
他站在新修缮的城墙垛口,望着远方,对身边的亲信感慨道:“以前,老子天天琢磨的是怎么不让兄弟们饿死,怎么从牙缝里省出点钱来修修补补。
现在……总算能想想,怎么让弟兄们吃得好一点,装备更精良一些,怎么才能真刀真枪地跟鞑子干上一场了!”
这种心态的转变,是颠覆性的。边军将士们从挣扎求生的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强军”的希望。
虽然合格的兵员补充依旧困难,战马、精良器械依旧短缺,但至少,他们可以开始系统地训练,可以着手修复那些至关重要的烽燧、堡寨,可以储备更多的守城器械和粮草。
士气,这种用钱买不来,却又极度依赖钱粮的东西,正在缓慢而坚定地回升。
蓟镇、宣府等地情况类似。新任的将领们利用相对充裕的饷银,一方面整顿军纪,淘汰老弱,加强操练;
另一方面,开始小规模地招募当地流民青壮充实行伍,并设法通过走私等隐秘渠道,换取一些急需的物资。
边关的防线,正在从一片片残破的碎片,艰难地重新拼接起来。
对于陆铮直接掌控的忠武军,财政好转意味着可以更加专注于质量的提升,而非数量的扩张。
扩军的步伐并未停止,但重点转向了“精”。周遇吉和曹文诏开始着手建立更严格的选拔和淘汰机制,确保新募兵员的质量。
更多的资源被投入到火器改良、骑兵训练和军官培养上。
陆铮甚至批准了一项耗资不菲的计划——在忠武军中设立“教导营”,从各营抽调最优秀的苗子。
进行为期半年的高强度、跨兵种轮训,学习战术指挥、地形勘测、工事构筑乃至简单的文化知识,旨在培养未来的基层军官骨干。这是他对这支军队寄予的长远厚望。
江南
而在风暴中心的江南,林汝元的压力并未因财政好转而减轻,反而更加微妙。朝廷不再极度依赖江南的“输血”。
使得他在与地方势力博弈时,少了一份“投鼠忌器”的顾虑,但也让对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纯粹的经济挟制已然失效。
徐允爵等人的反扑变得更加不择手段。除了继续操控舆论,他们开始利用其深厚的乡谊、宗族网络,在更基层的层面制造麻烦。
清丈田亩的胥吏被殴打,支持新政的小地主被孤立,甚至暗中资助一些水匪湖寇,在漕运沿线和水网地带制造事端,将治安问题归咎于林汝元的“苛政”扰乱了地方秩序。
林汝元对此心知肚明,他采取了更灵活的策略。对于基层的骚乱,他依靠韩猛等新掌控的卫所力量和忠武军支援,进行果断弹压,毫不手软。
对于士林的攻击,他则加大公开透明力度,将更多非核心的贪腐证据公之于众,让百姓看清谁是真正的“民贼”。
同时,他加紧了对徐允爵、魏国公等人核心罪证的搜集,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
财政压力的骤然减轻,如同给垂危的病人撤掉了最沉重的呼吸机,让帝国得以喘息,看到了生的希望。
然而,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躯体上的沉疴旧疾——腐败的官僚体系、废弛的边防、尖锐的社会矛盾、虎视眈眈的内外之敌——并未根除。
陆铮和李标等人,试图利用这难得的喘息之机,推行新政,稳固根基。
……